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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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三年

  嘉靖三十二年(1553),张居正二十九岁,正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年龄,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他有诗《拟西北有织妇》,透出志在宰辅的抱负。

  西北有织妇,容华艳朝光。朝织锦绣段,暮成龙凤章。投杼忽长吁,惄焉中自伤。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远道不可见,泪下何浪浪!春风卷罗幙,明月照流黄。山川一何阻,云树一何长。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然而,时代允不允许他的才能得到施展呢?答案是不允许,因为当时朝廷的实际情况很糟。

  嘉靖皇帝不理政事,一意修道。严嵩大权在握,把持朝政大权。徐阶却是精心结撰青词,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悠闲。再加上新崛起的政治势力严世蕃胡作非为,朝廷被搅得鸡飞狗跳。

  因为与严嵩的这层师生关系,张居正对严嵩的一些丑事还是有所耳闻的,却又对严嵩的为人、为政极为不满,隐忍敷衍中希望有人能有所作为,因此把最大的期待放在徐阶身上。徐阶此时也显得极其善于阿谀奉承,把自己的文学才干用于为嘉靖皇帝写青词,得到嘉靖皇帝的青睐和宠幸。他经常被皇上单独召见,并长时间交谈,而他的才干又高过严嵩,自然引起严嵩的猜疑和警觉。徐阶在升任礼部尚书后,不少政见与严嵩有极大分歧,却虚与委蛇,甚至近乎讨好般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

  张居正已经意识到,这些所谓的理想和抱负已经将自己压得喘不上气来,原本心怀一腔热血、立志干一番大事,此时愈加彷徨, 深感极度苦闷压抑。他对皇帝,对身居高位的内阁大臣,对一群阿谀逢迎、攀龙附凤的文武百官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的他甚至感到身体不适,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上疏请病假辞去官职返回家乡江陵休养。他在上疏中写道:“既得请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锸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

  看来,张居正是决定从此远离官场,回乡下过闲云野鹤的生活。

  有趣的是张居正在离京前还给徐阶写了一封长信,题目叫《谢病别徐存斋相公》。他先是极力赞扬徐阶:“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词林即负众望三十余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内无琐琐姻娅之私,门无交关请谒之衅,此天下士倾心而延伫也。”然后他又话锋一转,委婉批评起来:“况今荣进之路,险于榛棘,恶直丑正,实繁有徒。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不亦难乎?……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则言不行。近年以来,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论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则?顾忌之情胜也。”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您文采出众,进入内阁荣获好评,不搞关系不走后门,人们对您期望极大。可是当今皇帝与大臣关系疏远,内阁首辅不敢讲一句话。面对如此不堪的时局,老师您应该有所作为。可是作为我最敬重的人,您怎么能也顾忌权位,不敢讲一句话呢?

  休假获准后,张居正回到了老家。休假的这段时间内,他最多是去拜访故友。镇山朱公朱衡、浔阳董公董份都是他的好友。这时与他来往较密切的还有辽王朱宪。尽管政见不一、志向不同,但毕竟是从小认识的朋友,两人经常赋诗饮酒。

  除了拜访故友,他还经常去游山玩水。他游过衡山、南台寺、方广寺,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诗兴大发,提笔就作几首诗。这时,他似乎已经不再关注那些所谓的国家大事。

  其诗《宿南台寺》写道:“一枕孤峰宿暝烟,不知身在翠微巅。寒生钟磬宵初彻,起结跏趺月正圆。尘梦幻随诸相灭,觉心光照一灯燃。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旋。”

  《出方广寺》写道:“偶来何见去何闻,耳畔清泉眼畔云。山色有情能恋客,竹间将别却怜君。瘦筇又逐孤鸿远,浪迹还如落叶分。尘土无心留姓字,碧纱休护壁间文。”

  最令他难忘的还是衡山之游。嘉靖三十五年(1556)十月,他携应城李义河、湘潭王会沙、汉阳张甑山,一同游览了著名的衡山,并写下了《游衡岳记》《后记》等十多篇诗文。

  在《游衡岳记》中,他这样写道:“余用不肖之躯,弱冠登仕,不为不通显。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会心处,辄忘返焉,盖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适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齿壮力健,即不能与汗漫期于九垓。亦当遍游寰中诸名胜,游目骋怀,以极平生之愿。今兹发轫衡岳,遂以告于山灵。”

