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第一次上书

　　正当严嵩春风得意、如鱼得水之时，张居正也开始在官场上崭露头角。张居正在翰林院担任编修——负责编写国史和实录的七品官职，度过了前三年庶吉士生涯，第四年，也就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开始入朝议论朝政。张居正上朝的第一年，满怀报效国家之志，写了洋洋洒洒几千字的《论时政疏》，指出了朝廷政治的病症，关键在于皇帝沉溺道教，不理朝政，拒绝大臣的批评，导致政局日趋紊乱。他在奏疏中写“今之事势，血气壅淤之病一”“群臣百寮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大臣虽欲有所建明而未易进，小臣虽欲有所献而未敢言”。张居正指出当时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张居正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全面改革主张。

　　他还进一步指出官吏“考课不严，名实不核”，边境守备“虏骄日久，迩来尤甚，或当宣达，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财政“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虽然他对改革还没有完全清晰细致的谋划，却已成为日后改革的端倪。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问题都切中时弊，如权贵巧取豪夺聚敛财富。正德年间，大学士梁储之子在广州顺德因与人争田百余顷，杀二百余人；大学士焦芳在河南泌阳营造府第，劳役数郡百姓。嘉靖年间，将严嵩抄家后得银二百万两以上，几乎相当于国家一年的总收入；还有黄金三十万两，其他珍品无数。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七万顷。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二十四万亩。明朝中叶，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 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处境悲惨。明朝中期后，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洪武年间， 夏秋二税米两千四百七十三万石，麦四百七十一万石。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政府每年公征米两千二百一十六万石，麦四百六十二万余石。嘉靖后，税收更降到米一千八百二十二万余石，麦四百六十二万余石。但政府的支出却与日俱增。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设饷，军费大增。据户部统计，嘉靖三十年（1551），各边饷银达五百二十五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又八百余万两，两项合计约一千三百余万两。而正税、加派、余盐贩卖，加上其他搜刮，总共才九百余万两。隆庆元年（1567年）底户部统计，太仓仅存银一百三十万两，而应支官军俸银一百三十五万、边饷银二百三十六万、补发年例银一百八十二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五百五十三万两。以当时的现银当之，只够三个月的开支，京仓存粮也只是够支在京官军月粮两年余。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蒙古、女真时常掠夺边塞，南方叛乱时作。黄河屡次决口，动辄漂县数十。官员倾轧，争权夺利，尸位素餐。

　　内阁是明朝最重要的机构，上达天子，下领百官，明朝的官员都以能进入内阁为荣。然而，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内阁所有大臣都被称为“纸老虎”，做事畏首畏尾。这不是因为他们害怕皇帝，而是惧怕太监导致的。不但当时的内阁大臣是这个样子，连六部大臣也是如此。当时的内阁是首辅万安、大学士刘珝、大学士刘吉。万安之所以能当上内阁首辅，不是因为他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政绩，主要是因为他巴结献媚的本领。他的主要巴结对象，就是最受皇帝宠爱的万贵妃。有了万贵妃为他吹枕边风，他的仕途一帆风顺。他不仅当上了文渊阁大学士，没过多久还成了内阁首辅大臣。万安虽然成了内阁首辅，为官却不怎么样。当时，汪直任御马监掌印太监、西厂提督，深受明宪宗信任，连禁军指挥权都掌握在手，可谓是真正的位高权重，一手遮天。汪直嚣张得不得了，看谁不顺眼，就让谁滚蛋回家去。万安的原则就是尽量不去招惹大太监汪直，任由他胡作非为，朝中大小事也都是看他脸色行事。首辅尚且如此，大学士刘珝更是大事不管、小事不看，是尸位素餐的典型。刘吉更是不得了，脸皮是最厚的。他是靠巴结皇帝、勾结宦官而混进内阁的，办事不行，多次被弹劾。但是他压根不予理睬，我行我素。所以，当时的人们讥讽内阁是“纸糊三阁老”，六部是“泥塑六尚书”。在 “纸糊三阁老”的带领下，六部尚书也成了徒有虚名的人，纷纷学习阁老们的生存“精髓”，正事不都干，一时间，朝纲崩坏，朝政乌烟瘴气。

　　为了让嘉靖皇帝接受意见而又不因嘉靖皇帝反感而引来祸端，张居正颇费心思，语重心长地写道：“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不会憎恶臣下言辞危机的进谏，因而青史留名；仁人志士不回避杀身之祸而向皇帝直言进谏，使国事避免失误，因而功勋流芳百世。”这显示出了张居正极高的智慧，也初步显露出其强大的政治手腕。

　　在这封奏章中，年轻的张居正提出当今朝廷一共存在着六大弊病：一，皇亲国戚等宗室过于骄横、贪腐，同时占用了太多的资源，使得国家不堪重负，而且有尾大不掉之势，希望皇帝可以遏制宗室的力量（张居正的第一条就指明了宗室的问题，可能和他儿时与辽王的过节有关，不过这种弊病基本上还是存在的，并非无中生有）；二，官吏的任用不合理，大量官位被并不适合的人占据；三，官员贪污腐化，尸位素餐；四，朝廷的国防实力太差，北方边境的防备明显不足，鞑靼人随时都可能突破边防四处抢掠，甚至兵临北京；五，奢靡过度，贪腐不堪，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每年都出现巨额赤字，许多重要的朝廷事务由于缺钱而无法办理；六，言路闭塞，不能及时获知朝野之中的弊病。最后他希望皇帝可以及时采取措施，改革弊政。应该说这封奏章还是比较客观的，基本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当前的弊政，而且措辞比较和缓，不会引发什么政治争端，可以说是张居正试探性地上疏。

