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不断深化对工业化规律的认识

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已经存在一定比重的工业经济，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是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的。1953年，全国83.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就业仅占8.0%。同年，反映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仅为17.6%。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实际增长81.0%，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增加到23.2%，提高了5.6个百分点。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工业化水平保持不断提高，在1978年达到44.1%的最高点。

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奠定下中国工业的基础，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工业化过程的推进特点则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矫正过重的工业经济结构，从提高经济活力的目的出发调整所有制结构，最终使中国工业在对应的产业价值链中获得了国际竞争力。目前，中国拥有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以及以制造业产品出口为主要特征的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中国工业化分别取得了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成就。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前，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方式推动的工业化，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得到了值得汲取的教训。改革开放时期，工业化进程不仅迅速而且持续健康，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工业化的故事不仅值得大书特书，而且应该从理论层面进行总结，深化我们对工业化规律的认识，并将其上升为发展经济学的中国智慧，形成可供发展中国家借鉴的中国方案。

一、转向发挥资源比较优势

实现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起步于贫穷落后的国家，经济建设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改变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加快工业化进程。在整个计划经济期间，党和国家都把这个任务放在重要的位置。例如，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第一条就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但是，在推进什么样的工业化、如何推进工业化的规律认识上，计划经济的理论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计划经济的实践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工业化更加自觉地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实现了从认识到实践的重要转变，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实践成就，也形成了在一个后起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发展经济学理念。

最重要的实践历程和认识深化，就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工业化道路实现了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就确定为重工业优先发展。当时，实施这一战略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西方国家封锁形成诸多发展的瓶颈，必须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打破。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石油工业。作为一个不可或缺却被卡了脖子的战略性产业，自力更生实现石油自给自足，在当时的环境下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不可不为的事情。与此类似的还有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核工业和航天工业，正是由于赋予了更高的优先地位，才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

然而，全面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在1952—1978年期间，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4%，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2.1%，重工业增长速度比轻工业快了44.2%。结果是重工业比重从35.5%大幅度提高到56.9%。这种结构失衡造成资源比较优势未能得到发挥、资源配置扭曲以及工业企业的低效率，也抑制了工资的提高，使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与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一道，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未得到改善。例如，在1957—1976年期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从34.6%降低到19.7%，同期工业企业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由650元下降到585元。

另一个对发展规律的违背，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脱节。重工业具有资本密集度高的特征，因而该产业的优先发展，与劳动力丰富这一资源禀赋特点形成矛盾，非农产业就业岗位创造未能与工业比重提高相伴而生。并且，重工业发展的产业配套要求不明显，因而从产业布局的角度看，区域辐射功能未获充分发挥，都导致在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城镇化严重滞后。城镇化率在1960年19.7%的基础上，长达十年没有提高，直到1981年才恢复到起点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从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看，似乎工业化率再没有回归到1978年的水平，但是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更加健康并且符合发展规律。随着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扭曲得到矫正、市场配置资源范围的扩大、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以及逐步扩大的对外开放，中国的工业化转向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20世纪80年代工业化率的下降，实际上是工业经济结构的一种调整，其间轻工业增长快于重工业，矫正了畸重的产业结构。在90年代期间，轻重工业开始均衡发展。21世纪以来，随着资源比较优势的变化，以及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的加强，从产值增长速度来看重工业再次快于轻工业。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时期工业化的特点，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更快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方面，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促进资源重新配置并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制造业发展把丰富的劳动力转化为资源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凭借自身资源禀赋立足全球产业链，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从1979年创立经济特区、20世纪80年代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到全方位对外开放，及至20世纪90年代，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努力，开始了全方位地拥抱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工业化也是对外开放的过程。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扩大对外贸易等开放形式参加全球产业分工，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地位，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

二、作为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党和国家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把这一目标表述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但是，改革开放之前四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被割裂的，也未在整体上实现关键的跨越。新中国70年工业化历程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之前走的弯路和付的代价，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工业化与城镇化、“三农”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化健康推进，则是在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各种关系中实现的。

