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牵连辱遭腐刑 承遗愿愤著《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冯翊 (pin yi，音平意。今陕西韩城)人。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因韩城离黄河不远，南面的龙门山，耸峙黄河，河水奔腾而下，浊流跌宕，声如雷鸣，此处世称龙门。司马迁就降生在距龙门约七十里的韩城县芝川镇。

司马迁出身于“显功名于虞夏” “世典周史”的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博学多才、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和专门学问的人。他曾向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跟杨何学习《易》学，还向黄子请教过“道论”。司马谈是融汇天文星历、阴阳吉凶和黄老学说于一身的饱学之士，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论六家要旨》，对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对这六家逐一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评论。这是一篇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不朽的学术论著，表达了司马谈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

司马谈非常注重对儿子的培养教育。童年的司马迁在家乡时，于勤奋学习之余，还曾放牧牛羊，参加农业劳动。这对他后来能体察劳动人民的疾苦很有关系。

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5年)，司马谈在京城长安任太史令。司马迁伴随在父亲的身边，学习条件有所改善。司马谈让儿子拜在两位儒学大师的门下，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司马迁向他学习古文《尚书》；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为司马迁讲授《春秋》公羊学。这对司马迁学术思想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文章辞采风格的影响很大。由于有名师指教和渊源家学熏陶，使得本来就天资过人、早慧敏悟的司马迁，学业上的进步更加神速。

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背诵像《左传》、《国语》和《世本》等古代的典籍；能认识九千个字，并学会了大篆、小篆、虫书和隶书等“八体”的书写，为将来“记诵文理”，步入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在父亲的支持和安排下，离开长安，到我国东南和中原一带，作万里壮游。饱览祖国的山川名胜，了解各地的风俗人情，考察古代和近代的历史，“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在二千多年前，司马迁的这种实践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关于这次壮游的历程，他在《自序》中写道：“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pi，音皮)、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的这次壮游，足迹所至，东连吴越，西通潇湘，横跨吴、越、楚三境；北历江、淮、齐、鲁和中州地域。他所到之处，对于历史事件、人物遗闻、民间俚语、地方歌谣、名山大川和古今战场等等，无不作了广泛深入的考察和重点翔实的记录。

通过这次游历考察，丰富了司马迁的社会实践经历，增长了对天下大势的见识，对他的思想和著述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后来他撰写《史记》时，其取材大半参用耳闻目见的第一手材料。

司马迁远游归来，人仕做了郎中。郎中，在郎官序列中是最低的一级。郎中的主要任务是“掌管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看守宫门，保卫御驾，有时也奉命出使，或者侍从巡游。

由于郎中是近卫官，平时活动在皇帝的周围，因此司马迁对所任职务感到光荣，别人对此也很钦羡。而且郎官若能从内廷外调，很可能为出守地方的“长吏”，所以司马迁对未来的憧憬是非常美好的。由于司马迁的性格率直，办事干练，又有疏荡奇气的文墨修养，因此，汉武帝对他甚是赏识。

司马迁任郎中后，即随侍武帝。在元鼎四年(前113年)冬十月，武帝开始巡幸郡县，观省民情。司马迁首次扈从武帝来到雍地、(今陕西凤翔)，武帝在这里祭五峙。五峙，即古时祭祀青、黄、赤、白、黑五帝的固定之地。之后，武帝转向东北，由夏阳(今属山西)至河东。同年十一月初，武帝到了汾阳，立了后土祠，并举行祭礼。礼毕，行幸荥阳，还至洛阳。在此期间，司马迁是一直随侍在武帝左右的。

翌年，即元鼎五年，仍是冬十月，司马迁再次跟随武帝向西巡行，越过了陇坂山，大概到了现在的甘肃会宁一带，至祖厉河岸，才返驾归来。

在这次巡行中，司马迁曾随武帝到了甘肃平源以西，登空峒山，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东南)。在这里，武帝带领数万骑围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在观赏这万马驰骋，强弩竞发的雄伟壮观的场面时，司马迁被激发得豪情奔放，久久不能平静。后来他创作《史记》，擅长对激烈场面的描写，是与其多年随侍武帝的豪放巡游分不开的。

