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代技术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

人要获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须扬弃“异化劳动”，使劳动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9

这段著名的“共产主义宣言”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已经得到反复的阐释和讨论，但个中深意未必是人们都能完全理解的，也不是人们能够达成共识的，比如：如何理解对“私有财产”和“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什么叫“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又如何来理解马克思接着说的“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0？所有这些都还值得我们深究。

首先我愿意认为，19世纪后期以来的人类生活世界的变动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尤其在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层面上，总体来说是合乎马克思在19世纪做的总体预言的。我们也必须指出，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和失败，并不能证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虚妄；甚至，社会主义革命的局部成功也并不一定能确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更何况我们看到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出现了太多假冒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各种变相的理论和说辞。

在我看来，在后马克思时代的人类历史（世界历史）进程中，至少有几项重要的事实是合乎马克思当年给出的预言的：

第一，在现代技术推动下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全球饥饿和贫困人口得以大幅度减少，瘟疫和流行病总的说来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有效防治；人类寿命得以不断延长，1900年人类平均寿命只有39岁，现在已经超过73岁，近乎翻了一番。这完全是现代技术为人类带来的福祉，现代技术工业通过现代食物生产、现代药物和医疗体系延长了人类的自然寿命，而且有望通过生物技术（基因工程）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合作，在不久的将来进一步延长人类寿命，使人类进入“长生”和“永生”的轨道之中。光凭这一点，今天一味反技术工业者可以休矣。31因为在我看来，“长生”和“永生”的愿望属于人类的基本本能，是不容置疑和否定的。

第二，全人类的普遍交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完成，通过19世纪中期以来快速形成的以轮船海运为主体的全球物流体系，进而通过20世纪相继出现的飞机、广播电视和电脑网络，特别是通过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互联网，现代技术为全球人类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全球民主商谈制度的普遍化提供了可能性条件。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早就把“普遍交往”设为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基本前提之一。这个前提现在已经完全成了现实，今日人类无疑已经不再是“区域性的”人了，而是成为当年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性的”人。虽然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地方主义、种族主义的声音从未消停过，最近一些年来甚至有加强之势，但现代技术及其工业体系同样也在巩固和推进全球化进程。

第三，高福利社会的不断增加。如今在全球范围内，高福利国家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欧洲和美洲，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高福利体系是在社会物质财富高度积累和现代民主制度成熟之后才可能实现的。我认为，这同样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高度发展以后社会形态变化的预言。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技术工业将进一步提升人类生产力，降低人类劳动总量，从而推动全球民族国家的高福利化。

第四，区域性同盟和联合体的出现以及全球共商政治机制的初步形成。虽然由于主权国家、主权货币的存在以及民族宗教的留存，在世界范围内还时有文明冲突和种族对抗，但全球商讨的机制和规则已露端倪。首先当然是联合国的形成，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最大变局，对战后基本格局和国际秩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此外，国际性的和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同盟和联合体（组织）不断出现和重组，同样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因此，我愿意进一步猜度，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将在未来得到最终印证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得到真正的实现。今天以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技术，正在加速推动人类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技术化（非自然化），从而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一种新的人类形态和文明样式，后者将有可能接近于马克思提出来的未来社会理想。

这方面的迹象和征兆有如下两项：

其一，今天的全球技术工业正朝着“最后的斗争”挺进，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失去了劳动机会的“无用之人”——尼采所谓的“末人”？——与少数新兴技术产业资本家、技术专家以及其他特权阶层之间的斗争，这场未来的“最后的斗争”将不再是为生存而斗争，而是为了“劳动机会”——而这是马克思早已预见到了的一点，同时也是马克思经常受到怀疑的地方。通过“最后的斗争”，“劳动”将成为生活的必需和意义，而不再是负担和折磨。

其二，随着人类体力劳动和重复劳动被替代，也随着主要由生物技术带来的人类寿命的进一步延长，人类将在技术性意义上获得解放，但同时，随着自然人类不断被技术化（也即非自然化），人类将在自然性意义上不断被削弱和废黜，最终有望达到“自然性”与“技术性”的平衡，而这个可能的平衡状态应该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到这一步，马克思所讲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便得到了完成。

为什么马克思还活着？为什么马克思哲学依然具有现实的指引意义和规定力量？在我看来，这是因为马克思具有天才般的未来之眼和未来之思，也因为朝向未来的马克思是一位技术哲学家，对现代技术和由技术所规定的人类文明现实具有深入的理解和思考。这在技术工业方兴未艾的19世纪中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毕竟在当时，传统文化势力（即我所谓的“自然人类精神表达系统”）依然占据着支配性地位，技术工业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20世纪出现的飞机、电视、网络“三大件”，20世纪中期出现的核武器，以及今天正在加速推进的新技术即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都是马克思当年无法具体想象的，但他却能对未来人类文明的总体格局和运势有大尺度的把握和预测。

当代历史学家赫拉利比较分析了世界上几个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假设性的问题：为什么到最后马克思和列宁成功了，而洪秀全和马赫迪却失败了？赫拉利回答说：个中原因当然不在于信仰之优劣，而在于“马克思和列宁更努力地理解当代的科技和经济现实，没有忙着研读古代经典或审视预言中的梦想”。根据赫拉利的描写，曾经有人希望列宁用一句话来讲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列宁径直答道：“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32这个回答简洁而有力，没有技术工业，没有电力、铁路、无线电，哪里来的共产主义？可惜后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又被带歪了，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的理想规定，不少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走向了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理想的反面，即“普遍贫困”状态。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历史的门槛上。赫拉利断言：这可能是“智人”发出的末班车，错过的人将不会有上车的机会了，就像当年未听从马克思教诲的一些民族国家。

