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

这场战役要放在两大集团长期对抗的大背景下考察。一个集团以晋国为首，其成员国是更为中原化的国家；另一个集团以楚国为首，其成员多是非中原的各南方国家。城濮之战是双方的第一场大会战。

结盟

结交和维持盟国是战争外交准备的重头戏。晋楚争霸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两个大国和夹在其间的各个中原小国之间分合无常。地缘远近无疑是首要因素。申国和息国参加了城濮之战，两国是楚国的老牌卫星国，其军队非常好地融入了楚军；陈国和蔡国毗连楚国，也是其坚定盟友。估计楚方三分之一的兵力都是这些盟军提供的。晋文公敏锐地察觉到，这正是楚军的命门所在。徐国也因为地缘相近，成为楚的盟国。卫国和曹国则明显是临时加入楚国一方的；鲁国也与楚结盟，鲁国公族率领军队保护卫国。宋国和齐国则受晋国的保护。通常来说，最先进攻的目标，就是离自己最近的敌方盟国：在城濮之战中，楚国及其盟国攻宋，晋则攻曹、卫。像卫国这样，远离自己的“大哥”，却与“大哥”的对手相距很近，便非常容易遭到攻击。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力量平衡，无非靠以下两种办法维持：一是不断的背叛和结盟，二是国家势力的消长。判断消长，就看一方敢深入与主要对手之间的缓冲区多远。

主帅

争霸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双方君主的道德人格。中国的史家向来看重天命与功过，他们修史总是遵循道德主义，对战史的记述也是为了证明战胜者实至名归。就城濮之战而言，我们应当注意到《左传》对重耳的流亡生涯的完整记述。重耳流亡国外十九年，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晋文公。23《左传》似乎想要告诉读者，一个真正尽职的谋臣可以为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主公做许多事。重耳有一个特别厉害之处，就是能让许多人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成全他。在这些人的指引下，重耳才开始产生对自己天命的幻想。重耳变成晋文公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完全符合儒家理想的虚怀纳谏的君主。晋文公的形象非常模糊，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对中国历史名人的个人情况往往知之甚少。城濮之战中，几乎唯一有关他个人经历的记载是，他曾经一时兴起答应楚王——可能是他没忘，也可能是别人提醒之后记起来了——如果他的军队和楚军对阵，他会“退避三舍”。

《左传》也描写了楚军统帅子玉的个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击垮晋文公抱着偏执甚至狂热的态度，这种一维的、毫无来由的恶意，就像《奥德赛》中的埃古（Iago）一样。唯一赞许子玉的大概只有晋文公本人，他说这些话是在子玉去世之后。蒍贾评价子玉“刚而无礼”，并且预见楚军在他的指挥下必败。子文急于把位置让给子玉，似乎是因为惧怕他。《左传》在城濮之战后插入了一段文字，可疑却透露真情。这件事发生在战前，子玉有“琼弁玉缨”，河神托梦给他，如果他能将琼弁献给河神，河神将赐给他“孟诸之麋”。24子玉用非常理性的话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拒绝巴结河神：“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这是地道的儒家思想，不像一个偏执、狂热的半野蛮的楚国人说的话，而随后，晋文公说这才是子玉的真实面目。他批评子玉的继任者“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明确地表示子玉的接班人在这些重要方面是不如子玉的。

怎样让人民做好战争的准备？《左传》中，这个问题通过晋文公和子犯的对话表现出来，谈话还涉及征伐、正礼、狩猎。文公选择了一名主帅，然而此人据说只擅长学问25——由此我们可以知晓，先秦人认为自己应该怎样思考战争，或者应该表现出怎样思考战争。虽然《左传》中对子犯的描述极其程式化，但我们依然可以相信《左传》的记载，晋国练兵的方式就是狩猎和征讨小邦，顺便还能解决一些政治问题。

有些人头脑简单、脾气急躁，如何利用这一点让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作用？对此《左传》有现实主义的解答。晋文公的车右魏犫，因为觉得得到的褒奖不够，怒而违命，在战斗中负伤。文公探询他伤势如何，见他身体并无大碍，就把他从车右的位置上撤换下来，同时斩首了与他一起违命的人，以立威。

占据有利位置

敌对的两军进入战场之前，需要先抢夺道德制高点。当年晋文公还是重耳时流亡到楚国，子玉就劝楚王杀掉他；城濮之战时，子玉依然是晋文公的死敌。楚王认为晋国没有道德瑕疵，晋国士气正旺，政治清明，没有可乘之机。子玉又抛出了个人的理由：“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楚王很不高兴，但也不想过分约束自己的令尹，于是交给他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这是个愚蠢的行为，既没有阻止他出兵的决心，也没有给予他获胜的力量。子玉率领着这支队伍向晋文公发出了挑战。晋国谋臣就此展开了反复辩论。晋军退避三舍，而楚军还在喧嚣挑衅。至此，一战已经难免，而晋军已在道德上占据了有利的位置。

第二阶段才是占据地理上的有利位置。《左传》并没有明白提到晋文公挑选了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扎营。在地形平坦的华北平原，起伏不大，但是小小的差异就会对军事造成很大影响。晋文公应该有足够时间选择一个有利地形。如果《左传》所说的“次”果真是宿营两夜以上，那么晋军在这里至少宿营两夜。26理论上讲，到达城濮多少有一点仪式性的目的，而不是单纯地选择一个军事上的有利地形。这意味着晋文公退避三舍，已经履行了对楚王的诺言，打起仗来可以甩开思想包袱，虽然他的臣下还要帮他扫除疑虑。

