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针灸学的身体观认为身体是身心一如的身体，通天的身体，而血气恰好是连接身与心，人与天的纽带。

六经调者，谓之不病，虽病谓之自已也。（L75）

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L72）

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S62）

——此即公理10-2。

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S20）

证明：基于公理10-2“九候若一，命曰平人”，若诊六经之脉上下左右应动若一，则知其“六经调”。六经调者，血脉调；血脉调者，阴阳之气和，是谓“平人”。反之，诊脉九候不一者，是谓“独动”，独动者病，故曰：“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

足阳明之上，血气盛则髯美长；血少气多则髯短；故气少血多则髯少；血气皆少则无髯，两吻多画。足阳明之下，血气盛则下毛美长至胸；血多气少则下毛美短至脐，行则善高举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气多则肉而善瘃；血气皆少则无毛，有则稀枯悴，善痿厥足痹。（L64）

美眉者，足太阳之脉，气血多；恶眉者，血气少；其肥而泽者，血气有余；肥而不泽者，气有余，血不足；瘦而无泽者，气血俱不足。（L64）

——此命题也可像前一命题读作“其血气有余者，肥而泽……”

众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与气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称其身，命曰众人。（L59）

气血正平，长有天命。（S74）

数中风寒，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中寿而尽也。（L54）

证明：基于公理7“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可知人的外形特征、气质、寿夭都由血气的多少盛衰以及和与不和所决定，所谓“二十五人之形，血气之所生”，故血气正平，则其人之身形“不小不大，各自称其身，命曰众人”，长有天命；“其肥而泽者，血气有余；肥而不泽者，气有余，血不足；瘦而无泽者，气血俱不足”。

这组命题表达了这样的理念：既然人之身形的差异是由血气多少所决定，那么根据人的外形特点则可对其内在的血气有余不足、平与不平的状态做出判断，《黄帝内经》有大量这方面的应用实例，例如若见皮肤涩紧，用手指夹提皮肤提不起来，说明此人皮下分肉之间空隙很小，卫气通行迟缓，由此可知其卫气多留于肠胃，则肠胃大；相反，如果皮肤缓则分肉之间空间大，卫气通利，留于肠胃的卫气少，则此人肠胃小。故临证施针“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三部九候论》）。

身形结构可分为两类——“实体”和“虚空”，针灸学的身体观在有形与无形之间更重于无形；实体结构与虚空结构之间更重于虚空， 古典针灸学的特有概念几乎都是关于不同形式和功能的虚空结构的描述。

在古典针灸学中，一个完整的身体分为形、神、志、气等诸多范畴，但择其要者，则可归纳为形与神、形与气的组合形式。生命之躯曰形，构成生命的元素和活力曰气，生命的主宰曰神，而“气”又是沟通“形”与“神”的中介。这是古典针灸学关于身体的基本认知。

人生有形，不离阴阳。（S25）

证明：由阴阳公理的“阴阳对偶律”可知，世界万物都以对偶的形式存在，且人生于天地之间，亦当合于阴阳之道，故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

从大宇宙看，天地相对，日月相偶。水与火，上与下，内与外等概念也都表现为对偶的形式；从人的小宇宙看，男与女，血与气，营与卫，虚与实，补与泻，寒与热，形与神等也都对偶存在。

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S5）

气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L44）

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S9）

证明：根据阴阳公理，万物之终始皆由阴阳之气的聚散，“人以天地之气生”，故人之形也始生于天地阴阳之气，与谷气并而充身也。类似的命题也见于《庄子》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又基于公理7“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既是“血气”的身体，则其身形结构必然表现为以下特征：

第一，“血气”乃人身之阴阳，阴阳对偶存在，故身形结构也表现为对偶的特征。即使一时没能发现相对的另一半，古人也坚信它的存在，而且通过已知的“这一个”的结构与功能可推知与之相对的“另一个”的结构与功能。

