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彭端淑：跨越一带 独有千古
苦学六载不下山
丹棱（古作“稜”，今作“棱”）古称齐乐郡，北周置齐乐县，隋开皇十三年（593年）建县，因城北的赤岩山丹红有棱、状若飞旗而得名。丹棱县人杰地灵，名胜极多。著名的丹棱白塔雄伟高大，造型优美，与西安小雁塔极为相似。白塔始建于隋代仁寿年间（601—604年），塔为正方四角攒尖十四层的密檐砖砌建筑，通高近三十米。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曾前往丹棱城西观塔、登塔、咏塔，留下许多赞美诗篇。彭端淑《白塔钟声》云：“塔势壮城西，迢迢入霄汉。钟声出上方，清越随风远。唤醒梦中人，回头思彼岸。”白塔原每级檐角之上共悬挂有72只铜铃，铃随风摇动，发出清脆悦耳之声。塔顶悬铜钟一口，每当早晚，塔内清越的钟声便会随风而扬，聆听“白塔钟声”便也成为地方一景。遗憾的是白塔虽在，但铜钟早已不存了。一句“唤醒梦中人，回头思彼岸”，就凸显出彭端淑卓尔不群的气象。
有学者认为，在丹棱县的人口构成上，比较独特的现象在于：彭姓是该县第一大姓。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清朝时，以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彭端淑为代表的彭氏家族，对丹棱彭姓繁衍昌盛的贡献应该放在第一位。这个彭氏家族人物，在清朝可谓文武全才，显赫一时。
彭端淑（1699—1779年），字仪一，号乐斋，眉州丹棱高桥翠笼山（今眉山市丹棱县双桥镇桂香阁）人。彭端淑出生于一个富庶之家。其祖父彭万昆征战多年，在明末被封为“怀远将军”。“怀远将军”为一个武散官名，也就是说没有具体的职事，是朝廷给予的一个优渥待遇，官阶为从三品，级别不算太低。清初为简州（今成都简阳市）判官。彭万昆以军功著称，后授四川都督佥事。都督佥事是正二品，显然彭万昆得到了明显擢升，不料他坚决不就，决意辞职归家，培养子孙，教育后代。彭端淑有8位叔父，多为举人、知县。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彭端淑常受到先辈“崇实黜浮，又宜力学，毋自弃”的教诲，加上天资聪颖，自小展示出颖异的特质。
据说，彭端淑10岁就能写出漂亮的文章。他与兄端洪，弟肇洙、遵泗、端潋就读于丹棱县翠笼山上的紫云寺，得到父亲彭珣、进士出身的夹江名儒王庭诏的教益。他五六年不曾下过山，足以见得彭端淑苦学的强度。及入县学，再得合江籍进士、蜀中制义（八股文）匠手董新策点拨，学业立就，潜心于学，力追古人文心诗魂。
彭端淑诗学汉魏风骨，有陶渊明遗风；文章以《左传》《史记》为圭臬，皆诣极精微，力排空言。可见他后来的成就并不是靠先天的才气，而主要是得力于后天的踏实勤学。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乡试中举。雍正十一年（1733年），与弟弟彭肇洙一道荣登进士榜，端淑被授予吏部主事。四年之后捷报频传，二弟遵泗又中进士。彭家兄弟三人，俱以文章声名远播，时号“三彭”。当时与彭端淑兄弟往来赠答的，皆南北知名士。其后又有叔侄端笏、大力、承绪先后中武进士，可谓“彭氏一门六进士，文韬武略震京师”。当然了，在“三彭”中，以彭端淑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
乾隆十年（1745年），彭端淑擢吏部员外郎，次年升吏部文选司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充任顺天（今北京市）乡试同考官。彭端淑为人正直，偶然发现一个叫纪昀的人很有文才，他便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拔取纪昀为解元。纪昀后来成为一代名臣、文学大家，总纂《四库全书》，成为清代学术界执牛耳者，这就是民间耳熟能详的纪晓岚。
这不能不归为彭端淑的伯乐眼光。
断案三千件