赫拉利大概还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诸多想法和说法也不乏争议，但无论赫拉利是不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无论他的诸多观点有多少可疑之处，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的总体思路是清楚的，他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哲学的姿态是公正的，关于马克思的评价也是恰当的。我同样愿意重申：面对新技术文明和新技术世界，马克思的教诲依然有效。

 

 

1　本文系作者2018年10月13日在武汉大学主办的“教育部长江学者论坛”上的演讲，原标题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与未来文明方向》。后据演讲稿补充，以《马克思与技术哲学》为题，于2019年4月16日下午在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演讲。本次发表时又做了进一步修改，仍保留演讲风格。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6期。

  演讲稿有如下开场白：虽然我曾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专业，但已经差不多有30年没有研读和讨论马克思哲学了。这次斗胆想来谈谈马克思哲学，但在准备过程中却迟疑了好几天，不知从何下手。我知道这是典型的门外心态。想到在我几年前关于尼采的一个学术报告里，现场有一位学生提问：能不能请您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尼采哲学呢？我当时不知怎么答题，情急之下冒出了这样三句：1.人生是虚无的；2.文化是虚假的；3.生命是刚强的。我补充说，这就是尼采哲学的“思眼”，是尼采全部哲学的根本点。但现场的学生们还不肯放过我，又有人追问：那么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马克思哲学呢？马克思哲学的“思眼”又在哪里呢？我只好同样概括了如下三句：1.历史是生动的；2.现实是残酷的；3.人是要有理想的。我补充说：要说清楚这三句话，又谈何容易呀？我这样说当然不是——不只是——为了应付，更不是为了搞笑，而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想法和讲法，可以作为我今天演讲的引子。这个开场白可参看孙周兴：《三位大哲三句话》，载孙周兴：《一只革命的手》，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5页以下。

2　马克思：《资本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68页。

3　赫拉利：《未来简史》，中译本，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245页。赫拉利认为，马克思的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定义和区分彼此的标准是对上帝的看法，而不是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之后，比起灵魂和末世的辩论，科技与经济结构问题更为重要，造成的分裂也更加严重。”参看赫拉利：《未来简史》，中译本，第246页。作为一名风行全球的畅销书作者，赫拉利的一些观点和表述固然未必可靠，未必经过有效的论证，但他关于马克思的上述判断却是大体公允的。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译本，第128页。

6　关于此点，可参看本书第四编第一章《模仿之学、数之学与未来之学》。

7　马克思在工人劳动条件的改变中看到了技术的决定性意义，即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改造和颠倒作用：“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不是工人支配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支配工人。但是，只有机器才第一次使这种颠倒具有技术上的现实性。”参看马克思：《资本论》，中译本，第427页。

8　一般而言，在思想史—哲学史解释中一直都有厚古薄今还是以今解古的立场之争，根本上是一个定向问题：是缅怀和美化过去还是直面当下和指向未来？克罗齐所谓“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至少道出了一点：厚古薄今是一种有失公正的、容易错乱的立场。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2页。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5页。

11　有关现代时空经验（特别是时空经验）的转换，可参看本书第三编第二章《圆性时间与实性空间》。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中译本，第3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译本，第12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译本，第129页。

16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页。

17　我们甚至没有发现任何文献证据，可以表明尼采关注过马克思。这事颇可惊奇。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译本，第100页。

19　西美尔：《货币哲学》，中译本，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6页。故西美尔的“物化”理论可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参照（比如卢卡奇发现两者的关联），但两者的解决办法完全不同：西美尔主张根本上无法解决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的冲突；而马克思则主张通过制度变革来克服“异化”病症。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译本，第15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译本，第150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译本，第153页。

23　西美尔：《货币哲学》，中译本，第64页。

24　西美尔：《货币哲学》，中译本，第65页。

25　2018年12月中旬发生了一件不无有趣的事：著名学者李泽厚撰文纪念刚刚去世的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说自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香港接受金庸宴请，并赠予5000美元而被自己拒绝，觉得金庸出手小气了，云云。此文刊出后引起热议，对李泽厚的指控居多。这就充分印证了西美尔的说法：赠送是比交易更不文明的财产转换方式。

26　西美尔：《货币哲学》，中译本，第11页，译者前言。货币承载和关联着千差万别的事物和社会阶层，使它们日趋平均化，从而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量化、世俗化和理性化；同时货币又最大程度地保持和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体性的发展，经济—文化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齐头并进的。

27　西美尔：《货币哲学》，中译本，第320页。西美尔洞察到生命与形式之冲突无法融通，他对金钱文化的批判明显带有审美主义倾向，其基调完全是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逻辑。

28　西美尔：《货币哲学》，中译本，第394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译本，第120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译本，第122页。

31　如果说技术悲观主义（技术虚无主义）不可取，那么同样地，技术乐观主义（技术万能论）也是成问题的。对于现代技术，我更愿意赞同斯蒂格勒的说法：技术既是“毒药”又是“解药”。

32　赫拉利：《未来简史》，中译本，第245页。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领袖，马赫迪是伊斯兰教的救世主。在赫拉利看来，当技术工业新时代到来之际，复古派和宗教保守主义的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