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就像隐藏的火苗

1911年夏天，印度情报部门负责人查尔斯·克利夫兰（Charles Cleveland）爵士警告政府，他的手下发现了一个神秘而危险的阴谋，这个阴谋目的是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他在西姆拉举行的一场防务官员会议上说，“就像隐藏的火苗”，这场煽动性的运动正以燎原之势蔓延到全国各地。如果在一个地方被扑灭了，它马上又会在另一个地方燃烧起来。他说，这些阴谋者并不是一般的煽动者和鲁莽行事的人，因为当局对后者很熟悉并且也在密切地监视着。而这些人则非常聪明，而且组织严密。他们在绝密的情况下，在印度各地进行着暗杀、爆炸和武装抢劫，以此来获取资金。这一切似乎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动摇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至于谁是幕后主使，他不知道。他告诉在座的各位：“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是由一位智慧非凡的人指挥和控制着——但是谁呢？”

在场的人都知道克利夫兰善于探察印度境内的阴谋，也知道他把阴谋者送上绞刑架的传奇故事。一位同事曾说：“他的天赋令人惊叹。他解决问题的能力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一次，这位在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学习过的情报部部长坦率地承认，他和组织里最聪明的人都被难倒了。在那天早上的会议中，有一位年轻的印度陆军情报官员诺曼·布雷（Norman Bray）中尉，他记下了克利夫兰的话。他后来写道，克利夫兰的组织“或许是世界上最高效的组织”，如果连它都发现不了幕后的策划者，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这些策划者一定在印度边境以外的地方——这超出了克利夫兰手下能管到的范围。

在一个由少数不列颠人控制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和命运的国家里，对由外部指挥和资助的内部敌人的恐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半个世纪前的印度兵变发生后，居住在那里的欧洲人一想到又有一场大屠杀就不寒而栗，而这一次的计划很可能是由敌对的外国势力或其他机构协助的。毕竟，尚未离世的人还记得1857年起义的血腥恐怖。对很多人来说，在睡梦中被自己仆人杀害的恐惧曾经实实在在萦绕心头，而军官们则认为最可怕的噩梦是印度军队里的武装叛变，那些不满的印度兵一起把手中的武器对准了他们的英国军官。

在克利夫兰发出严峻的警告之际，印度各地的暴力事件正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孟加拉，大部分都是针对英国人的。1907年冬天，发生了两起企图炸毁孟加拉副总督安德鲁·弗雷泽（Andrew Fraser）爵士的官方火车的事件，虽然第二起爆炸把轨道炸出了一个5英尺宽的弹坑，但这两起事件都失败了。第二年，一名印度学生试图用左轮手枪近距离暗杀弗雷泽，但由于枪哑火了，所以这次也失败了。1909年11月，总督明托（Minto）和他的妻子开车穿过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的街道时，两枚炸弹向他们的敞篷马车袭来，但都没击中。然而，有两名英国妇女被扔进她们所在车厢的炸弹炸死了，因为车厢里被认为有一名在爆炸袭击中幸存下来的英国官员。

一名印度教教徒射杀了一名英国的地区法官，这起谋杀的凶器（一把现代的勃朗宁自动手枪）后来被发现是偷运进这个国家的。偷运者将这把手枪与其他几把，一起放进一个手提箱的夹层里带了进来。这表明了这起谋杀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动，而是某个更大的行动中的一部分，它是由印度外部的某些力量组织的。很快进一步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其中包括一份精致的、60页的炸弹制作手册，同样也是走私到这个国家的。这本手册配有图表，详细地说明了制造炸弹和炸药的方法，而且也介绍了使用它们袭击个人、公共建筑、银行、警察局、兵营、铁路以及其他重要目标的最佳方式。不久后，在警方的突袭行动中，这本手册的更多副本以及大量它推荐用于制作炸弹的化学原料都被发现了。然而，这本手册没有泄露任何关于作者或来源国家的线索。