乾隆十四年（1749年），因为母亲病逝，彭端淑丁母忧，回籍服丧。乾隆十六年（1751年）服除后，返京仍任文选司郎中。乾隆十九年（1754年），彭端淑擢广东肇罗道（今肇庆市一带）署察使（巡察、考核吏治，主管刑法事务），此地为“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由此开启了彭端淑担任地方官的不凡生涯。
两广总督杨应琚（1696—1766年）十分看重彭端淑的才学，凡是巡边及盘查政务，多委托彭端淑办理。彭端淑的官箴是“清慎”两字，他恪守于清廉、谨慎、勤勉，每次出巡，随从不过一二人，所至州县，严禁地方官员迎送。遇到处置公务，均是亲到公堂，胥吏不离左右。民间或有不便，悉为经画得宜，舆论翕然。
彭端淑发现，当时省中积案至三千余件，制府顺水推舟，让彭端淑审理。所谓积案，都是案情复杂不好判决的案件，所以一拖再拖，否则早就被前任给结案了。彭端淑不恃击断之能，而是逐一调查，请各县衙官员参与审理……不到一个月，如山的积案竟然俱清，而且僚属皆服其明决。总督杨应琚闻之大喜，引之上座，准备向朝廷推荐彭端淑。
万历元年（1573年），官员李材在肇庆府学宫西侧的鼓铸局旧址（今端州城中路167号的广东肇庆中学西北角），即分巡岭西道署的左侧，创办了端溪书院。端溪本是溪名，处在端州东郊的烂柯山中。由于唐代端溪一带所产的端砚极负盛名，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故李材以“端溪”命名书院。
彭端淑延请名宿何梦瑶执掌书院，严为月课，亲为指导讲授。三年时间里，中试者十余人，当地学风大振。
彭端淑任职广东肇罗道七年多时间里，秉公办案，为民造福，政声卓著。《广东通志·宦续》中评论彭端淑：“见者惊服，称神明焉……以儒吏称而又明于讯断云。”蜀人张邦伸在《锦里新编·彭端淑传》中援引了两广总督杨应琚的赞美之词：“以君之简默，疑不足以集事，而所能如此，可敬之至……”（《锦里新编》，巴蜀书社1984年版，上编第344页）
势头看好，前景灿烂。按理说彭端淑可以继续在官场游走，但一个小小的意外，像一道大光照亮了他的灵台，由此改变了他的价值观。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彭端淑监督粤西运大米赈济灾民，归途舟行海隅。他一不小心失足落水，幸得船工奋力营救，脱离了险境。经历这一次历险，彭端淑豁然有悟，叹气道：“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他立即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告老归乡。
锦江栖迟二十年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彭端淑毅然返川，居家于成都南郊的白鹤堂（现属于双流县黄龙溪镇地界）。
翌年后，应四川学使博卿额之聘，主持锦江书院（在今成都石室中学内）。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在彭端淑的学识、声望号召下，蜀地莘莘学子投之于门下。名士李调元、李鼎元等即出其门。当时锦江书院是四川省的最高学府，彭端淑在此任主讲、院长，在院学生有200人左右，比如张翯、钟文韫等，都是川内秀才以上的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
双流县彭镇俗名彭家场，名称的由来是彭端淑在任成都府锦江书院期间，常到彭镇杨柳河畔视察，见此处风景秀丽，舟楫繁忙，实在是著诗赋文的好地方，于是就在彭镇定居下来，并从丹棱县把家小接到彭镇。后来当地人为纪念彭端淑，就把此地称为彭家场。民国元年（1912年）七月，彭家场开设镇会，定名为彭镇。1949年设彭镇乡，1985年3月定为双流县七个建制镇之一。
彭家场杨柳河畔有“第一桥头”美景，为“双流八景”之一。“第一桥”建于清朝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时任双流知县徐钺看到杨柳河两岸过河不便，于是下令修建了这座11孔大石桥，上刻有12种动物。彭端淑为此写了《第一桥记》，并且题写“第一春波”4个大字，“第一春波”自此名扬川西。旧时杨柳河直接从金马河开口引水，河面开阔，水运方便，两岸遍种柳树，水运发达，彭家场也成为川西商贾云集的大码头。彭端淑在《第一桥记》中有精彩描写：“舟楫往来不绝，四方商贾蜂拥蚁聚。”