第二，身形结构有“实”有“虚”，且虚实之间更注重虚空结构。

第三，“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藏气法时论》）。

以上三个特点在命题1-11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对于实体观察的目的是直接用于指导针刺治疗，或者说在疾病的诊疗中涉及某结构，古人才观察、研究它，并将观察所见，研究所得用以解释疾病现象或指导疾病的诊疗。古典针灸学研究身形结构一定要与诊断、治疗对接，而不会盲目地研究结构——不论是实体结构，还是虚空结构，都是如此。故古人观察皮肤更关注其纹理；观察肌肉更关注其附着点及肌束的分开和交会处；观察骨骼更关注两节之交及骨肉形成的特定的构型，因为这些部位与针灸的诊疗密切相关。

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L71）

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S9）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S8）

证明：已知“血气”的身形结构在身体中的重要度取决于其与血气关联度，又知五脏为血气之源，故论理人形，较之于躯体，更注重五脏；又知五脏之中心主血藏神，与血气的关联度最高，故为“五藏六府之大主”“生之本”也。

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S19）

胃为五藏六府之海。（L62）

证明：基于元命题公理7可知论理人形以血多气盛者为大要，又知胃为血气生化之源，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故胃为“五藏之本也”。

在早期的藏象学说中，胃为五脏之一，寸口诊五脏常脉，皆以胃气立论，诊宗气之脉曰“胃之大络”。可见，古典针灸学身体观中，一身之中重五脏，五脏之中重心胃，胃的重要性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心。

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L80）

证明：基于元命题公理7可知论理人形以血多气盛者为大要，又知目为宗脉之所聚，“诸脉者皆属于目”，故论理人形于五官之中独重目也；色诊诊面部五脏之部外，独诊目者，也因其得血气最多，而能为五脏六腑之外候，所谓“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

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大络也。四街者，气之径路也。故络绝则径通，四末解则气从合，相输如环。（L62）

能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L52）

证明：已知论理人形以血多气盛者为大要，今身形之中所以重四末者，因为：其一，在“阳入阴出”的血气说中，四末为阳脉之所出，所谓“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故曰“四肢者诸阳之本也”，又，四末之端为阴阳脉之会，而为“气之大络”，也是刺奇邪之络的“缪刺法”常用部位；其二，手足腕踝部诊脉处为经脉之本，为十二经遍诊法重要的诊脉处，持针纵舍“必先明知十二经脉之本末，皮肤之寒热，脉之盛衰滑涩”；其三，卫气者“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其四，常用的刺灸处如皮部之络，溪谷之分，气穴之会都集中于四末，故曰“皮之部，输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胫诸阳分肉之间，与足少阴分间”；其五，五脏之原，六腑之合皆出于四末，针灸最常用的五输穴也皆位于四末，所谓“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十二原出于四关，四关主治五藏”。

对于四末在身体中的特殊意义，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这样的概括：“臂脚手足者，人之枝干，其神系于五藏六府、随血脉出，能远近采物，临深履薄，养于诸经。”

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难也。（L11）

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L10）

证明：已知论理人形以血多气盛者为大要，又知脉为血气之府，且据公理10-1诊脉之盛衰可知血气之虚实，故皮脉肉筋骨五体之中独重“脉”，“论理人形”，经脉紧接脏腑之后，位列第二。

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其血气盛。（S31）

冲脉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禀焉。（L38）

冲脉者，为十二经之海。（L33）

——冲脉起于肾间动气，其内者前循于腹里，后行于脊里；其外者出于气街，并足阳明之经，挟脐上行，至胸中；其下者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并少阴之经下行，故为经络之海也。

证明：已知论理人形以血多气盛者为大要，又知十二经脉中足阳明脉“脉大血多气盛”，故以阳明脉为“十二经脉之长也”；又知诸脉之中以冲脉起于肾间动气，其脉最大气最多，故以冲脉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海，又为三焦原气之道也。

