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精髓

但交换的实现，靠的是人类善意的乳汁，还是人类追求自利的酸液呢？曾经有个叫作“亚当·斯密问题”¹⁸⁷的德国哲学之谜，声称在亚当·斯密的两本著作里存在矛盾。一本书里说，人类天生就具备同情和善良的本能，另一本书里则说，人类主要是靠追求自利来推动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说：“一个人的性格中，显然存在某些天性，不管以为他私心有多重，¹⁸⁸这些天性也会激励他去关注别人的命运，而且还将别人的也是他所需要的快乐转赐予他。他因目睹别人快乐而快乐，不过除此之外，不啻一无所获，然而他依旧乐此不疲。”他又在《国富论》里说：“人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他同胞的协助，¹⁸⁹仅仅指望他们的慷慨是徒劳的。如果他能唤起他们的利己心，他更有可能成功。”

亚当·斯密对这一难题的认识是，仁爱和友谊是必要的，但要让社会正常运作，这些还不够，因为人“随时都需要很多的合作与帮助。可一个人的一生又是极为短暂的，一辈子也难以博得几个人的友谊”。换言之，人要跳出友谊，与陌生人实现共同的利益，按保罗·希伯莱特的话来说，就是把陌生人变成尊敬的朋友。¹⁹⁰亚当·斯密天才般地混淆了利他主义与自私自利的区别：如果同情心能让你在取悦他人的时候也令自己欢喜，你是自私还是利他呢？诚如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所说：“我自己想要的是得到你的赞许，为了得到它，我极有可能去做你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¹⁹¹

这种把陌生人当成朋友来打交道的能力，是靠人类的内在信任本能来实现的。通常，你碰到陌生人并与之打交道时（比如餐馆里的服务员）做的第一件事，是微笑——这是一个表现信任的本能姿态。人类的微笑，炽热地体现了亚当·斯密所谓的“内在同情心”，能进入对方的大脑，影响他的想法。最极端的例子是婴儿的微笑，它能触发母亲大脑里的特定回路，¹⁹²让她感觉良好。没有其他动物会这样微笑，但实验表明，即使在成年人里，碰触、抚摸，或是表现慷慨的简单动作，都会令接受一方的大脑分泌催产素，催产素是进化用来让哺乳动物对彼此（父母对婴儿，爱人对伴侣，朋友对朋友）产生好感的化学物质。它还能以另一种形式发挥作用：朝学生的鼻子底下喷催产素，能叫他们更乐意地带着钱信任陌生人（相较于喷安慰剂的对照组）。“催产素是一种移情的生理特征，”进行此实验的神经经济学家保罗·扎克说，“它似乎还能让人暂时将这种情谊释放到他人身上。”¹⁹³

2004年，保罗·扎克和恩斯特·费尔等同事进行了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实验。¹⁹⁴实验表明，催产素带来的信任效应非常显著。他们从苏黎世招募了194名男性受试者（这个实验不能对女性做，因为要是某位受试妇女正怀有身孕，自己又还不知道，催产素可能会引发小产），让他们参加实验包含的两场博弈之中的一场。第一场博弈叫“信任博弈”，一名玩家是“投资者”，得到12个货币单位，并预先得知，如果他能把一部分钱交给另一名玩家，即“受托人”，实验者会把这笔款项翻上4倍。也就是说，如果“投资者”把所有的12个货币单位都给了“受托人”，后者就能得到48个单位。“受托人”可以还一部分钱给“投资者”，但没有非这么做不可的义务。因此，“投资者”有可能损失所有的钱，但要是他对“受托人”的慷慨大度足够有信心，也可能获得相当不错的回报。现在的问题是：“投资者”愿意拿出多少钱来给“受托人”？