彭端淑工诗善文，特点是质实厚重，跨越一代，士林奉为圭臬，尊之为“乐斋先生”。他与绵州李调元、遂宁张问陶被誉为清代“四川三大才子”。彭端淑的清廉本色一直是他毅然奉行的。他写道：“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在锦江书院执教后，他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内心更趋于平静无垢。他的湛然心境，在这首《戊戌草·寒食》一诗中被和盘托出。
彭端淑晚年教学之余开始为诗，尤以五言见长，题材极为广泛，或忧国忧民，如“忧旱几经旬，农夫心独苦”（《七月十六日》），或愤世嫉俗，如“深山夜月一声啼，天地有春留不得。今古世事如苍狗，王侯蚁蝼同枯朽，……胡为岁岁啼不住？似含孤愤争自诉”（《杜鹃行》）；或抚时感事，如“骨肉难无故，同怀七剩三”，“何时重聚首，一解忧心愤”（《忆弟》）。
徐世昌《晚晴蓼诗汇》谓其诗“取法杜韩，涂辙甚正。盘空出硬语，不肯落当时窠臼，自是雅音”。比如他的《薛涛井》一诗，可谓独出机杼：
吾慕宋若昭，才堪宫中师。
惜哉李季兰，芳心不自持。
校书闺中秀，奈何亦若斯。
遗井落江边，千载尚护之。
汲水清且洁，人愿携一卮。
花笺虽失传，想见挥毫时。
唱和来群公，风流世共推。
自古重名媛，在彼不在兹。
彭端淑的文章里遍布警语，开人茅塞。著名散文《为学一首示子侄》仅370字，以四川两个僧人去南海朝圣为喻，论为学之道，立意精警，文字清新，迄今为初学者所传诵。彭端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他对“聪与敏”“昏与庸”这些先天条件的看法。他指出：“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这句是《为学》的点睛之笔。作者用反问的形式，道出立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文章昭示了一个硬道理：一个人只要有恒心和毅力，艰苦奋斗，就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而贪图安逸、坐等条件具备，害怕艰难，就一事无成。由此可见，《为学》也是为人之学。
彭端淑晚年曾有《赠僧》诗一首：“有僧远自蜀中至，赤足蓬头向我鸣。欲刻韦陀镇佛寺，为求巧匠到京城。一瓶一钵随缘募，万水千山背负行。志士苦行能若此，人间何事尚难成。”他在诗题下注解：“四十年前在京师，有僧自眉州至京，刻韦陀一尊背回。苦行如此，用以示警。”很显然，这个眉州和尚就是朝圣南海的穷和尚的来源。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陈宏谋先生因病疏请回乡，得乾隆允准，并加封太子太傅衔，谕令所经处官员二十里内料理护行。1771年6月，船行至山东兖州韩庄时，他病逝于舟中，终年76岁，谥号“文恭”。先生辞世后，其后人第一次重印陈宏谋编辑的《五种遗规》时，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彭端淑应邀于锦江书院特意写了《藏书五种叙》。
他指出：“生其时者，日闻正言，睹正训，莫不各爱其身，而耻为不善。佥壬败类，自顾无所容。其立法之善如此，故其教之成处，则为忠信笃敬之儒而出，亦可以备天下国家之用……”意思是说，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人，每天所听到的都是正面的言论，看到的是正确的示范和法则，没有谁不爱惜自身德行的，所以都以不行善事为可耻。所有的奸佞和道德败坏者，都无地自容。那时创立的教育法则是如此优良，所以那时候教育成功之处恰在于，培养出来的都是忠诚守信认真恭谨的读书人，这样的人才也可以准备为国家所用。