　　其中最醒目的是张居正向皇帝提出了自己关心已久的宗藩问题。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节选自《论时政疏》）

　　这是张居正在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试手，显示出了独到的政治眼光和非凡的政治才能。刚上任，张居正打响了第一炮，得到嘉靖皇帝的嘉许。

　　这篇奏折说的宗藩问题，句句说到大明王朝的根上。明初朱元璋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大封藩王，要其镇守各地；而且藩王只能是朱姓子孙，即将自己的众多儿子外派边疆，戍卫国土。然而，自从朱允炆执政后，这成了最棘手的问题。很多藩王拥兵自重，占地称王，对中央政权直接构成了威胁。尽管朱允炆大力削藩，从洪武三十一年（1398）七月到建文元年（1399）四月，先后削掉周、齐、湘、代诸王的王位，将其贬为庶民，可终究还是被强大的燕王朱棣反掉。朱棣依靠藩王势力当上了皇帝，从此改变了大明朝的命运。

　　朱棣执政后，他的首要大事也是削藩，因为他最清楚藩王的潜在危险。

　　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到了嘉靖时期，藩王的势力已经大为减弱，威胁基本消除，再也没有藩王可以同皇权抗衡，也没有燕王朱棣那样的藩王存在。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张居正的奏文再次提醒嘉靖帝：宗藩问题不可小觑。因为就在自己的堂哥武宗朝时期，藩王造反就有两次，最大的是宁王朱宸濠的叛乱。

　　朱宸濠为宁王的第四代继承人，朱元璋五世孙，宁康王朱觐钧庶子。第一代宁王，因为军功卓著得到了大宁这片封地（今北京以北草原一带）。这是军事上一个重要的前哨基地，宁王被派往这里也是为了戍卫边关。1399—1402年的内战中，明成祖朱棣怀疑这位亲王对自己的忠诚，将其迁移到了北京，剥夺封地，将其原封地赐给了三个蒙古王，后又将宁王重新安置在江西省。天顺时期（1457—1464），第三任宁王因牵连进一桩谋反案，被朝廷剥夺了拥有卫队的权利，而且后来再也没有恢复。

　　弘治十年（1497），朱宸濠嗣王位成为第四任宁王。朱宸濠仗势欺人，无恶不作，随意杀戮地方官员，抢占民田。如果仅仅这些事情，他尚不足以毙命，更要命的是，他还觊觎皇位，恢复宁王已裁撤的护卫，蓄养亡命之徒，蓄谋造反。

　　正德二年（1507），他先后贿赂太监刘瑾、佞臣钱宁、伶人臧贤等人，希望靠奸诈之臣得到皇位。朱宸濠不是一个军人，相传他有几分文学才能，是个文艺爱好者，追求享乐。因此，他纵然有野心，但缺少策略，直到最后他依靠的仍是诡计和阴谋，军事力量甚微。

　　宫内太监、没落的举人都是他收买的对象，他的军队主要是南昌城内的守军。当他的阴谋被识破后，他便决定孤注一掷，起兵发难。当时，汀、赣巡抚兼佥都御史王守仁得知朱宸濠起兵叛乱，即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急檄各府州县，派兵前来会剿。1519年8月9日，王守仁率领部队前去镇压，计划首先攻占南昌。先头部队在1519年8月13日晚抵达南昌，次日发起猛攻。

　　之后王守仁在长江与宁王的主力交战。王守仁推断宁王将赶回去保卫南昌总部，但到那时宁王的部队将是虚弱而疲惫的，在激战中将处于不利地位。8月20日晨，宁王企图乘船逃跑，明朝军队赶上了他的船队。小船被烧着。宁王逃走，随即被俘，叛乱只持续了四十三天。

　　到了明世宗时期，宗室的骄恣有所减弱。世宗的两兄弟——徽王朱厚爝和辽王朱宪，与世宗一样迷信道教，整天与一群道士厮混，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世宗封朱厚爝为太清辅元宣化真人，封朱宪为清微忠教真人。

　　但嘉靖是个疑心十分重的人，生怕有人起来造反。这时如能有人站出来重提这个问题，说明有人替他分忧。因此，张居正此举得到嘉靖的赞赏还是讲得通的，毕竟事关朱家王朝。意外的是，严嵩父子等一帮奸臣也一致大力支持削藩，这点就有些不可理解了。

　　严嵩是最爱打击异己的，凡是有才华之人，无论旧臣还是新人，无不受到他们的迫害。张居正初出茅庐便开始“抢风头”，如何逃过这一劫呢？这只能说是严氏父子居心叵测：鼓动嘉靖加大削藩力度，打压太子。当然了，当时的张居正是无从知晓严氏父子的阴谋的。

　　在世宗一朝，张居正作为一个七品翰林院编修上奏这样的奏章，这是他初次也是最后一次阴差阳错地牵动了各方的利益，引发重重矛盾。庆幸的是，他自己没得罪嘉靖帝，更没有得罪严嵩，暗流涌动终归又趋于平静。于是张居正对于仕途的热情变成失望。此后在嘉靖时代，他除了例行的奏章和必要应酬，不再有所作为。应当说的已经说了，可是也并未起到什么好的效果，张居正开始再次将主要精力用于朝章国故的探索，对于时政便不置一词。

　　这一次上书，指出当时政治的症结，充分表现出张居正的政治才能，也得到徐阶的高度赞赏。徐阶评价“居正为人，欣面秀眉目”“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称赞他是国家的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