结果极不寻常。实验开始前鼻子下喷了催产素的“投资者”比喷惰性盐溶液的“投资者”多拿出17%的钱，前者转交款项的中位数是10个单位，后者为8个单位。喷了催产素的“投资者”转交所有12个货币单位的概率，比对照组高2倍。但催产素对“受托人”却没有同样的影响，喷过和没喷催产素的“受托人”还钱时表现都一样。所以（动物实验也给出了同样的结果）催产素并不影响人的互惠性，而是影响人主动承担社会风险的倾向性。第二场博弈和第一场大致相同，只不过由实验人员随机决定“受托人”的慷慨程度（即“受托人”还不还钱、还多少钱，都由实验人员规定，跟“受托人”没有关系），这一回，催产素对“投资者”没有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催产素是专门提高信任感的，并不提高人的整体冒险意愿。荷尔蒙催产素促使动物冒险接近同一物种的其他成员（正如情侣愿为彼此冒险，母亲愿为孩子冒险），把“克服社会屏障及激活大脑里暗示奖励的回路这两点联系起来”。它能产生这样的作用，一部分靠的是抑制杏仁核的活动，杏仁核是表达害怕的器官。¹⁹⁵如果说，人类学会把陌生人当成伙伴而非敌人对待的那一刻真的属于人类经济进步中的一环，那么，催产素无疑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极为擅长猜测谁值得信任。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和同事做过一个实验，志愿受试者有半小时时间跟一个三人小组谈话。之后，受试者来到单独的房间，跟之前的谈话伙伴进行囚徒困境博弈（即每个玩家必须判断是跟对方合作实现互利，还是选择背叛，以期对方选择合作时获得自利结果）。不过，在这场实验里，每名玩家要先填写一张表格，不光说明自己会怎样对待每名伙伴，还要预测对方会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大多数时候，3/4的受试者说自己会合作，强化了亚当·斯密关于人天生善良的观点。（而经济系的学生，因为长年接受“人类本性自私”的教育，选择背叛的概率比常人足足高两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试者很善于预测伙伴里谁会合作，谁会背叛。凡是他们预测会跟自己合作的人，81%的时候都确实合作了，而整体来看，选择合作的人是74%。凡是他们预测会背叛自己的人，57%真的背叛了，而整体来看，选择背叛的人只占26%。罗伯特·弗兰克说，大多数人都能判断，在自己的友人（双方无血缘关系）里，有哪个在拥挤的音乐会场捡到了自己的钱包肯定会还回来；¹⁹⁶反过来，人能准确地记得曾经欺骗过自己的人的面孔。¹⁹⁷

因此，人类合作与交换这一整套基石（人类的繁荣和进步完全建立在其上），取决于一点非常幸运的生物学事实。人类有移情的能力，擅长识别值得信任的人。那么，情况是不是像这样呢：人类能够建立起复杂的社会，经历繁荣昌盛，全是因为人类有一种鼓励合作的生物本能？如果只是这样，那可就太简单了。如果只是这样，那么卢梭、伏尔泰、休谟、斯密、康德和罗尔斯的论点，就能落实到一个如此纯粹简单的结论上。可惜，生物本能只是一切的开端。生物本能令繁荣有了出现的可能，但它不能解释所有的东西。

此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生物本能只存在于人类身上。卷尾猴和黑猩猩跟人类一样，憎恶遭到不公平的对待，¹⁹⁸并能对自己的亲属和所属群体的成员伸出援助之手。你越是对利他主义和合作进行深究，就越是觉得它似乎并非人类所独有。所有哺乳动物都能分泌催产素，绵羊表现的母爱里有它的身影，野鼠的情侣之爱里同样有它的身影，所以，很有可能，所有的社会性哺乳动物都具备信任能力。要解释人类的交换习性，它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另外，过去10万年里，人类极有可能建立起了一套尤为敏感的催产素系统，更容易为同情心所触发，这是人类这一长于交换的物种在自然选择中实现的结果。也就是说，正如成年人控制消化牛奶能力的基因为应对乳制品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大脑的催产素分泌基因可能也为应对人口增长、城市化和贸易而发生了改变——人分泌的催产素远远多于其他许多动物。

此外，找到了潜在的生理机制，无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些社会如此擅长创造信任感，另一些社会却做不到。更推而广之地说，一个社会里，彼此信任的人越多，社会就越繁荣，¹⁹⁹信任感的增长似乎出现在收入增长之前。一系列的问卷调查和实验都对这一点做了量化，比方说，你可以在街上放个钱包，看看路人会不会将它交还，抑或用其母语问各国的民众：“一般而言，你会说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还是说跟人打交道，再小心也不为过？”按这些测量方法所得的结果是这样的：挪威人信任感强（65%的人彼此信任），国家富裕；秘鲁充斥着猜忌（只有5%的人彼此信任），国家贫穷。“一个国家里相信对方值得信任的人口比例提高15%的话，”保罗·扎克说，“此后每年该国的人均收入能提高1%。”说这是因为挪威人大脑里的催产素受体比秘鲁人多，不大靠得住，但它确实表明，挪威社会比秘鲁社会有一套设计更精的激发信任的制度。

是信任本能先出现，还是交换先出现，目前尚未完全搞清。催产素系统偶然突变出了敏感的形式，接着促使人类发展出了交换——这种设想的可能性是最低的。更说得通的一种设想是，起初，人类试探性地开始交换，体会到了比较优势和集体大脑带来的好处，反过来推动了自然选择偏向那些尤其擅长信任和同情，同时又保持一定程度谨慎和怀疑的大脑突变形式。在文化与基因的协同进化下，如果催产素系统的基因没有表现出为应对交换的出现而快速变化的证据，我倒要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