韶光弹指，倏尔已是元鼎六年春，武帝东巡，此次司马迁仍在扈从之列。当武帝巡行到新汲中乡，发布了征略西南夷的诏书。当时朝廷正致力于开发我国西南地区，先后在现今的四川、云南和贵州一带，设置了越巂(xi，音西)、武都、沈黎、汶山和烊舸牂牁(zang ke，脏苛)等五个新郡。武帝对这批新郡很不放心，亟待派人前往考察和安抚，司马迁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奉使西南地区的。

司马迁这次出使，不仅到了巴蜀以南，邛笮(qiong zuo，音穷昨。今四川西昌、汉源地区)等地，而且到了云南昆明。他从长安出发，经由汉中，先到巴郡、蜀郡，然后再到新设置的沈黎等五郡进行视察和宣慰。这次奉使，使司马迁有机会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那里的经济、政治，地理形胜，物产情况以及民俗习尚，都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

司马迁不辱使命，虽然是首次独立出使，但对重大的政治任务完成得却十分圆满。此行除了对国家作出了贡献外，在史料和语言方面也都有不小的收获。为他在《史记》中首创《西南夷列传》，并完成《货殖列传》等篇章也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这时司马迁已经三十五岁，人到中年了。至此，他的游踪东至冀、鲁、江、浙；南至湘、赣、黔、滇；西至甘肃、西康；北至河北、朔方诸地，除未到两粤之外，整个中国几乎所历殆遍。经过十数年的宫廷供职和广泛的游历，司马迁的实践经验日益丰富，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起来。

元封元年(前110年)，正值武帝东巡，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原随侍武帝东巡的司马谈，因中途重病留滞洛阳。这时司马迁刚从西南归来，在洛阳接受了父亲的遗命，虽在父丧守制期间，但不得不立即奔赴山东，向武帝述职，并随侍巡行。就在此时，传来了黄河在濮阳瓠子决口的急讯，武帝亲临决口现场，先行祭祀河神，“沉白马玉璧于河”中，当他看到民工抢险十分紧张，人手缺乏，随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司马迁也参加了这次负薪塞河劳动。

由于数万人的抢修，瓠子缺口终于被堵住，河的南边十六个郡的百姓免遭水患。为了纪念塞河工程的竣工，武帝在瓠子新堤上建造了宣房宫，并作了《瓠子之歌》。武帝的作为，深深地感动了司马迁，他说： “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河渠书》就是在这一伟大工程的影响下撰写的。

由于司马迁的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修养和才华，早为武帝所赏识，因此，在司马迁守孝三年后的元封三年，武帝即任命他为太史令。子承父业，正好应验了父亲曾经嘱咐他的“余死，汝必为太史”的遗言，这一年司马迁三十七岁。

太史令官阶六百石，与州刺史、县令同级。他已由一个闲散的属官——郎中，成了“长吏”了。在整个官僚机构中，太史令的官俸虽然比较低，但它毕竟是一个亲近的位置，属于卿大夫一流。太史令经常“陪外廷末议”，凡重大制度的兴革和礼仪的规定，太史令都要参与讨论，其实等于是皇帝的历史顾问。司马迁得任这一职位，感到荣幸，他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绝宾客之知，忘家室之业，日业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尽心营职，以求亲媚主上。”他希冀以自己的最大努力，获取武帝的信任。

司马迁开始任太史令时，颇有一种宿愿得偿，踌躇满志的心情，当时国家统一，百业繁茂，文教事业，亦有所发展。他在侍从武帝之余，即着手整理皇家收藏的大量图书，把残编断简条分缕析，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传记“论考行之事”，以“纳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为己任。从此，他的精神生活比往昔更为充实和有意义了。