尽管有人被逮捕，有些被判绞刑，也有些被判长期监禁，但这些罪行背后的真正操纵者总是能想办法成功躲避抓捕，这让英国人越来越担心他们正面临着一个组织严密的阴谋。尽管当局出台了新的紧急法律以打击查尔斯·克利夫兰爵士所谓的“政治犯罪活动”，并且逮捕了越来越多的人，暴行依然在蔓延增加。阴谋者现在开始袭击运送金条的火车以及富裕的印度人的住所。在同一时间，军械库被洗劫，偏远地区的警察局的武器被抢夺。维多利亚女王和其他统治者的雕像被涂画或被毁坏，英国的俱乐部和教堂遭到袭击，一些主要城市爆发了暴乱和其他动乱。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与任何外国势力有关。这些神秘的阴谋者也没有成功地杀死任何一名英国高级官员，虽然他们尝试了很多次。到那时为止，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印度人——警察、地方法官、警察线人和小官员。

但是，1909年的夏天，在伦敦市中心，一名年轻的印度暗杀者射杀了印度的次国务卿威廉·寇松·怀利爵士。在中央刑事法庭的审判中，这位暗杀者——一名叫迪因格拉（Dhingra）的旁遮普人——并不打算为自己辩护，他只是坚称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合理的。他说：“就像德国人无权占领你们的国家一样，你们也无权占领我的国家。”迪因格拉继续说，如果一个英国人杀死了占领英国的德国人，那么他将被视为英雄和爱国者。在被认定有罪后，迪因格拉获判死刑，并被绞死在本顿维尔（Pentonville）监狱里。他最后请求说，他的尸体不应该被非印度教的人碰触，他的衣服应该拿去出售，为反对英国的事业筹集资金，但都被拒绝了。他被埋在了监狱里，直到1976年他的遗体才被送回印度。

寇松·怀利被冷血谋杀，这自然给英国当局带来了冲击。这位被暗杀的受害者是一位有名的大好人，他非常关心在伦敦的印度学生的福利。他们居然忘恩负义到这种程度，这似乎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但是，即使是现在，也没人知道在当局眼皮底下的伦敦可能正在发生的事情。所有事件的策源地在印度之家（India House），它是一家旅舍，专门为在伦敦的印度学生提供住宿。它位于海格特的克伦威尔大道65号，是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可以容纳30名学生居住。事实上，当局还不知道，它就是印度革命运动在英国的秘密总部。这里举办了很多讲座，听众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讲座内容涵盖了革命哲学和策略以及炸弹制作和暗杀技巧。后面有一座小外屋，那里是所谓的“战争车间”，印度的化学专业学生在那里进行炸弹制作实验。而在这栋楼的其他地方，他们在制作要走私到印度的煽动性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制作炸弹的手册，以及鼓吹暴力对抗在印度的英国人的小册子，其中一些旨在煽动印度士兵叛变并谋杀他们的欧洲军官。此外，房里还设有一个小型军火库，他们将会用一些谨慎的办法把这些武器运往印度。

这些不法活动背后的罪恶天才是一名27岁的印度教知识分子，名叫维纳亚克·萨瓦卡（Vinayak Savarkar），他是这个旅馆的负责人。他在1906年来到伦敦，表面上是来这里学习法律，但实际上是为了学习制作炸弹和革命战争的技术。他16岁时在印度曾向令人敬畏的印度教女神杜尔迦（Durga）庄严宣誓，势必要把英国人赶出他的国家。从那时起，他就献身于革命活动，并为今后的任务招募和训练其他人。他会在制作炸弹的车间里待上很长时间，在那里做实验以及教学——他的一个同伴回忆说：“他的手上都有苦味酸的黄渍。”他还会定期去托特纳姆大街的手枪靶场，在那里和其他印度之家的年轻革命者排练他们的暗杀行动计划，但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让靶场的英国老板察觉。

