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乐观派(典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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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制造美德

50 000年前的以物易物、信任和规则

钱不是金属,而是信任的结晶。170

——尼尔·弗格森

《货币崛起》

欧洲的凶杀率171

电影《马耳他之鹰》里有个场景:亨弗莱·鲍嘉马上能得到悉尼·格林斯特里特给的1000美元,之后,他会拿一部分给玛丽·阿斯特。格林斯特里特低声对鲍嘉说,他要提个忠告:他晓得鲍嘉要给阿斯特一些钱,但要是阿斯特拿到的钱不如自己预想中那么多,鲍嘉就得当心了。172这个场景预示了20世纪70年代末由沃纳·古斯发明、后来又深受经济学家们喜爱的一种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它为透视人类灵魂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第一个玩家得到一些钱,要分一些给第二个玩家。第二个玩家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前者的提议,但他不能对其加以改变。如果他接受,钱就是他的了;如果他拒绝,他和第一个玩家都拿不到钱。问题来了:第一个玩家应该提议分多少钱给第二个玩家呢?根据理性来分析,他的提议应该尽量少,而第二个玩家无论如何都该接受,因为不管数目有多小,拒绝带来的结果都比接受要糟糕。但在实践中,人们一般会给出差不多一半的钱。人们的慷慨表现得很自然,或者这么说吧,不慷慨才愚蠢透顶呢,因为,要是第一个玩家太自私,报出的数目太小,第二个玩家会为了惩罚他而拒绝提议——人真的会这么做。

最后通牒博弈及其他数百个类似博弈带来的教训是:从这类实验可以看出,人们其实比你想象得还要善良。但更令人惊讶的教训是,人越是沉浸在现代商业世界的集体大脑里,表现就越是慷慨。诚如经济学家赫伯特·金迪斯所说:“社会利用市场,大规模地建立起合作、公正、尊重个人的文化。”173他的证据来自一个有趣的研究:他在15个大致属于小规模部落式社会里找人进行最后通牒博弈。174在与外界打交道最少的社会里,人的心肠最硬、最吝啬、最符合狭义上的“理性”。亚马孙河流域刀耕火种的马奇根加农夫,最多只愿意把总数的15%分给自己的合作者,而且,对方还全都接受了这样的分配(只有一起例外)。类似地,坦桑尼亚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哈扎人一般只分给对方非常少的一部分,亦鲜有拒绝者。另外,在最融入现代市场的社会里,比如肯尼亚的奥尔玛游牧部落、厄瓜多尔的阿查族贫农,大多会给对方一半的钱,跟西方大学生一样。印度尼西亚拉姆巴塔岛上的拉马勒拉捕鲸人因为狩猎的时候要靠由陌生人组成的大型团队协助,平均会给对方58%的钱——有点像是把天上掉下来的横财拿来拉拢新朋友似的。新几内亚的两个部落(阿乌族和格瑙族)也存在大致类似的情形,部落成员往往会提出“超公平”的建议,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拒绝:在这些文化里,礼物是收礼者的负担,因为收礼者将来有偿还恩惠的义务。

这次研究所得的教益在于,就整体而言,跟陌生人打交道教会了你如何礼貌地对待他人,而为了让如上所述的慷慨大度出现,哪怕代价很大,仍有必要对自私行为加以处罚。175拒绝第一个玩家的分配提议,对第二个玩家来说代价很大,但为了给前者一个教训,他还是觉得值得做。我的论点不是说交换教会了人善良,而是说,交换教会了人看清合作背后对自己蕴涵的好处。故此,人类为什么具备了跟陌生人打交道并把劳动分工扩大到敌对方的特点,这里就藏着一部分线索。

在家族里进行合作、交换和专业分工,是整个动物王国的常态,黑猩猩和海豚能这么做,狼和狮子能这么做,任何社会化种群里的个体都能这么做。狐獴和蓝鹊信任自己的亲戚能完成站岗的职责,看到老鹰出现会发出报警声,它们自己也会分担这一职责。工蚁会和蚁后、兵蚁及其他不同等级的姐妹进行劳动分工。可这些社会其实都只是大家族罢了,与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合作,似乎是人类独有的一项成就。在其他物种里,不可能有两个从没见过面的陌生个体为了彼此的利益交换商品或服务,而你每次去商店、餐馆或网站却会习惯性地这么做。事实上,在其他群体生活的物种当中(如蚂蚁或黑猩猩),不同群体的成员只要一接触,必然出现暴力行为,176可人类却能把陌生人当成尊敬的友人对待。177