膈肓之上，中有父母。（S52）

——“膏（膈）之原，出于鸠尾，鸠尾一。肓之原，出于脖胦，脖胦一”（《九针十二原》）。

腰脊者，身之大关节也。（L75）

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藏六府。（《难经·六十六难》）

诸十二经脉者，皆系于生气之原。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难经·八难》）

——“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难经·八难》）。

证明：已知论理人形以血多气盛者为大要，而身形之中以腹背中央部为要者，在于：其一，血气行于肓膜，而膈、肓为胸腹中最大的肓膜，膜之大者气之盛也，故以膈上膻中为气海，下肓也曰气海，因此膈与肓皆被贵奉为“脏”，而且是比五脏更重要的“脏”，膈之原、肓之原皆出于腹中线；其二，上中下三焦之“治”皆位于腹中线；其三，脏腑之募也有半数在腹中线；其四，脏腑、经脉之海的冲脉起于“肾间动气”，前循于腹里，后行于脊里。要之，血气之源在脐下肾间，原气由此发生以冲脉沿腹背中央而灌百脉，故论理人形于躯干之中重腹背中央也。

出于诊疗的需要 ，古人对某些特定的实体结构进行了极为细密的观察——甚至比今天的西医学观察得还要细微，例如阴囊积液的切口位置的确定，操作的规程等都达到非常精细的程度。对于鼓膜的观察则直接用于鼓膜穿刺点的确定，以指导鼓膜穿刺治疗耳聋耳鸣眩晕。其手术之精准，疗效之高，即使在今天，也足以令中医乃至西医惊叹和尊敬。然而，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针灸人并没有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行，创造更多更大的辉煌，而是将目光迅速转向了与实体相对的虚空——血气所注所聚之处。

以阴阳对偶的视角看人体，必然于实体之外看到虚空，且受“无用之用是为大用”道家观念的影响，会更自觉发现虚空的意义，更关注那些作为气之所游行出入会聚之处的虚空如“气府”“气海”“节”“溪”“谷”“穴”“分”“原”“募”“命门”“丹田”等。

虚空又分为体壁虚空和体内虚空。体壁虚空有两类：第一，体表“视而可见，扪而可得”的虚空，是由肌肉肌腱的起止、骨节间、肌肉之间、肌肉与骨骼之间、肌腱与骨骼之间所形成的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凹陷；第二，视而不见的虚空——皮下肉上之间“分腠之间”“分肉之间”，此为躯体的最大虚空之处。这里的“分肉之间”在体表不可见，只能借助于灵敏的触觉以及针刺时针尖反馈的手感感知，与前面提到的体表“视而可见”之“分肉”或“分肉间”不是同一个概念。

卫气之在身也，常然并脉循分肉。（L35）

——“并脉循分肉”，经脉伏行于分肉之间，故此处的“分肉”是分肉之间，而不是体表视而可见的“分肉”，命题1-33也指明了“分肉之间”，足证。

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关合者也；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L47）

卫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S43）

——此即公理9-2。

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S3）

——输穴亦曰“气门”“门户”。例如《海论》论四海有上下输，治则也曰“审守其输而调其虚实”，而《官能》则引作“上下气门”；《风论》曰“风中五藏六府之输，亦为藏府之风，各入其门户”。

陷于肉肓，而中气穴者也。不中气穴，则气内闭；针不陷肓，则气不行；上越中肉，则卫气相乱，阴阳相逐。（L35）

——杨上善注曰：肉肓者，皮下肉上之膜也（《太素·胀论》卷二十九）。“肉肓”，指分肉之间的筋膜，也即卫气所行之气道，针如果越过此界即“中肉”，相当于刺破了卫气之道，不仅造成“卫气相乱”，还可导致表邪入里以致“阴阳相逐”。