萨瓦卡还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极具煽动性地描述了印度人眼中的印度反英暴动。这本书叫《印度独立战争》（The Indian War of Independence），最初是用马拉地语写成的，并打算在印度出版和广泛发行。然而，英国当局听到了风声，不知怎么地设法获得了部分文本。于是，这本书在甚至还没写完的情况下就被认定具有煽动性而禁止出版。虽然印度的印刷商对这本书的观点非常认同，但他们也不准备冒这个险。这本书的英译本已经完成了，但是内政部警告英国的出版商和印刷商，这本书极具煽动性，它号召印度人再次奋起反抗他们的英国压迫者。

英国外交部对法国政府施加压力，阻止这本书在巴黎出版，最后在1909年，有一名荷兰印刷商同意出版，等到英国人发现为时已晚。这些禁书印刷时用了假书皮，并声称是《匹克威克外传》和其他经典文学作品。它们被大量地走私到了印度，很快就成了印度政治极端分子的圣经。《泰晤士报》的外国编辑瓦伦丁·奇洛（Valentine Chirol）设法拿到了这本书的早期版本，他将这本书描述为“一本非常卓越的叛变史”。他观察到，这本书是“大量的研究跟被严重歪曲的事实的结合，是伟大的文学力量跟最野蛮的仇恨的结合”。事实上，英国当局认为这本书极具煽动性，于是把这本书从英国博物馆图书馆的阅览目录中剔除，防止在伦敦的印度学生阅读它。在印度，这本书一直被禁，直到大概40年后英国人离开印度才重获开放。这本书是如此臭名昭著，自然受到了人们的热烈追捧，即使是在印度的欧洲人也是这样，而且这些书本很快就开始以原价几倍的价格转手了，所得的收入都被用于革命事业。通过卖书和其他途径，资金开始激增。以那些被英国绞死的人命名的奖学金开始设立起来，资助年轻的印度人来伦敦学习革命战争。

考虑到这一切，人们可能会问，伦敦当局怎么可能没发现，那些针对他们的恶行是在印度之家的围墙后面密谋出来的呢？他们没发现的主要原因是，查尔斯·克利夫兰爵士的部门在西姆拉，而伦敦警察厅对政治犯罪没有什么经验，而且当时这两个部门又几乎完全没有联系。事实上，1907年的夏天，印度副国务卿威廉·李-华纳（William Lee-Warner）爵士曾经抱怨过伦敦警察厅，说他们在搜集印度革命者在英国的活动信息方面“毫无帮助”。第二年，总督在访问伦敦期间，他的私人秘书写信警告他，在英国的印度学生对英国统治的敌意与日俱增。因此，1909年，英国政府和印度当局达成协议，聘请一名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的退休印度警察在伦敦工作，以密切监视极端组织的活动和动向。直到那时，印度之家才开始受到怀疑，他们收买印度线人，努力渗透到被媒体称为“秘密之家”的地方。但是，这一切来得太晚了，最终威廉·寇松·怀利爵士还是死在了暗杀者的枪口下，后来有消息透露，这把手枪是萨瓦卡本人亲自交给迪因格拉的。

虽然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是枪击事件的从犯，因为他很小心，在那天离开了小镇，但是萨瓦卡能看出伦敦对他盯得越来越紧了。英国当局突袭他们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此，1910年1月初，他悄悄地溜到了巴黎，并决心把巴黎变成新的革命总部，远离英国当局的窥探。然而，在他出逃之后，伦敦和印度的调查人员一直在弥补失去的时间。他们设法取得了证据，证明他与走私枪支到印度有关，其中一把曾被用来杀死了一名在印度的英国官员。萨瓦卡不知道，逮捕他的通缉令已经下达，就等他再次踏足英国土地，同时引渡程序也已启动，以便将他引渡回印度接受审判。

1910年的春天，虽然萨瓦卡的朋友强烈地警告过他，但是他还是决定回伦敦几天——据说是一名女性引诱他回来的。在维多利亚车站，他一下火车，就被伦敦警察厅的警察看见并马上被逮捕了。他除了被指控“发动战争，煽动战争，反对印度的皇帝陛下”以及“密谋剥夺国王陛下在英属印度的统治权”外，还受到了其他的指控。具体地说，他被指控购买和分发武器、煽动人们谋杀并发表煽动性言论。在印度，那些听从了他嗜血言论的人被处以绞刑。