向嗜杀的敌人伸出合作之手——迈出这样的第一步一定难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动物王国里才罕见此种行为。灵长类动物学家莎拉·赫尔迪和弗兰斯·德·威尔就知道这有多么奇特:他们注意到,一群陌生的黑猩猩绝不可能井井有条地排队登上飞机,或是坐在餐厅里,它们一定会凶猛地对打起来。178一般说来,一个物种群体内部的合作越多,群体之间的敌意就越浓。人类本身就是高度“群体化”的物种,我们在群体内部互相帮助,在群体之间也存在暴力行为,从这个层面上看,人类能克服自己的直觉,和陌生人进行社会交换,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

我想,最先冒险伸出和平橄榄枝的,应该是人类女性。毕竟,残杀、突袭相邻群体的事情(不管是人类群体,还是大多数其他灵长类动物群体),几乎无一例外是雄性做的。所以说,陌生女性之间的相遇,并不一定会演变为暴力事件。此外,在所有猿类当中,总是雌性在交配时离开自己出生的群体,奇怪的是,在猴子里,离开的却是雄性。假设人类遵循猿类的模式(大部分人类社会直到今天都是这样),那么,妇女必然要和其他群体(如配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等)建立紧密关系。这一点,晚近时期曾有个很有趣的回应:在西方人到来之前,东南亚的交易模式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商人多为女性,女孩从小就要学习算术和记账。179

贯穿人类历史,信任总是先从亲戚之间开始,之后再扩展到陌生人,而派亲戚到国外去当中介,是古已有之的做法。在亚洲的贸易港口,古吉拉特人(南亚印度民族之一)、中国福建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有社区,正如在欧洲的港口,热那亚、佛罗伦萨、荷兰、英格兰和汉萨同盟[1]的商人各自抱团,并随着家族的扩展,在亲戚之间维持着信任。1809~1812年[2],英国惠灵顿的大军能在西班牙筹到款,是因为英国政府信任一个名叫内森·罗斯柴尔德的犹太放贷人,180而他又信任自己在欧洲大陆上的兄弟们会用英国的票据买入黄金。

2004年,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的一群大学生志愿者坐在电脑屏幕前面,玩一个金钱游戏。游戏当中,所有人都住在虚拟的村落里,有自己的房子和土地,可以生产或消费红色或蓝色的虚拟“单位”。所有的玩家都知道,自己获得的红蓝单位越多,并接近某个固定的比例(比方说3:1),能带回家的真钱就越多。但有一点玩家并不知道,按照计算机程序的设计,他既可能是“奇数”玩家,生产红色单位更快,也可能是“偶数”玩家,生产蓝色单位更快。在电脑屏幕上,每一个玩家都能看到其他玩家(两名、四名、八名或所有玩家)在做什么。他们可以趁着游戏进行的时候及每一回合结束后的100秒休息时间在线聊天。游戏进行到第六轮的某一回合,两名玩家之间出现了如下对话。

甲:“我想,你能不能给我点儿货呀?”

乙:“好啊。”

甲:“哈,我做蓝色更快,你做哪个颜色更快?”

乙:“红色。”

甲:“哈哈。”

乙:“嘿嘿。”

甲:“那么我全做蓝你全做红。”

乙:“然后互相扔到对方房子跟前去?”

甲:“就是这样。”

乙:“好,(我做)百分之百的红。”

甲:“(我做)百分之百的蓝。”

巴特·威尔逊、弗农·史密斯和同事进行的这个实验,181目的当然是想看看人能不能够在没有规则或指示的前提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发现交换和专业化带来的好处。游戏里专业化是有风险的,因为结束时你手里只有一种颜色单位的回报是零,但通过交换实现专业化的回报是自给自足状态的3倍。可游戏没有任何线索告诉你能进行交换。尽管有些玩家从头到尾都卡在了低收益的自给自足状态里,可大部分人最终发现了交易带来的收益。“(人们)发现交换之前,”实验人员评论说,“基本上是靠自给自足的,可一旦他们发现了‘交换的力量’,专业化就慢慢演变出来了。”有趣的是,玩家们是从单个人对单个人的双边交换开始的,也就是说,每名玩家只跟另一名玩家建立交换关系,后来才逐渐扩大到邀请他人加入。