可是世道变了，人心不古。“自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故曰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不易之理也……”可见，世道、人心既然不能指望严刑峻法，那么靠几本圣贤之书，能有回天之力吗？！
如今看来，估计彭端淑自己也不一定坚信自己说的话了。
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时光里，彭端淑把心血全部奉献给了教育。他一生著述数十万字，诗歌六百多首。结集有《白鹤堂文稿》《雪夜诗谈》《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白鹤堂时文稿》《粤西杂草》《曹植以下八家诗选》《国朝蜀名家诗钞》等诗文行世。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81岁的彭端淑在位于成都南郊的白鹤堂仙逝。彭端淑没有回到老家丹棱县，也没有在成都安葬，而是安葬在今彭山县公义镇月台村，现在归入了黄龙溪莲花公墓。这样的安排，也留给了我们很多未解之谜。
彭遵泗与《蜀碧》
彭遵泗（1702—1758年），字磐泉，号丹溪生，彭端淑的弟弟。
据说7岁那年，他在水池边洗手，随口吟出一首诗：“素手濯长渠，扬波混太虚。还将指上沥，惊散水中鱼。”旁边的朋友们一听，就呆了。
12岁时，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玩耍，有人提议玩指题作诗的游戏。轮到彭遵泗，同学指扇为题，彭遵泗写出《咏扇上美人吹箫桥边》，最后一句是：“仙音不肯随凡响，恐引牛郎渡石桥。”这句诗想象力独特，“语惊四座，人皆异之”。雍正十三年（1735年），彭遵泗参加乡试，考中解元。乾隆二年（1737年），在彭端淑、彭肇洙考中进士四年后，彭遵泗也考中进士，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调任兵部任主事。乾隆七年（1742年），彭遵泗升职为兵部员外郎。乾隆十五年（1750年），彭遵泗出任甘肃凉州（今武威）同知（副知府）。乾隆十七年（1752年），转调湖北黄州府同知，乾隆十九年（1754年）又改任江防府同知。彭遵泗在地方上任职期间，颇有政绩。但他在不同地方转来转去，职位上总是平级调动，没有升职迹象。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又一次任期满了，彭遵泗看到还是没有升迁希望，“以卓异之才不为世用”，不想再干下去，打报告辞职回家了。彭遵泗写了很多书，但他不怎么整理写出来的东西，经常是随写随扔，或者胡乱放到书箱里，希望到晚年的时候再整理出版。没想到他英年早逝，后人在整理遗作时，发现他的作品太零乱，字迹也潦草，墨迹沾成一团，难以识读。彭遵泗最著名的作品是《蜀碧》，是早年在北京时写的。《蜀碧》详细记载了张献忠入川的情况，所引证的书目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25种，几乎收尽了当时记载张献忠占据四川的所有史料。对研究明末四川社会状态，特别是张献忠入川后的活动，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鲁迅先生评价说，这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了”（《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鲁迅先生还在另一处，谈及了张献忠考秀才之事。彭遵泗还编修了12卷的《丹棱县志》，是他受丹棱县知县黄云的邀请写的，在他临死前的一年成书，由此成为丹棱县现存最早的县志。
彭遵泗的另一部著名作品是《蜀故》，写成后未及付印即殁，后由其兄彭端淑、彭肇洙和子彭延庆整理成27卷，刻板刊印行世。本书辑录了张献忠占据成都时期的四川古今各行各业的大量珍贵资料，为研究明末清初四川风土人情、社会风俗、山川地理、人文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