在弓街的法官下达引渡命令后，萨瓦卡被带上了一艘前往孟买的船，同行的有一名负责押送的武装警察。但在到达马赛时，萨瓦卡趁着警察转身的时候，设法从一个舷窗挤了出去，跳进了海港。他冲到了岸边，在那儿会有他秘密安排的朋友们开车接他离去。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朋友们在咖啡馆里磨蹭得太久了，没能及时去那里接他。这时，那位押送他的警察追上了他，并把他铐着拖回了船上。这件事因为发生在法国的土地上，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国际争端，但是那时候萨瓦卡已经安全抵达孟买了。英国当局知道，绞死他只会让他成为一名烈士。所以，这位被孟买的总督描述成“印度孕育出的最危险的人之一”的人，被判处了终身流放到安达曼群岛，当时这座岛是英国著名的“魔鬼岛”。当局认为，萨瓦卡的余生都不能兴风作浪了。然而，对于那些慷慨激昂的年轻革命者来说，萨瓦卡曾集结起反抗英国的事业，他将永远激励着他们。此外，在这些年轻革命者中，有一些人非常渴望接替萨瓦卡，来与大英帝国的全部力量较量。其中有一个是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印度煽动者，名叫哈尔·达雅尔（Har Dayal），他为了不接受“敌人”的钱，决定放弃他的奖学金和辉煌的大学生涯。

哈尔·达雅尔在印度之家工作过，在那里他受到了比他高一年级的萨瓦卡的强烈影响。之后他曾前往巴黎逗留了一段短暂的时间，那时候的巴黎是一张革命思想和活动的温床。他在巴黎遇到了流亡的俄国革命者，他们愿意将他们痛苦得来的经验传授给新来者。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不赞同其他同党在印度对英国人所采取的策略。他认为，暗杀个人虽然能够引起人们注意他们的事业，但永远都无法带来全国性的起义，以便有足够的规模去粉碎英国的统治。总之要做更大的事情。他说，我们不仅要锯掉树枝，“还必须把斧子砍到树根上”。我们需要的不是暗杀者，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会充满革命热情，然后渗透到印度，在那里，走私而来的武器正在秘密的藏匿点等着他们。哈尔·达雅尔知道在哪里可能招募到一支这样的军队。

由于连年的季风雨不足，从1905年到1910年，旁遮普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因此成千上万的锡克教徒不得不迁移到缅甸、马来亚和中国。一些人甚至冒险迁去更遥远的东方，定居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很快，锡克教徒和其他印度人在旧金山和温哥华地区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庙宇和学校。他们许多人的体格都很好，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印度军队里服过役。但是，大多数人慢慢地发现，北美并不是他们以前所期望的那种地方。欧洲大多数人不熟悉他们的风俗习惯，所以他们在这里不太受欢迎，而且欧洲人跟他们也没有共同语言，同时他们愿意为了微薄的收入而工作，这也激怒了工会。很快他们激增的人口开始引起移民局的注意，所以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独和疲惫。就在这时候，1911年9月，哈尔·达雅尔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并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他的革命总部，安全地摆脱了英国当局。

与此同时，虽然萨瓦卡被驱逐出了印度，但是印度的恐怖主义活动仍在继续，每两个星期就会发生一起暗杀事件。受害者大多数都是印度人，其中很多是受雇于英国的警察。但是在1912年12月23日，极端分子发动了他们迄今为止最雄心勃勃和最壮观的袭击。当时总督哈丁（Hardinge）勋爵和他的妻子骑着一头大象，隆重地进入印度的新首都德里，这时一枚炸弹向总督扔了过来。在6英里外的地方都能听见爆炸声，但这对夫妇幸存了下来。尽管如此，哈丁勋爵还是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的背部被一些包在炸弹里的钉子、螺丝钉和唱针严重划伤了。虽然有500名身穿制服的警察和2500名混在人群中的便衣警察跟着队伍行进，但是这名暗杀者还是设法逃脱了。这次袭击在印度和英国国内引起了英国人的愤怒和恐慌，这种情绪在报纸上得到了反映。一篇社论要求每发生一次新的暴行，就应该绞死25名恐怖分子嫌疑人，而另一篇则要求政治煽动者应该“被镇上的清洁工当众鞭笞”。有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终结恐怖主义。