此八虚者，皆机关之室，真气之所过，血络之所游，邪气恶血，固不得住留。（L71）

——八虚者，两肘、两腋、两髀、两腘之节解虚空。

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L1；L3）

——“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九针十二原》）。

肉之大会为谷，肉之小会为溪，肉分之间，溪谷之会，以行荣卫，以会大气。（S58）

人有大谷十二分，小溪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输，此皆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S10）

凡三百六十五穴，针之所由行也。（S58）

证明：基于公理9“气行虚空，正气不行则邪气客之”，又知卫为清阳之气，以表里分阴阳则表为阳，里为阴，故卫气当于行于表之虚空，在躯体表里分界在“分肉之间”，故从分肉之间直至肤表虚空处皆卫气所行。

“气之不得无行也”，行而不得无道也，卫气运行路径有三：主干道为表里之分的“分肉之间”，即所谓“常然并脉循分肉”的常规路径；其二，皮下肌上的分腠之间；其三，从分肉之间这一卫气的主干道上又发出众多的细小的通道外达于肤表，名曰“气穴”。气门、气穴、气道构成卫气运行的完整路径，同时也是邪气出入路径和住留之处，是古典针灸学中极为重要的概念。

卫气所行此三类虚空之处也是最常用的刺灸处，《官针》所载刺法绝大多数是在前二类虚空处；第三类“气穴”则是刺气穴法的所在。在体内所行之肓膜乃“募刺法”的操作地带。具体刺法详见第4章“刺灸处与刺灸法——血气的开关和调控”。可见 ，古典针灸最主要的针刺部位都在卫气所行之虚空“分腠之间”“分肉之间”“气穴”和脏腑“募”“原”。

体壁“视而可见，扪而可得”的虚空，即两骨之交曰“节”“节之间”，骨会、肉会又皆可曰“溪”“谷”，以及筋肉骨诸分间的凹陷处“气穴”等，也皆为卫气所行所止之处，同时也是邪气所客之处，故曰“此皆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而去之”（《五藏生成篇》）。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人形结构，气门，也指口鼻；气道，也指呼吸之道；气穴，也指有固定部位和名称的刺灸处，但在言卫气运行路径这个特定语境下，气道为分肉之间卫气运行主干道；气穴，乃卫气从分肉间气道外达于肤表的细小通道；气门，乃卫气出入之口，其开合由卫气司控。

既然气穴的体表定位在诸“分”之凹陷，那么如何在活体上清楚地显示出“分”对于确定气穴的正确位置就显得十分重要，古人以极丰富的想象力和非凡的智慧，再加上千万次的表面解剖学的实验，发现并总结出了大量巧妙、简便的显示诸“分”的方法和技巧。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传世本《灵枢》《素问》，以及输穴经典《黄帝明堂经》中。两千年前中国针灸人关于人体表面解剖学的实践和伟大发现，重发现的成果集中体现于《实验针灸表面解剖学》一书 ^①。

膈肓之上，中有父母。（S52）

——这里的“膈肓”指膈膜，而不是膈和下肓。

其大气之抟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L56）

膻中者为气之海，其输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L33）

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气，人以候心。（S20）

三焦者，主五藏六府往还神道，周身贯体，可闻而不可见，和利精气，决通水道，息气肠胃之间，不可不知也。（出《删繁方》，转引自《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

证明：基于公理9“气行虚空，正气不行则邪气客之”，又知体内之虚空比躯体虚空更大，则体内虚空“三焦”也聚气更多。如果说体表之虚空为卫气之道，则体内虚空为原气、宗气之道；体表虚空为“气穴”，体内虚空为“气海”。