遵循两个规律即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和利用产业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沿海地区不仅获得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也率先推进了城镇化。21世纪以来，受惠于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开始承接沿海地区制造业转移，城镇化速度也呈现后来居上的势头。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不仅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化率以同期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提高，城镇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工业化与城镇化实现了同步。在1978—2017年期间，地级市数量从98个增加到294个，县级市数量从92个增加到363个，镇的数量从2176个增加到21116个。

在农业比重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步下降的规律作用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进入城镇非农产业就业，实现了资源重新配置，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和农业发展到达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始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前所未有。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以农业机械化为标志的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在1978—2017年期间，农业机械总动力以年平均5.6%的速度增长。随着农村出现劳动力不足现象，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日益迫切，在2003—2017年期间，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的数量，年平均增长率均超过1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一要求既是深刻吸取经验教训之后的理论升华，又与时俱进地体现了新的科技革命特点。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与推进新型工业化及“四化同步”要求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过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改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同时实施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同步发展的一项重大部署，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旨在探索一条史无前例的14亿人口大国的成功道路。

作为人口结构变化的后果，劳动力出现普遍短缺的现象，工资上涨速度加快，享有多年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趋于减弱。这时，充分开发“四化同步”本身具有的协同生产率和竞争力愈显重要。一方面，以加快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条件，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仍然较大，制造业可以形成一个国内版的雁阵模式，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延续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借助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化的成果，加快掌握核心技术、获得核心竞争力，通过新型工业化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三、劳动生产率引导结构演进

从各国经验看，国家工业化并不是遵循一个直线式的轨迹推进，而是按照一个不规则的倒“U”字形曲线变化。例如，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通常会首先经历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到达一定发展阶段后，该比重达到峰值后便转而缓慢下降。中国制造业比重在1996年便在36.8%的水平上达到了峰值，不过，在随后的十年中并没有明显下降，而是保持相对稳定。在2006年之后，该比重才从36.2%的水平上一路下降。

制造业比重的下降现象，既可能是在较高工业化阶段上产业结构自然演进的结果，也可能是条件尚未成熟时的过早“去工业化”。许多曾经取得制造业发展重要地位的国家，已经经历过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过程，其经验和教训值得引以为鉴。我们可以从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的条件成熟度，即以世界银行定义的人均收入组别作为发展阶段特征，以农业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特征，以及制造业比重下降后的结果来观察。

第一类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可谓水到渠成。在制造业比重由升到降的转折点上，人均GDP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农业占GDP比重降到很低的水平；在比重下降之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反而加快提升，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迄今仍然保持发达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分别于1953年和1970年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的美国和日本，便属于这种类型。

第二类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不成熟的性质。在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时点上，以人均GDP衡量仍然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农业比重偏高；并且在比重下降之后，制造业升级并不成功，国际竞争力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足以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以人均GDP标准来判断，许多此类国家迄今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同时于1974年开始制造业比重下降过程的阿根廷和巴西，即为这方面的典型。

由此可以归纳几点经验和教训。首先，人均GDP作为一个标志性指标，揭示出在一定发展阶段上，高速工业化的源泉逐渐式微，在转向以创新和升级为内涵的工业化阶段时，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必然性。其次，农业比重下降到较低水平时，意味着不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同时第三产业也处于较高端，制造业比重下降不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降低。第三，制造业比重下降，绝不意味着该产业的重要性便降低了，相反，新的工业化阶段是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阶梯的关键时期。

比照国际经验，中国制造业比重的下降来得过早。在1996年制造业比重达到最高点时，按照201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仅为1335美元，刚刚跨过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门槛；2006年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均GDP也只有3069美元，仍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两个年份上，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高达20.4%和11.7%。

2017年中国在人均GDP达到7329美元时，制造业比重降到了29.3%，农业比重为7.6%。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指标来看，类似于阿根廷和巴西在1974年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的水平。这就是说，即便考虑到中国的制造业比重过高，需要一定程度的调整，目前达到的水平仍然应该作为一个警戒线，需要遏止继续下降的趋势。防止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一方面是为了给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高端升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服务业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是为了集中创新核心技术、提升核心竞争力，在产业更高端获得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给出充分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