尽管哈尔·达雅尔立即声称对这起袭击负责，但真相可能永远都不会为人们所知。然而，英国人开始对美国政府施加各种压力，要求逮捕哈尔·达雅尔和他的同党，并且引渡他们。但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个人参与了袭击，而且美国公众也对印度人的追求抱有同情，因此抓捕哈尔·达雅尔的希望似乎很渺茫。与此同时，一位名叫威廉·霍普金森（William Hopkinson）的印度高级警官（他当时在为加拿大当局工作）被秘密地派往了旧金山去调查哈尔·达雅尔的活动。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度语，用假名住进了一家旅馆，这家旅馆靠近革命者的行动基地。他接到的指示是让查尔斯·克利夫兰爵士充分了解哈尔·达雅尔下一步可能实施的计划，同时也要收集足够的证据证明哈尔·达雅尔的恶行，以说服美国当局，如果他们为哈尔·达雅尔提供庇护，允许他再次发动袭击，这将为英美关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霍普金森很快就完成了调查。在给克利夫兰的第一份报告中，他写道，哈尔·达雅尔是“他遇到过的印度极端分子中最危险的一个”。他警告说，这个年轻的煽动者对加州大学的印度学生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他表面上在那里教授东方哲学，实际上却是在那里利用他的职位吸引最聪明的学生投入他的事业中。与此同时，他和他的同谋者正在太平洋沿岸的印度移民社区里积极地传播革命思想，目标是那些单纯的、大多是文盲的锡克教徒和一些其他人。霍普金森还没有意识到，哈尔·达雅尔最终就是计划从这些强壮的人中招募和训练他的秘密军队，这支军队将把英国人赶出印度。他把他的革命组织命名为“加德尔”（Ghadr），意思是“叛乱”。组织的喉舌是极具煽动性的同名报纸，报纸会寄给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因为这个运动并不局限于居住在北美的印度人。很快，它的触角开始延伸跨过太平洋，在缅甸、中国、马来亚、日本和其他地区印度侨民聚居的地方建立了秘密组织。组织的成员现在已经达到数千人，他们都发誓要推翻英国的统治，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共和政府。

就在这个时候，哈尔·达雅尔和他的革命者们开始注意到，他们可能很快就可以从一个完全意料之外的地方得到帮助。这几个月以来，他们已经注意到欧洲列强之间很可能会爆发战争，特别是英国和德国。现在他们推测，如果英德两国开战，英国的危机可能就是他们的机会。此外，如果他们与德国结盟，就可能会得到柏林的宝贵帮助，包括武器、金钱和专业的军事建议。他们为当时出版的一本名为《德国和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的书感到兴奋。此书在当时轰动一时，作者是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将军，他是一位著名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者，也是泛德运动的宣传者。在这本好战的作品中，将军倾吐了自己国家的怨愤，特别是那些针对英国的，同时他呼吁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这样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德国要履行其历史使命这也是必要的。

然而，这还不是他所写的全部内容。在《世界强国还是衰落》一章中，他把注意力放到了英属印度的脆弱性上，他认为英属印度是一个火药桶，只要用一根火柴小心地轻轻一点就能引爆它。他注意到了迅速发展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印度穆斯林民众的不安。他预测，一旦这两者联合起来反抗欧洲的压迫者，那么随后的爆炸将会动摇大英帝国的根基。如果英德两国之间爆发战争，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会随即发生暴力起义，埃及也很可能爆发。