随着“血气说”的重心由血向气的偏移，藏象学说的重心五脏也从“形”向“神”转向，较之于血肉之五脏，更注重血气之“脏”；较之于脏腑本身，更注重脏腑的包膜、膈膜和系膜，更注重脏腑之府，例如五脏之心肺居于胸中，而心肺之府的“胸中”也是一脏，且是更重要的“脏”，五脏六腑出于背皆曰“输”，独“胸中”之输曰“大输”，也是“胸中”比其他脏腑更重要的一个旁证；心是一脏，心之府的“膈中”（又曰膻中）也是一脏，且五脏六腑之气聚于胸腹者皆曰“募”，独“膈”“肓”二脏曰“原”，且远比脏腑之“募”概念出现为早。五脏以心为之主，而心之病取心之包络。 将“胸中”“膈中”“心包”这些虚空结构的地位贵等于“脏”，甚至高于“脏”，表现出这样一种理念：膜越大，其功能越大；虚空越大，其功能也越大。胸腔之中膜之大者以膈膜为最；腹腔之中膜之大者以肓膜为巨，而这两个最大的膜也正是古人最先认识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专门的“三焦膜-原学说”以阐述体内虚空的结构与功能，凸显体内虚空的特殊地位。

实体之外都为虚空，而古典针灸学只关注那些与针灸诊疗密切相关的特定虚空：实体之间的空隙——“分间”“节间”“分肉之间”；或实体离合形成的凹陷“分中”“陷中”“节之交”“溪谷”；以及脏腑的包膜、膈膜、系膜、“募”、“三焦”，这些针灸学中特有的基本概念都是关于不同部位、不同类型“虚空”的描述。

关于古典针灸学对“虚空”的阐释与利用，以及以此为基点构建的理论体系、输穴系统、刺灸法，详见第2章“分部理论——根于脉归于血气”和第4章“刺灸处与刺灸法——血气的开关和调控”。

作为“血气说”的核心，血气运行路径对于古典针灸学至关重要，古人以坚定的信念和超凡的智慧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多种不同的学说，其最终成果集中体现于针灸学的两大核心理论——经络学说和三焦膜-原学说。

从一开始古人就提出了一个远远超越那个时代认识水平的深邃之问——关于血气的出入之路径：

气之过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从还？不知其极。（《动输》）

——杨上善注曰：“肺气循手太阴脉道下手至手指端，还脉之时，为从本脉而还？为别有脉道还也？吾不知端极之矣也”（《太素·脉行同异》卷九）。意思是说，十二经脉血气之行，从肺出循手太阴脉下行至手，返回时是从原脉道返回，还是另有别道返回？

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能提出这样充满智慧之光的问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而更难以置信的是古人还进一步给出了直到300多年前哈维证明血液循环后人们才能理解的答案。

在阳者主内，在阴者主出，以渗于内，诸经皆然。（S56）

——虽然不能把命题中的“阳”“阴”与“动脉”“静脉”画等号，但古人显然认识到了脉气的出入，阴阳之气交换后再“渗”入脉内，并且通过比对其他经文可以判定，古人已经明确认识到阴阳之气（营卫之气）交换的场合在四末溪谷孙脉处。

脉之屈折，离而入阴，别而入阳。（L71）

——此说阳脉有离而入阴脉处，阴脉有别而入阳脉处。也就是说，阴阳脉除了在四末交会外，还有其他的路径交通。

阴者主藏，阳者主府，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藏。（L9）

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大络也。四街者，气之径路也。故络绝则径通，四末解则气从合，相输如环。（L62）

——这一命题分明在说：第一，阴阳之脉在四末交会；第二，脉不仅有纵行的干道，还有横行的辅路，干道不通，则辅路开放，血气仍然能循环往复。也就是说古人此时已经明确认识了阴阳脉间的交通支“气街”在维系血气循环中的重要意义。

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也；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气也；藏真高于肺， 以行荣卫阴阳也；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S18）

——这段文字我们平时很少深究，“藏真高于肺”下，若按照其他四藏体例，应作“肺藏皮毛之气”，而这里作 “以行荣卫阴阳”，突出了肺在血气运行上的重要作用，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低于主血脉的“心”。

