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无权变世制 永贞革新终流产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王叔文以棋艺进身，由起居郎迁升为太子侍读，成为太子李诵的心腹人物。李诵是德宗长子，建中元年被立为皇太子，他性格宽仁，善于决断，礼敬师傅，颇有改革思想。朱泚之乱时，李诵从幸奉天，在反击叛军时， “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士，无不奋激。”由于德宗在位既久，不信任宰相大臣，专任佞臣，如裴延龄、李济运、韦渠牟等，都乘机用事，排斥陆贽、张滂等正直大臣，其他大臣都不敢上言，而太子李诵却从容论事，因而使德宗不得任用裴延龄、韦渠牟为相。每当德宗游玩宴乐之时，李诵即诵诗进行讽谏。他不仅不看宦官眼色行事，还想伺机铲除宦官，罢除宫市。但自贞元三年郜国公主淫乱之事暴露后，他的太子地位受到严重危胁。郜国公主是肃宗的女儿，先后下嫁于裴徽、萧异，裴、萧死后，她又和太子詹事李异私通。德宗知道此事后，将她加以幽禁，又罢去李异的职务。第二年，她又以巫蛊之事被废。郜国公主的女儿萧氏是太子李诵之妃，于是就在贞元六年将太子之妃杀死。德宗对太子产生怀疑，想废掉李诵太子的地位，后经中书侍郎、平章事李泌从中劝阻，对太子加以保护，才保住太子地位。李诵对德宗猜忌多疑、性格固执感到担心，唯恐自己太子地位不保，从此变得小心谨慎。王叔文成了太子心腹之后，就经常以和太子下棋为名，瞒过那些权高势大的宦官，议论朝政，物色一些有识之士，为改革做一些准备工作。
王叔文受到太子李诵信任，“宫中之事，倚之裁决。”他经常对太子说：“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他结交的有识之土有王任、韦执谊、陆贽、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房启、李谅等十数人，和他们定为生死之交。
王伾，杭州人，开始时以书待诏翰林，后来和王叔文一起进入东宫，成为太子侍书，为李诵所信任，是革新派里的主要成员。他们志同道合，各有所长。
王叔文特别器重李景俭和吕温，他们二人都是风流倜傥，自命不凡，颇有才能的人。李景俭自负有霸王的谋略，恃才傲物；王叔文认为他有管仲、诸葛亮的才能。吕温见识颇高，他写过一篇《诸葛武侯庙记》的文章，认为自汉末以来，人心厌恶汉朝，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口号，不受百姓欢迎。这种见解，在古人之中，很是难能可贵。
柳宗元和刘禹锡二人，不仅长于诗文，而且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都是贞元时期进士，后又都升任为监察御史。王叔文认为他们二人的才能都可以做宰相，是当时革新派中重要成员。
韦执谊，是宰相杜黄裳的女婿。他自幼聪俊，才华颇高，进士及第，官拜右拾遗，二十多岁便成了翰林学士。有一次太子李诵司他：“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因此与王叔文交往甚密，也是革新派中重要成员之一。
再如韩晔，他是宰相韩休的族子，也颇有才能。程异善于理财，贞元末被提拔为监察御史，迁虞部员外郎，充盐铁转运、杨子院留后。他在任盐铁转运、杨子留后期间，对江淮赋税进行过一番整顿，避免多增加人民负担，因而受到重用。其他各人，在史书上也能找到好评，都是当时难得的人才，决不像反对派所诬蔑的是什么“群小得志”、“朋党交构”那样。
王叔文和太子李诵等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得失。有一次太子和大家谈及宫市的危害，太子说：“寡人见上，当极言之。”大家都对太子加以称赞，唯独王叔文没有发表意见。事后，太子问王叔文： “向论宫市，君独无言何也?”王叔文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劝太子说：“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预外事。陛下在位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太子听了很感动，于是对王叔文说：“苟无先生，安得闻此言!”王叔文为太子出谋划策，因而受到李诵的重用。在当时太子没有掌握实权的情况下，一切改革都不会实现，只能是一句空话。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去世后，由太子李诵继位，是为顺宗。王叔文领导的改革开始了。从二月起，顺宗便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以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以王任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由于二王资历太浅，就任命资格较老、又出身吏部的韦执谊任宰相。由王叔文以翰林学士的名义，负责这次改革的实际责任。翰林学士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件，参议朝政，成为皇帝最亲近的顾问侍臣，可以起到内相的作用。又提拔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共同策划改革事宜。
裁减冗官，罢去翰林医工、相工(观人面相以定吉凶)、占星(以观察星辰运行预言人事祸福)、射覆(将物件预先隐藏，让人猜度)、冗食(吃闲饭)等官员四十二人。
京兆尹李实是一个民愤极大的官吏。他在做山南东道(治今湖北襄樊市)节度使判官时，克剥士卒衣粮，士卒起而反抗，夜中越城而逃。到达京城，德宗又让他做京兆尹，他专以克剥聚敛取宠。关中荒旱，仍谎报丰收，人民租税不得免除，百姓甚至有拆屋卖瓦木、麦苗来纳税。又恃宠贬斥官员，鞭打百姓，民怨沸腾。顺宗立即将他贬出京城。长安人民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轰动京城，大家高兴得欢呼赞叹，许多人还拿着砖头石子，等候在衙门前，想让他知道百姓的威严，也让他吃点苦头，以泄人们心中怨气。这个民愤极大的酷吏，得知这一消息，就从后门偷偷溜走了。不久，这家伙就病死了。
大赦天下，释放囚犯。德宗晚年，有十年的时间没有赦免过犯人。凡是大臣稍有过错，就遣逐回家，都不得再加以录用，有的甚至被投进牢狱。顺宗把因各种原因被押进监牢的官吏，都加以释放，如严怀志等十余人，以及被陷于吐蕃的官员；对被贬谪外地的清正廉洁的官员，重新将他们调入京师，如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陆贽、郴州(今湖南郴县)别驾郑余庆、杭州刺史韩皋、道州(今湖南道县西)刺史阳城等。因为这时陆贽、阳城已死，于是顺宗下诏对他二人进行褒奖。
罢除为害人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把禁闭在深宫里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乐伎，都统统释放回家；免除百姓在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十月前所欠租税钱帛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石、匹、束；免除各道除正税外，其他诸色杂税；各道官员除上供外，不得别有进献；停止盐铁使的各种进献。这些措施都具有进步、革新意义，深受百姓欢迎，所以“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