在城濮宿营之后，晋文公偶尔听到了军中唱的一首歌，他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不好的预兆，而子犯则必须找到有利的解释。因为楚国曾经帮助过晋文公，所以晋文公一直感到非常苦恼。栾贞子以家族忠诚劝说文公：楚国已经灭亡了汉阳诸姬，还剩晋国一家。文公做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噩梦，而子犯又从中找到了吉兆。

最后是应战。这一情景为后世反复引述，楚国使者优雅而轻松地邀请开战：“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我请求与您的武士比试比试，您站在车上看。”）晋文公回答：“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麻烦您告诉贵方将士，照顾好你们的战车，谨慎地侍奉楚王，明日破晓，不见不散！”）

战斗和余波

《左传》对具体的战斗情形描写得十分简略，一共只用了167字，这是其简约风格的又一个例子。描写当然不详尽。战斗中的一些关键情节没有特别提到，但可以从话中推测出来。下文中我复原战役过程时，会把推测出来的情节用楷体字表示。27

这场战役加入了晋军两翼的进攻。楚的同盟陈、蔡的军队组成楚军的右翼，晋军的左翼进攻陈、蔡联军，势如破竹。28晋的左军（或称下军）就成为中坚力量，扎进楚国的中军，一面防止它进攻晋方的中军，一方面防止它援救楚军左翼。因为在两种情况下，晋军的下军都可以从侧翼或后方攻击它。

晋军的右军（或称上军）由狐毛和狐偃指挥，这支兵马在整盘棋中的作用只是诱敌。战斗开始前，晋国的最高指挥部已经将战略分为三个部分，同时晋文公已经将其解释给几名指挥官，当上军到了可能产生伤亡的地步时（有可能就是进入弓箭射程之内时），他们掉头就跑。上军有两面大旗，表明晋国的主帅文公就在其中。同时，栾枝的战车布置在中军和上军之间，扫过正在撤退的上军尾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车过之处尘土蔽天，楚军看不清狐毛和狐偃的军队正在扬尘的掩护下重新整队，调过头来。

子西指挥楚国左军，该军由申、息两国征调来的士兵组成，申、息和陈、蔡一样，也是楚国的与国，但是加入楚方的历史更久，与楚军的融合更深入，也更受楚国的信任。当他们迫近晋军战线时，一支精锐的人马从晋中军杀出，他们是文公的近卫军——“公族”，都是公族子弟或者流亡时与他共患难的忠臣子弟，由原轸和郤溱指挥，突入楚军右翼；同时，晋中军余下的人马按兵不动，与楚中军对峙，有效地支持了胥臣指挥的晋下军的行动。此时，附近沼泽中刮来一阵龙卷风，一度乱了晋中军的阵脚，还刮飞了文公的一面旗帜。29晋公族冲击楚左军时，晋上军和栾枝的战车部队也大举出击，歼灭了楚左军。

上述情节有几个地方可以做改动，也言之成理：战车部队可以横掠阵前掩护中军，然后与公族一道冲锋。这种假设要劣于上文重建的史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如此复杂的行动中，由指挥官直接掌管的部队多多益善，这样他才能比较容易地指示部队何时行动，近卫军开始时处在中军和上军之间的位置，最能满足这个条件。让他们出击也可以让最右翼的尘土飞扬得更持久，在这里的上军就可以调转头来准备逆袭。战车加入公族一起作战则没那么容易。公族要等楚左军冲出扬尘之后立即予以痛击。也可能晋中军并没有前进，战斗就开始了。换言之，双方的左翼都受到攻击，晋国在先、楚国在后的可能性较大。另一种可能是，晋国的上军只是挑战诱敌，而没有参与进攻。我们已经注意到，这在《左传》中是常见的做法。

这场战役具体是在哪里发生的，现在还难以确定。最可能的地方是两处：河南省陈留县东北、山东省濮县南部。30然而事实是，战场的具体位置既不可能明白确定，也不是很重要。有人推测有莘之墟位于某座小山上，而沼泽也在战场的边缘。不过地形在城濮之战中并不重要，除非要设伏时才加以考虑。

城濮之战后的仪式性行为也非常典型。文公回到晋国，为周天子立宫于践土，他还在践土献给天子一百辆战车和一千名楚国步卒，由此正式称霸。不难想见，随后小国君主便要急忙寻求新的平衡，《左传》里也有体现。

用道德主义记录战争当然会掩盖实情。逻辑上讲，如果像《左传》宣扬的那样，文公之德有如此强的感召力，那么他肯定能长久不衰；然而事实是，城濮之战后不久，他就遇上了接连不断的难题。他称霸后几个月就率盟国围攻蕞尔小国许国，没有成功。翌年，他又威胁郑国；第三年围郑，结果还是空手而归。在这一时期，狄人一直是中原的威胁，在践土之盟之后三年就大举（至少就记载来说）入侵齐、卫两国（两国都是晋国的盟友）。可以判断，这场以城濮之战为顶峰的争霸大戏，损耗而非充实了晋国的国力。

历史学家童书业把城濮之战视作一个大转折，楚国对中原地区所向披靡的入侵受到遏制，认为晋文公处于同时抵抗南蛮和北狄的地位。31然而事实上，前584年巫臣出使吴国，才是遏制楚国、削弱其威胁的关键事件。巫臣是楚国的前高官，流亡到晋国得到任用。他最有理由憎恨楚国，担负起向吴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任务：传授吴人怎样使用武器、怎样列阵战斗。楚国东南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存在，就无法在北方为所欲为。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