交换始于个人双边形式,这似乎合情合理。19世纪,澳大利亚北部的伊尔约龙特人,182每个家庭的宿营地都至少有一把高价值的石斧。这种石斧全部来自卡尔卡顿部落精心守护的一处采石场,也是该部落批量化生产出来的。卡尔卡顿部落住在朝南400英里的伊莎山上,远离伊尔约龙特人的控制范围。石斧是靠许多交换伙伴的手手相传,才到了伊尔约龙特部落的。伊尔约龙特部落里每一个年龄较长的男性,都会有个南部来的交换伙伴,他们是在一年一度的旱季庆典上相遇的。后者想要十来枚用在长矛尖端的倒钩刺,所以把石斧给了前者。前者为了得到倒钩刺,又去找另一位更北方的贸易伙伴,并将石斧交给他。再朝南前进150英里的话,交换汇率就不一样了:一把石斧只能换一枚倒钩刺。整个交换链上有不少诸如此类的套购利润。

所以,与陌生人交换的第一步大概始于个人友谊。一位妇女信任自己的女儿,女儿嫁到了同族的另一个部落。于是,这位妇女的丈夫渐渐学着信任自己的女婿。两个部落抵挡共同敌人所结成的同盟关系,可以让怀疑的屏障暂时消融一阵子,足够甲部落发现乙部落居然有一些多余的石头可供制造斧头,或是有一些倒钩刺能够制作长矛尖。渐渐地,一步一步地,在仇外的习性和复杂的男女关系之外,交换的习惯被慢慢培养起来。

大多数人以为,陌生人之间的长途交易及市场的概念,是在人类历史上相对近期才确立起来的,远远晚于农业的出现,但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例子来看,这种设想完全错了。没有任何一个已知的人类部落不存在交换现象。从哥伦布到库克船长(杰出的英国航海家),诸多西方探险家最初跟与世隔绝的原住民接触时,曾产生过许多困惑和误解,但交易这件事绝不在其列,因为他们遇到的任何原住民都早就对“物物交换”有概念了。跟新部落接触的短短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所有的探险家都开始了以物易物。1834年,一个叫查尔斯·达尔文的年轻的自然学家在火地岛碰上了一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住民。183“有几个火地人清楚无误地表现出他们对以物易物很有概念。我给了一个人一枚大钉子(最有价值的礼物),并未做出任何要求回报的表示,但他马上挑了两条鱼,用自己的矛尖把它们穿起递了过来。”达尔文和他的新朋友不需要共同语言,就理解了双方达成的交易。同样,1933年,迈克尔·莱希和他的探矿同事最初碰到新几内亚的高地人时,184给对方香蕉,换回了贝壳。跟外部世界接触之前,新几内亚人早就在长途交换石斧了。在澳大利亚,不知多少代人以前,贝壳和石斧就通过交换穿越了整个大陆。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原住民给内陆几百英里的地方送去海贝,从更远的地方进口黑曜石。185在旧石器时代,欧洲和亚洲的琥珀、黑曜石、燧石和贝壳长途跋涉的距离之远,绝对不是单个人带着它们能办到的。10万年前的非洲,黑曜石、贝壳和赭石早就在进行长距离交换了。所以,交换出现于史前时代,并且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此外,一些古老的狩猎采集社会达到了贸易与繁荣的巅峰,它们的人口密集居住,有着复杂的社会层级,专业分工众多。在大海物产丰富的地方,有可能实现通常而言靠农业才足以维持的人口密度,在这样的社会里,酋长、祭司、商人和炫耀性消费,一应俱全。美洲夸扣特尔印第安人靠太平洋西北部洄游的鲑鱼为生,对溪流和捕鱼点划分了家庭产权,当地有着用雕塑品和纺织品华丽装饰起来的大型建筑,有着关于炫耀性消费的奇特仪式(比如向彼此赠送贵重的铜制礼物,点燃蜡烛鱼油来博取慈善的名声)。他们还使用奴隶。不过,严格地说,他们仍然属于狩猎采集部落。加利福尼亚州海峡群岛的丘马什人,186靠海产品和海产肉品为生,长久以来靠着独木舟开展复杂的长距离海上贸易,部落里有专门的匠人用鲍鱼贝壳打磨珠子,用作货币。与陌生人进行贸易及维系贸易的信任感,是现代人类很早就培养起来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