司马迁任太史令的第五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由当时历法专家邓平、唐都和上大夫壶遂等人参加，完成了汉历的改革工作。武帝颁布了这部新历法，定名“太初历”，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前104年)。改革历法是武帝封禅活动的继续，封禅是象征帝王受命于天地，新的历法的诞生，表明受命已经完成。新历的颁行，不仅仅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对广大人民有好处，这是值得称道的。

实行新历，促进了改革，当时汉王朝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作为一个史官，司马迁躬逢其时，参与其事，当然感到非常高兴，并引以为荣。司马迁认为这一年，无异是新纪元的开始，自己理应多做出一点成绩，因此，他想到了父亲的遗愿。所以司马迁说：“先人有言，小子何敢让焉。”“于是论次其文。”就在这一年，他开始撰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正当司马迁日以继夜，勤奋笔耕，《史记》尚在“草创未就”之际，不料一场大祸突然袭来，这就是遭李陵案的株连，使他身陷囹圄。

关于李陵案的原委，一言难尽。李陵，字少卿，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比司马迁小一岁，年轻的时候，他俩“同为侍中官”。李陵精于骑射，为人谦和而仁义，因此人缘极好，很有名声。武帝觉得李陵颇有其祖父李广之风，所以对他很欣赏，任命他为骑都尉，率领骑兵深入匈奴探测地形，后来又派他在酒泉、张掖一带操练五千兵马，防备匈奴入侵。

这年五月，武帝对匈奴再次用兵。这次派其宠姬李夫人的长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兵马从酒泉出发，赶赴天山一带截击匈奴右贤王。当时武帝把李陵召去，让他跟李广利出师，为之管理辎重。李陵资历虽浅，但比较自负，急于想单独立功，不愿隶属李广利。他在武台殿受召见时，遂向武帝叩头自请道：“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拒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于山前，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

武帝听了李陵的豪言壮语，知道他不愿受别人的管属，于是说：“这次派出的兵很多，没有骑兵给你了。”李陵当即向武帝表示：“无需骑兵，我将以少击众，用步兵就可直捣单于的王庭。”武帝觉得他很勇敢，便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万全起见，同时又命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带领人马，在中途接应李陵。可是路博德以前曾是伏波将军，有过征服南越(今两广地区)的大功，认为作李陵的后援是一种耻辱，于是上奏道：“眼下正值秋高气爽，匈奴的马匹养得膘肥体壮，未可与战。不如等到来春，与李陵各率五千人马到浚稽山(今蒙古共和国喀尔喀一带)夹击匈奴，定能生擒单于。”

武帝看了奏疏，疑为李陵自食其言，悔不欲出，而教路博德上书，提出缓兵要求，因此大发雷霆，遂严令李陵与路博德立即分头出兵。李陵率五千步卒，向北进军，长驱直入，径抵浚稽山安下营盘，当即派部下陈步乐回朝向武帝报告，说李陵深得将士死力，武帝非常高兴，遂拜陈步乐为郎官，朝中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表示祝贺。

由于李陵驻军浚稽山，分散了匈奴军的注意力，这对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起了保证作用。但李广利本无将才，武帝原想借机让他出师以便给予增封，结果李广利并未遇到匈奴主力，就被打得大败而返。

时隔不久，李陵军陷入单于亲自率领的八万骑兵的重围之中。李陵且战且退，在一日数次的激烈战斗中，歼敌一万多，但终因转战千里，兵卒死伤无数，寡不敌众。在离边塞百余里的地方，随征校尉韩延年战死，老将路博德未能及时驰援，李陵矢尽道穷，陷入绝境，终于被俘，自感“无面目报陛下”，遂叛降匈奴了。