证明：古人如何提出以上这些命题？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可从公理以及已经证明了的命题推导出来。可是我们这里如果止步于逻辑的论证，那么针灸作为一门应用科学的意义很可能就会被遮挡。在《经脉》篇之前，论血气运行的经络学说是关于血气由外返回的外行路径，三焦膜-原学说则论述的是血气由内始生传输于外的内行路径，二者拼合才能形成一个“阳入阴出”血气生成、运行的完整路径，而这个完整路径的简版见于《经脉别论》。当我们继续发掘，细心将离散的经文碎片正确地拼合在一起，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展现眼前：

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藏。（《经脉别论》）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五谷气味入胃→经胃的运化后输其精微于肝→经肝的泌化，其清者输布于筋膜，其浊者归于心→化其精微，上注于肺→化而为血，肺潮百脉，输血气于周身四末→血气在四末再次化合，复经孙脉、络脉、经脉至心→从心流于其他四脏，完成一次完整的循环。

此段文字只描述了血气循环的粗略轮廓，结合其他经文以补充其略去的细节，考证从略：

（1）肝有“生血”之功，胃运化五谷，注之于脉，输其精微至肝，此时的精微是“清浊”相混的，经肝的运化后，分别清浊，其清阳之气发四肢腠理，其浊阴之精走脏腑；

（2）浊阴之精经心所化后，上注于肺脉，在此形成“血”，再通过朝于肺的百脉敷布周身；

（3）溪谷之孙络乃通行营卫之处，即营出于外，卫入于内。促成这种脉内外营卫、津液交换的动力是阳气，如果“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则脉内外的物质交换受阻，导致疾病。

可见，在肤表和四末，通过孙脉（毛脉）的渗透性，营出于脉，卫入于脉，营卫和溪谷间的液体与脉内的营血进行交换后再“渗”入孙脉，完成血气返回内脏前的第二次运化。然后再通过孙脉、络脉、经脉逐级返回到内脏，完成一次完整的血气循环。见图2。

从现代解剖学的视角看，构成血气循环的要素“心”“肺”“腹主动脉”（伏冲之脉）、“出血管”“回血管”“毛细血管”（毛脉、孙脉）、“血管吻合支”（气街）、“血液组织液交换”（营卫交会）等，除了“静脉瓣”（有人认为“静脉瓣”也发现了，但至少其在血液循环中的意义没有被捕捉到），似乎一个都不少。

当然，站在现代医学最高点回看，这幅血气运行总图，仍然有不少细节不够清晰，比如血气从内脏出于肤表四末，进行营卫物质交换后再回到内脏，是同一套脉道，还是不同的脉道？从零散的经文看，古人明确提出的这一问题，也知道血气是通过不同脉道出入，知道出血之阴脉与回血之阳脉在四末交会，但并没有清晰呈现。古人也很自信地坦承，对于血气循环路径的细节“莫知其纪”“孰能穷之”。

换一个角度看，假设两千年前具备了发现血液循环路径细节的全部条件，古人会发现并载录于《黄帝内经》吗？有可能发现，但不大会为此构建理论，更不会载入《黄帝内经》。考察经络学说形成的轨迹可见，随着十二经脉流注“如环无端”的血气循环说盛行，关于血气运行路径的其他诸说，或被整合，或被丢弃。血气运行的完整路径轮廓的描述被置于“别论”实际上就是通过理论整合被边缘化了。从《本输》《经别》《十五络》《根结》《动输》等篇来看，仍然可看出“回血道”在头面、四末两端还有独立的脉道，而在头面部回血道自颈并入经脉，在四末自肘膝并入经脉，从而使得经脉成为出血和回血的共用主干道，实际上将原本分行的出血与回血脉道整合为一了。这一结局，今人看来无不扼腕痛惜——已经触摸到真理而又撒手而返，而从古人逻辑来看，理论的研究一定落脚于实用，如果不能具体指导针灸诊疗，便毫不犹豫地“剪枝”。在这里“鱼”和“熊掌”难兼得，我们不能以现代医学的价值观为古人的选择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