战后

战斗刚结束时的状况跟当时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两样。屠杀很少被任意实行。在推崇克制和仁爱的风气下，即使战争中也是如此，史书很可能略去了对不必要杀戮的记载，所以很难说是战后的杀戮真的很少，还是史书里删去了杀戮的史事。战后的杀戮肯定是有的，至少有一些仪式性的杀戮。“衅鼓”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词。衅鼓要用人血，可能取自战死的人，更可能取自战后杀掉的俘虏。战后用真人做祭品也是有记载的（《左传·昭公十年》），这种例子大多来自鲁国（《春秋》就是鲁国的史书，而鲁国又是孔子的故乡，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道德楷模），但《左传》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此举的。割去左耳象征着将战俘降服或者变为阶下囚，也可能是用来计算杀敌数量的手段。战胜后通常要享用战利品，通常是大吃“三日”。“三日”可能只是形容缴获之多的套话，大部分战利品要就地吃掉。22

楚王在邲之战之后的言行的记录，大概是最使人惊讶和引人思考的道德塑造的表现。他拒绝用晋军的尸首筑立京观，并引用《诗经》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不能确定自己的对错，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臣事周天子）、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楚王认为自己七德一条也不占。对于一个军事家来说，追求这七种道德是矛盾的，就像用战争来终结战争。楚王的这番表述尤为奇怪，因为楚国向来没有谨守礼仪的名声，一直被视为半野蛮的国家。

而且，在《左传》邲之战的上下文中，楚国把各种高尚的德操展示了一遍，我们不由得再次怀疑，楚国到底是因为拥有这些品质才赢得了应有的胜利，还是赢得了胜利之后有人才裁剪史书，使得军事的胜利看上去像是道德的胜利？对于晋国，这种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因为《左传》对晋国的评价总体较高。然而，《左传》对战胜者楚国德行的褒奖如此突兀，提醒了我们要对《左传》道德上的偏见保持警惕。先秦史学家不能设想——或者不能承认自己设想，一位没有道德君主率领一个只有武力而没有道德的国家，可以获得大胜。而君主和将领们对此则不会大惊小怪。但是至少在史书里，每一个获胜者都要在战前、战中、战后展示正确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上文已经提到，在邲之战的预备阶段，晋国的大夫就已经对晋国的道德做出了负面评价。

在个人层面，受褒奖之后，不用非要摆出谦逊的姿态。“既战，简子曰：‘吾伏弢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邮良曰：‘我两靷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驾而乘材，两靷皆绝。 ”（战斗结束后，赵简子说：“我伏在弓箭袋上吐了血，而鼓音不衰，今天我的功劳最大。”卫太子说：“我在车上救了您，又击退了敌人，我是最棒的车右。”邮良说：“今天两根皮缰绳都快断了，还是能停住车，我是最厉害的驭手！”车向前走着，皮缰绳挂上了树枝，全断了。见《左传·哀公二年》）除了自夸，这段文字呈现了有趣而精确的对应楚国行为的副本。这种一一对应又让我们精神紧张，我们到底是在处理事实还是一些被重新拼接排列的文学作品？

对比两场重要的战役，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这些礼仪和道德行为的模式。这两场战役相隔四百多年，一场是城濮之战（前632年），此役晋文公击败楚国；第二场是井陉之战（前205年），此役韩信率军打败赵国军队。两场战役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在传世文献中被浓墨重彩地书写，分别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和《史记·淮阴侯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