武帝得知李陵投降匈奴，龙颜震怒，先是责问日前传捷音的陈步乐，陈吓得自杀了；又问诸大臣，他们异口同声说李陵有罪，当问到太史令司马迁时，他说，李陵曾屡建战功，今虽身陷匈奴，但他将来会寻找机会报答汉朝的。谁知，武帝未等司马迁把话说完，便怒不可遏，认为他是虚构事实，贬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李陵开脱、辩护，就给他定了诬罔主上的死罪，投进了监狱。

根据汉朝的法律规定，犯了死罪有两种办法可以免死：一是交五十万钱赎死；二是接受侮辱人格的腐刑(即宫刑，阉割男性生殖器的一种刑法)。然而，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自赎”，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他是与皇帝抗辩而获罪。因此，亲朋好友慑于封建专制的淫威，谁也不敢资助钱财为司马迁赎罪，平时与他有交往的达官显贵们，也没有一个为之说情营救。

从此，渴望得到人间温暖的司马迁，只有终日面对冷酷的狱吏，身处阴湿的牢房，“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笙。”受尽了捆绑、鞭打等种种酷刑。就在司马迁只等一死之际，武帝对如何处置司马迁的问题，却感到踌躇。他心想司马迁乃闻名天下的博学鸿儒，又是在朝议召对时获罪，若是杀了他，岂不有损明君圣主的形象和好文学、喜才士的仁者之风?武帝再三考虑，改判司马迁的死刑为腐刑。在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四十八岁时受了腐刑。

司马迁受了腐刑，在肉体和精神上都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蒙受了不白之冤和奇耻大辱。此时的司马迁“身残处秽”，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甚至想一死来解脱自己。后来，他在《报任安书》中，对当时的心境作了回忆，说他的先人原本出身卑微，如今自己若自杀，不过是“九牛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人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自杀等于白死，是得不到世人的谅解和赞许的，他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只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第二部《春秋》——《史记》，还没有完稿，责任未尽，岂能一死了之!

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即“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人总是要死的，但应该死得有意义。他想到历史上那些圣贤豪杰，有的虽历经磨难，受尽冤屈，但并不弃世自裁，而是发愤著书。司马迁以这些事例，激励自己。

他在《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于是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统统置诸度外，继续《史记》的写作。

太始元年(前％年)，司马迁遇赦出狱。“白发催年老”，已经是年届半百，华发满头的老者了。由于他有文才，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令就是皇帝的秘书，比太史令的职位略高，因为接近皇帝的机会多，被官僚们视为“尊宠任职”。其实此职是由宦官充任，因为司马迁受了腐刑，才得任此职，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他在《报任安书》中痛切地倾诉道：“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完成千秋事业，献身《史记》，他还是从冤屈和愤懑中解脱出来了。

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已经断继续续写了十多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长篇巨帙的《史记》。《史记》记事，上起黄帝，终止于武帝，包含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分别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五部分构成，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史记》在汉代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自隋代起，始称《史记》。

《史记》寓议论于叙事之中，“不虚美，不隐恶”，据事实录，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古代，文、史之间，并无明显分界，司马迁把言之凿凿的史实，运用凝炼典雅的散文体裁，撰述史书，其写作水平也达到了高峰。所以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非常崇高、十分中肯的评价。

司马迁刚正不阿的伟大人格和发愤著书的顽强精神，对后人起着启迪和榜样的作用；他的《史记》是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司马迁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尊称。

关于司马迁卒于何年的问题，众说不一，长期存疑。有人认为他于后元二年(前87年)前后，大概以“花甲初度”时辞世的。

如今在陕西韩县芝川镇南原上，司马迁的祠墓巍峨，云树苍茫。祠中存有历代纪念碑刻数十块，其中一块镌刻着当代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郭沫若的五言律诗一首：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对司马迁渊博的学识，横溢的才气，不朽的巨著和崇高的精神，都作了深情的讴歌和热烈的赞颂。司马迁对祖国史学和文学的杰出贡献，其意义深远，堪称源远流长，值得千秋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