改革取得了初步胜利。随着改革的深入，王叔文认为必须把财政大权和军权接收过来。一旦“国赋在手，则可以结诸用事人，取军士心，以固其权。”他把收回财政大权看成是抑制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当时任浙西(治今江苏苏州市)观察使的李锖，不仅割据一方，同时还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垄断漕运和财政大权，致使“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王叔文就免去他的盐铁转运使的职务，将财政大权由方镇收归中央管理，由颇有丰富理财经验的宰相杜佑兼任此职，王叔文自任诸道盐铁转运副使，掌握其实际大权。
改革的成败关键是从宦官手中夺取兵权。当时宦官的首领是俱文珍，掌握禁军实权。王叔文用移花接木之计，于这年五月，用宿将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度支郎中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作为范希朝的副手，来夺回禁军兵权，使神策军脱离中尉杨志廉、孙荣义管辖。起初这道诏书没有涉及宦官一字，俱文珍还被蒙在鼓里。后来那些宦官门下的走狗将领，便纷纷向中尉投状，说要归范希朝管辖了，才知道兵权被王叔文所夺。于是，俱文珍等宦官才认清改革的目的，就大怒说：“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就密令诸将拒绝服从政府命令。当范希朝到了奉天行营时，诸将都不来参见。王叔文闻知此事，也无计可施，只有叹息而已。这次夺回禁军兵权的计划失败了。
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软弱无力。李诵从贞元二十年八月就得了中风病，半身不遂，走路很不方便，说话连语音也讲不清楚，只能靠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传达他的旨意。顺宗即位后，虽然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但由于他资历较浅，不得不用资历较深的韦执谊做宰相，改革工作虽然由王叔文实际负责，而他所作出的决定，再由王还通过宦官李忠言传达给牛昭容，牛昭容再传达给顺宗，然后再下达给翰林院，由王叔文认可后，再由韦执谊宣布执行。这样繁多的手续和过程，无形中就削弱了改革的声势和力量。
这次改革触犯了宦官和士族官僚的利益，因而受到他们的激烈反对。永贞元年(805年)五月，当王叔文被任命户部侍郎时，仍兼领盐铁转运副使，俱文珍以王叔文专权为由，背着顺宗在“制书”上削去原来王叔文翰林学士的头衔，剥夺了他参决政事的职务。王叔文看见“制书”大为吃惊，便和王还等人商议说：“叔文日时(天天时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职事，则无因而至矣。”后经王坯多方争取，才允许王叔文三五天到翰林学士院一次，但翰林学士的头衔仍没有恢复，这就给改革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就在这时，剑南(治今四川成都)节度副使刘辟见中央政权发生危机，就秉承节度使韦皋的旨意，进京私见王叔文，和他商谈条件说：“如果让韦皋领剑南三川(即东川、西川和山南西道)节度使，必将有酬劳，当以死相助；如若不然，亦将有报复。”想以此来威胁王叔文，扩大自己的势力。王叔文对这些藩镇割据势力恨之入骨，不仅不答应韦皋的无理要求，还想将刘辟斩首示众，由于韦执谊从中加以阻止，刘辟才逃回成都。
王叔文的改革，打击了藩镇割据势力，压制了专横跋扈的宦官，损害了大士族大官僚的利益，他们就竭力反对改革，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朝中的大士族大官僚高郢、郑钡瑜、贾耽等，以退职不干相威胁；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紧紧抓住禁军军权不放；剑南节度使韦皋、荆南(治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均、河东(治今山西太原市)节度使严绶等，相继上节，反对改革；俱文珍又联合其他宦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以顺宗久病为由，于当年七月，共同劝顺宗宣布由太子李纯监国，因为顺宗知道自己行动不便，语言不清，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八月，俱文珍又召集大士族大官僚卫次公、郑纲、李呈、王涯等人至金銮殿，草定诏书，让顺宗禅位于太子李纯。顺宗只好答应，李纯即位为皇帝，是为宪宗。因诏书必须用顺宗的年号，于是就改元永贞，历史上就称王叔文的这场改革为‘‘永贞革新”。早在这年四月，反对派拥立李纯为太子时，王叔文就面带忧色，他知道李纯不拥护改革，又不敢明确反对不让拥立李纯为太子，只好吟咏杜甫的《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并为之哭泣抽噎，预感到这场改革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事情正和王叔文预料的一样，宪宗即位不久，贬王叔文为渝洲(今重庆市)司马，第二年就将他杀死于任所；将王还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不久王还也死于任所；将韩泰贬为抚州(今江西临川市)刺史，韩晔为池州(今安徽贵池县)刺史，柳宗元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县)刺史，刘禹锡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韦执谊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县东南)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县)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他们认为对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贬之太轻，又将韩泰再贬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司马，刘禹锡为郎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历史上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当时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回，都未及贬谪。
这次改革因为没有夺取到军权，又受到大士族大官僚和宦官势力共同反对而失败了。一些有识之士在这场改革中付出了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