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70年发展的回声：最大最快的人口转变

人口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描述一个国家人口发展的最恰当方式，是揭示其处在人口转变的哪个阶段上，以及如何到达现阶段。观察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如何完整地走过了人口转变的各个阶段，又是怎样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相互影响并互为因果，即把人口转变看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回声，也是认识国家发展历程和事业成就的一个有益框架。

一、最大最快的人口转变

人口学家发现，一个国家完整地完成人口转变，通常经历三个阶段。第一，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上，人口类型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口类型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第三，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人口类型呈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结束了长期战乱及其造成的民不聊生，人民安居乐业，死亡率迅速大幅度下降。同时，直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出生率的下降相对滞后，导致人口增长率上升。随后，在整个70年代死亡率继续下降但略微趋缓的同时，出生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导致197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49低了1个百分点。以后死亡率基本稳定，出生率和增长率在80年代有所上升。自1998年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便一直低于10‰，2004年以来进一步降到6‰以下，2018年仅为3.8‰。

这个人口转变趋势也反映在总和生育率的变化上。在统计意义上，总和生育率可以简单理解为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量。实际上，作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迅速下降，到改革开始前后已经从最高时大于6的水平下降到2.5—3，进一步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2.1这一更替水平，自90年代后期以来，稳定在1.5左右的水平。

中国完成这样一个完整的人口转变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中国具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因而其所经历的过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转变。其次，中国的完整人口转变，也是以有史以来最快速度完成的。正如学者的比较显示，英国和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从5降到更替水平2.1左右，共用了约75年的时间。而从中国的数据看，同样幅度的生育率下降只用了20年的时间。

二、人口与发展的相互促进

我们可以把人口的动态变化，看作一个依队列关系而对之前的出生状况不断发出“回声”的过程，即婴儿相继成长为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人父母、退休并且逐渐变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形成的婴儿潮，在70年代和80年代便成长为规模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又由于70年代开始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相应下降，从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一个人口机会窗口期，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青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数量整体保持不变，因而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

中国这个人口机会窗口在世界上是独有的。例如，在1980—2010年期间，中国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以年平均1.8%的速度增长，而该年龄之外的依赖型人口则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0.2%）。在同一时期里，无论是发达国家作为总体，还是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总体，劳动年龄人口和依赖性人口的相对增长态势，都远远不如中国来得有利。

这里所谓“有利的”人口转变阶段，是指这种人口结构趋势产生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显著效应：劳动力数量供给充足；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加快改善；低人口抚养比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劳动力充分供给有助于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保障投资高回报率；转移剩余劳动力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

所有这些与人口有关的因素，既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反过来分别对高速增长做出了真金白银的贡献。可以说，具有这样的人口特征，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们称之为人口红利。

三、未富先老的两面观

当年的婴儿潮仍在发出“回声”。2010年，前述人口机会窗口就关闭了，劳动年龄人口转入负增长，而以老龄人口增长为主要动力，尚未进入或已经退出劳动年龄的依赖型人口开始加速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开启上升模式。人口转变的这个新趋势既是一般意义上的老龄化，在中国又有其特殊性，被表述为“未富先老”，即在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阶段上，老龄化水平迅速向高收入国家趋近，所带来的挑战是双重的。

劳动力供给不足是老龄化带来的首位负面因素，并影响到其他经济增长变量的变化。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新成长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使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放慢；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减少还导致劳动力流动规模缩小，降低了资源重新配置的速度，使生产率改善的潜力变小；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成本升高，会促使资本替代劳动的节奏过急，造成资本回报率下降。这些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老年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抚养比提高，对养老提出严峻和紧迫的需求。2018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67亿，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11.9%，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为16.8%，在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中属于老龄化程度最深的。这种未富先老的状况给老年人医疗卫生、基本养老保险、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对高龄和失能老年人照料等带来一系列挑战。

然而，也需要指出的是，未富先老也是一柄双刃剑：在带来严峻、紧迫挑战的同时，也相当于及早地提出了警示，指出为迎接未来更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应该如何未雨绸缪做好充分的准备。日益提高的人口抚养比，意味着只有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即较少的劳动力生产较多的产品，才能支撑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较早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以及由之而来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保持增长速度提出的紧迫要求，无疑是一种有益的信号，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从速度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尽早启动。

四、政策趋势和展望

党中央把处理好人口问题作为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在每一个特定时期，针对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别实施了相应的人口及相关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与时俱进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体制建设和政策调整。

首先，自1980年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根据人口形势的变化这一政策也不断得到调整。事实上，把实施了长达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简单理解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准确。在现实中，演进到2010年前后，生育政策大致上形成了一孩、一孩半、二孩和三孩等政策并存的格局。2014年起全国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从2016年开始，全面实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二孩政策。进一步调整，固然要适时推动生育政策向实行自主生育转变，更重要的是配合生育政策调整，有针对性地加强公共服务供给，解除年轻夫妇生育和养育孩子的后顾之忧。

其次，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制度全面建立起来，普遍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启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和基金中央调剂，全面实施大病保险制度，积极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已经超过9.25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已经超过13.5亿人，基本实现了全民参保。下一步需要在扩大和稳定覆盖率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基本保障水平。

第三，适应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常态，通过政策扶助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把应对老龄化的战略取向从消极应对型转向积极应对型；以稳定劳动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突破口，释放老年人的消费能量，特别是关注老年人群体的消费需求，研究其重要且具有独特性的消费特点，提高其消费的便利性；通过建立扶持和激励机制，促进老龄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最后，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对于人口老龄化的平常心态。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是伴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一种必然性，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跟得上老龄化的步调，经济就能持续增长，与老龄化相关的问题完全可以得到解决。这就要求一方面，把经济增长转换到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另一方面，把老龄化因素转化为生产率提高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