  这篇诗文表面表达了张居正无意功名之意,其实真实心境恰恰相反,这正是他壮志未酬的真实写照。他这是借“景”消愁,在诗酒往还中消磨岁月。“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这样的诗句并不像是单纯地因游美景有感而发。什么是“万里途”“日新志”?当然不会是“遍游寰中诸名胜”之志,而是发自内心地为国家的前途担忧。

  其实,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他都或多或少地有些许不得志的情绪隐含其中,表面上已经放下,其实都郁积在胸中,只是还没爆发而已。他已经退出政治生活,一边请告回籍,一边还认定“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请病假的是他,自称“齿壮力健”的也是他;号称“闭关不启”的是他,约李义河游山的也是他。这就是这一时期张居正的纠结人生。

  在告假回乡后不久所作的《登怀庾楼》里,他写道:“但恐濛汜夕,余光不可留。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惄,顾望但怀愁。且共恣啸歌,身世徒悠悠。”他既为奸臣当道而苦恼,又充满忧心如焚却无可奈何的心态,却只能借酒浇愁。

  张居正难以忍受老师徐阶的不作为,愤然离开朝廷,回到故乡江陵,开始了田园隐居生活。他在小湖山里面修筑了一处茅屋,种了半亩竹子,养了一只仙鹤,终日闭关不出,不去会见宾客,只带着几个童子煮茶采药。据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说,张居正就是在这茅屋里修身养性,博览群书,甚至游走于山水,沉迷于《庄子》。

  当时的明朝风雨飘摇:土地兼并、皇室特权、苛捐杂税;北方,蒙古人不断地骚扰劫掠,边境屡屡吃紧;南方,倭寇侵袭东南沿海,愈演愈烈。张居正写了《闻警》诗句:“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间道绝须严斥堠,清时哪忍见毡裘。临戎虚负三关险,推毂谁当万户侯?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他既忧国忧民,又为事不关己的“杞人”之忧而无奈。

  他也担心“长安棋局屡变,江南雨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特别是贪赃枉法风气和民怨积累后,倘若有人聚众造反,局面将不可收拾。

  “十年此地几经过,未了尘缘奈客何。官柳依依悬雨细,客帆渺渺出烟多。无端世路催行剑,终古浮荣感逝波。潦倒平生江海志,扁舟今日愧渔蓑。”张居正身在江陵,心在北京,始终心系国民,关心政治时局,也更加深入了解民情,真正地体验到了底层人的艰辛和疾苦。面对皇室宗藩乱政,地主兼并土地,平民百姓失业,商人机巧变诈,他的改革主张也在不断完善。

  他意识到,若想改变这一切,只有施行法治。但是作为一个在野人,尽管有心加以制裁,也有心无力。他在《学农园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描述:“每观其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垄,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缺躬馌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既复自惟,用拙才劣,乏宏济之量,惟力田疾耕,时得甘膬以养父母,庶获无咎。”

  这段话的意思是:那些农民们冒着风霜雨雪,冬寒夏暑,终年劳碌,最多只能免于饿死。年成稍微亏欠些,而官府催逼租税跟催命一样,他们就只能哭天叫地。就算幸运遇上了丰年,他们也不过欣然欢呼,搞一些庆祝活动。除了农民本身的辛苦,张居正还看到了苛捐杂税的繁重。官吏不断额外加收各种名目,而地方上的豪强也仗着权势,把本该自己缴纳的租税转嫁到一般民众头上,进一步加重他们的负担。民众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死去活来,动辄破产。针对此,在野文人张居正建议,应该先压缩政府开支,降低租税,以培养民间元气;等老百姓富裕了,再合理征税,细水长流地收钱,国家财政自然也就宽裕了。

  张居正还仔细考察了故乡江陵一带的历史和现状。经过实地分析,他认为,明朝建立后最初一百年左右,江陵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辽王之类的皇亲贵胄势力越来越膨胀,田地的赋税分担越来越不公平,国家征税越来越困难,大量百姓的土地被豪强兼并,百姓因此而沦为难民或者农奴。江陵的情况,其实也就是整个大明朝现状的缩影。国家不断败坏衰退,再这样下去就是死路一条。

  “休言大隐沉金马,且弄扁舟泛碧浔。他日紫阁如相忆,烟水桃花深更深。”因此,他要做“大破常格,扫除廓清”的“磊落奇伟之士”,才能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惩戒奸恶之徒,破除弊端陋习,让社会走上正轨,让全国的民众承担更加合理的税制;让那些饿得奄奄一息、冻得瑟瑟发抖的人,都能吃饱饭、穿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