这对哈尔·达雅尔和他的同党来说，的确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这表明德国人注意到了他们的运动和目标，并很可能会欣然同意跟他们合作，特别是在战争的风口上。哈尔·达雅尔决心与柏林方面取得联系，他立即开始谨慎地试探，看在英德敌对的情况下，他们能否获得柏林的帮助。这似乎是通过驻美国的德国外交官完成的。虽然印度人得到的回应同样是谨慎的，但还是很鼓舞人心。事实上，1913年12月31日，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革命者会议上，德国领事作为一名“特别的客人”，与哈尔·达雅尔和其他主要的密谋者一起坐在了主讲台。哈尔·达雅尔发表了讲话，据说他在讲话中已经警告过在场的人，德国很快就会与英国交战，他们应该准备“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扬帆驶往印度。他还读了从伯恩哈迪将军书中摘录的片段。

德国媒体也开始对印度感兴趣。1914年3月6日，《柏林日报》（Berlin Tageblatt）发表了一篇消息灵通的新闻报道，标题是《英国的印度问题》（ENGLAND'S INDIAN TROUBLES）。它揭露，一个有组织的阴谋正在酝酿中，企图从境外推翻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这篇报道告诉读者，这些策划者主要在加利福尼亚活动，他们从那里走私武器和炸药到印度。就连美国当局都坐不住了，两个星期后他们逮捕了哈尔·达雅尔。印度当局在对哈尔·达雅尔的一名同党进行审讯时，发现了一份写在有加州大学抬头的信纸上的提案，该提案倡议“对欧洲人进行全面屠杀”，这也可能加速了这次逮捕行动。

在发给旧金山报纸的一份声明中，哈尔·达雅尔坦率地承认，他一生致力于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但他否认自己宣扬暗杀或无政府主义。他指责美国当局逮捕他是“卑鄙的亲英谄媚行为”，并谴责美国当局“舔着英格兰的靴子”。哈尔·达雅尔在被拘两天后，交了1000美元获得保释，之后他迅速逃走了，而此前他已将“加德尔”运动的日常运作交给了一位信得过的中尉。他的同党向美国当局和报纸解释，坚称哈尔·达雅尔被英国特工绑架了。然而，一个月后，他在瑞士露面，并在那里继续向在加州和其他地方的同党发布指令。因为害怕被绑架，他的行踪一直保密，只有几个他最亲近的同党知道。他留在瑞士，急切地等待着他希望的那一场英德两国的全面战争的爆发。他不用等很久。

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一连串阴暗的事件就不在这里一一复述了。1914年6月28日，一名塞尔维亚学生开枪击毙了奥匈帝国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塞尔维亚官方参与了这起暗杀，但是在德国的敦促下，奥地利还是对塞尔维亚宣战了。第二天，支持塞尔维亚的俄国人开始在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交界的边境上集结军队。德国人也迅速调遣军队，就在同一天，英国政府命令皇家海军到海上做好准备，来迎接一场现在似乎已经不可避免的战争。德皇威廉千算万算还是算错了，意识到这一点他感到很沮丧，但太晚了。他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英国会保持中立上，这样他的军队可以先击败法国，然后他们再集中全部的力量来打击准备不足的俄国。德国人孤注一掷，在最后关头还想争取英国保持中立，但立刻遭到了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拒绝。不到一个星期，威廉就发现自己同时与英国、法国、俄国和比利时陷入了交战，不久之后又与日本交战。

威廉充满了无比的怨恨。首先，他对“那个讨厌的、撒谎的、不择手段的店小二民族”，也就是英国人，感到很愤怒，但是他个人对“那个肮脏的杂种，格雷”感到更加愤怒。威廉被现在的社论称作“欧洲的疯狗”，他指责英国蓄意与她的盟国密谋，想搞垮德国。他说：“因此，虽然我们的政客们已经竭尽全力去阻止，但是著名的德国包围圈现在最终还是变成了事实。一张网突然就盖在了我们的头上，而英国则轻蔑地收获反德的世界政策的辉煌成功，这是她一直致力追求的，而对此我们显得无能为力……”威廉看到自己的帝国计划遭到了挫败，他非常愤怒，于是向在东方的所有德国特工和外交官下达了著名的命令，要求他们释放“整个伊斯兰世界”对他英国表兄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