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异化劳动与资本社会批判

现在我们经常愿意把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主要贡献归于尼采，因为后者以“上帝死了”这个骇人的口号宣告了欧洲传统哲学和宗教的崩溃和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以我的理解，实即自然人类文明的基本精神表达方式的衰落和精神表达体系的消解。但在更早些时候，费尔巴哈已经开始了基督教批判，马克思已经开启了传统“柏拉图主义”或“唯心主义”批判。马克思有言：“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6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文本证据，表明尼采读到过马克思的这段话，如果尼采读过，我们可以相信他必定会把马克思引为同道，甚至把马克思视为自己思想的先行导师。17

马克思完成了从彼岸到此岸、从超感性到感性的哲学转向，这种转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马克思把“对尘世的批判”落实为资本社会批判，首次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运行的逻辑。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资本”“劳动”“地租”三个基本概念入手来分析和探讨资本社会机制，发现资本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的根源就在于资本占有劳动，就在于私有制。“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8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状态下，“异化劳动”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诸如：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相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19

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私有财产还是它的后果“异化劳动”，马克思都没有给予完全消极的和否定性的指控，相反，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性质才能在总体上、合乎人性地实现；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如果撇开私有财产的异化，那么，私有财产的意义就在于本质的对象——既作为享受的对象，又作为活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20

马克思理解了工业—商业社会新型权力关系的核心，那就是资本，也就是货币。市场交换表面上的平等性掩盖了这种由资本或者货币决定的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货币，因为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这种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所以它被当成万能之物。”21马克思引用了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的著名说法：货币既是“有形的神明”又是“人尽可夫的娼妇”。作为“有形的神明”，货币“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而作为“人尽可夫的娼妇”，货币“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22这里的“神明”与“娼妇”并不构成对立两极，而是在消极意义上标征货币的暴力性和普遍性。

马克思之后，在“货币哲学”思考方面走得更深远的，恐怕是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年），其货币哲学完全可与马克思哲学相对照，可以说是对后者的一种发展。在西美尔看来，“货币作为一般的存在形式的物质化（Substantierung），依据之事物从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中找到了其意义”23。货币在最纯粹的形式上代表着纯粹的交互作用，“货币就成为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充分表达”24。在此意义上，西美尔试图发展一种把货币当作“人类社会中的经验之中介”的现象学。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大致有如下几个要点：首先，货币本身成为功能。货币本来具有实物与功能双重本性，但在现代社会中，货币的功能化倾向越来越扩大，货币的实物性已经渐趋削弱，到今天的互联网金融和虚拟货币时代，货币的实物性马上要彻底消失了——货币本身就是功能了。这个意思当然不难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货币史差不多是一种“虚拟化的历史”，比如以黄金为代表的金属货币是对实物的“虚拟化”，纸币是对金属货币的“虚拟化”，而今天的网上交易系统和虚拟货币则是对纸币的“虚拟化”，总之是越来越虚化。其次，货币的量化和平均化特性。按西美尔的说法，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货币把一切价值都量化了，都敉平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货币最直接而有效地实现了社会价值平等的诉求。第三，货币是绝对的手段，也成为绝对的目的。现代生活中神性—形而上学性消退之后，以货币为象征的工商主义精神占据了统治地位。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拜物教”。

西美尔围绕货币展开的关于“物化、客观化、异化”的讨论看起来似乎要比马克思更冷静和更客观一些，毕竟两者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了，两者的哲学背景也全然不同。马克思的时代更多的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资本的嗜血性和残酷性是当时的最大现实，面对被剥夺的劳动者的悲惨处境，马克思所做的资本批判和货币分析多少带有某种情绪色彩，这原是可以理解的；而西美尔则处身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技术工业电气化的新时期，情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两者的哲学立场也是大相径庭的，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改造为前提的，那么，西美尔则更多的是以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哲学为基础的。

西美尔也谈“物化”，他认为物化和客观化是文化成熟的标志，意味着人类劳动和知识等超越了个体的人的局限，比如说经济价值使主观价值客观化，而金钱就是经济价值最物化、最客观化的载体；又比如财产更替方式，前资本时代的财产更替无非有两种方式，一是抢劫（包括偷盗），二是赠送，两者都没有客观的道理和规则可言，而现代资本社会的财产转移的方式变成了交易（交换），后者更需要规则和制度，很显然，交换比抢劫和赠送更客观化，也更文明。25所以，客观化程度意味着文明发达的程度。26货币使人与人的关系客观化了，从而保证了个人自由。但另一方面，物极必反，现代文化的极端物化和客观化又对精神生活/主观世界构成伤害和威胁。西美尔说，商人赚钱后仿佛自由了，但常常会处于食利者那种厌倦无聊、生活毫无目的、内心烦躁不安的状态，于是只好竭力使自己忙碌起来，终于沦为一架赚钱机器。总而言之，“因为货币所能提供的自由只是一种潜在的、形式化的、消极的自由，牺牲掉生活的积极内容来换钱暗示着出卖个人价值”27。

与马克思一样，西美尔也看到了货币社会的技术本质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异化状态的必然性。在西美尔看来，现代技术的优势地位是以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为前提的，而同时，理性主义本身也是技术优势的表现形式，可以说理性主义统治地位既是“技术优势”的原因，又是它的后果；然而“技术优势”也罢，“理性意识的统治地位”也罢，两者都可以用来表征一种精神异化，即技术时代人类越来越疏离于自身存在的完整意义。西美尔指出：“灵魂的精神性和专心镇静在自然科技时代喧嚣的辉煌中麻木了，造成了紧张和茫然地追求的某种模糊感的恶果，造成了一种感觉，即离我们的存在的完整意义如此遥不可及，以至于我们无法锁定存在的完整意义，处于不断地远离它而非靠近它的危险之中……”28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区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但主要还是把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区别开来了。马克思认为，自然经济就是满足自给性消费的生产，自然经济的瓦解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雇佣劳动者（工人），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其二是原始积累，也就是有了大规模企业生产的货币财富积累。但这两个条件的根本动因仍旧在商品流通和商业发展，也即商业市场的形成，而其中核心的推动力还是技术工业。因为技术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意义，必致劳动异化，所以也可说，技术工业带来了异化。

马克思看到了一个技术—资本主导的新时代的到来，对资本社会的基本逻辑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他围绕“异化劳动”来开展的资本社会批判与他的技术批判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关联，并且他预见了一个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全球化进程的远景，他赋予这个社会远景一种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这些都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性贡献。在他身后，社会历史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包括剩余价值理论、无产阶级理论、存在决定意识等在内的马克思理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而最大的责难或许在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做了一种总体主义/整体主义的思考，在这种宏大思考中，个体自由无法得到确认，个体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是后世的实存主义（存在主义）和自由主义者最容易提出来的一个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