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公车上书” 光绪帝“百日维新”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是清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同治十三年(1875年)，年龄十九岁的同治帝病死，无嗣子。慈禧太后就选中醇亲王奕譞的年仅四岁的儿子载湉继承帝位，是为清德宗，年号光绪。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

醇亲王奕譞是慈禧丈夫咸丰皇帝奕泞的弟弟，又是慈禧妹妹的丈夫。所以，载湉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她的外甥，是当时皇族中与慈禧血缘关系最亲的一个人。慈禧挑选他为皇帝，应该说是费尽心机的。

光绪入宫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老师是学识渊博、思想正直的翁同龢等大臣。光绪读书非常用功刻苦，连慈禧也称赞他 “实在好学，坐立卧都诵书及诗”。到十多岁时，他就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并提出“治世莫如爱民”的主张；在如何选用人才方面，也提出了“应该不拘资格，不讲门第，惟贤是举，惟贤而用”的看法。

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六岁的光绪开始“亲政”，但仍由慈禧太后“训政”。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硬将自己的侄女隆裕嫁给光绪为皇后，“大婚”之后，慈禧宣布“撤帘归政”，但实际上仍牢牢抓着朝政大权不放。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爱国知识分子首先站了起来，大声疾呼变法图强，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光绪帝决心采纳康有为的主张，实施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实行变法。但是这次变法只持续了一百零三天，到九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即被慈禧太后囚禁，变法宣告失败。故历史上称这次变法为“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

在中国历史上，由皇帝直接领导的变法改革成功者居多，失败者很少。而像光绪帝的戊戌变法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夭折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其失败的原因，归根到一点，就是不顾主客观条件，急于求成。以下就具体分析一下：

光绪帝本身没有实权，在没有实权的情况下，就急于大张旗鼓地搞变法改革，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光绪虽为一国之主，但朝中事无巨细，全归慈禧一人执掌。光绪亲政后，朝廷大事仍是慈禧说了算。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光绪皇帝支持主战派。但慈禧却将光绪帝的亲信、主战派志锐流放，又将大议开战的满汉书房撤销，迫使主战派屈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公车上书”事件发生之后，康有为又写了一篇一万三千余字的上皇帝书，光绪看了很受感动。当年七月，光绪颁布一道 “上谕”，列举了一些应革应兴的事项。但由于未经慈禧同意，朝中和各省的顽固大臣根本不予理睬。

后来，慈禧慑于国内外的形势，不得不同意光绪的变法要求，但仍做了严格限制：“不能剪掉头发、改换服饰，不能改变祖宗的规矩。”同时，她对光绪变法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等到出了问题，再出来说话，收拾局面。她的这种态度对光绪帝是很不利的。

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之后，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顽固大臣串通一气，在慈禧面前痛哭流涕，请求为他们做主。慈禧立即采取措施，在“定国是诏”发布的第四天，就借用光绪的名义，连下三道“上谕”。

第一道是罢黜翁同龢。这是慈禧为打击变法派而采取的措施。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对光绪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恭亲王死后，他负责沟通光绪帝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的联系。翁同龢被削职为民，逐出朝廷，就等于剪除了光绪的臂膀。光绪明明知道慈禧此举的用意，却敢怒而不敢言。

第二道是命令凡得二品以上官职者必须到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为抓人事大权而采取的措施，以为她再度垂帘听政做好准备。

第三道是调直隶总督王文韶回京供职，派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这是慈禧为控制军队而采取的措施。荣禄是慈禧的心腹，当时掌握着北洋三军，即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继而又派亲信控制了紫禁城和她所在的颐和园的警卫大权。

这三道“上谕”，实际上是给光绪一个严重警告。但光绪似乎不完全知道他的处境，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防范，其悲剧性的结局也就在所难免了。

光绪帝的变法班子实在太年轻、太幼稚了。他们以为有皇帝主持，就可以稳获成功。因此，在遇到意外情况下，往往手足无措，不能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

早在光绪发布“定国是诏”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采取了反击行动，将光绪的得力助手翁同龢罢免，并调整了军队部署，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这一切并未引起维新派的高度重视，改而采取积极而稳妥的措施，在朝廷大臣中再做细致工作，去分化瓦解顽固势力。如果这时维新派不去急于发布那么多根本无人执行和理睬的条例，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积蓄力量、争取支持的工作上，效果就会好得多。

在慈禧太后调兵包围北京城的时候，光绪帝竟然全不知道，说明这个皇帝耳目多么闭塞。待他从种种迹象看出可能出现事变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

一是在九月十五日清晨，密召杨锐入宫，告诉他宫中发生的异常情况，并问他怎么办?杨锐竟说：“这是陛下家事，应同宗室近亲商议。”维新派杨锐竟把变法大事说成是皇帝家事，连光绪也感到惊讶。光绪无可奈何，只好将预先写好的两道“密诏”交给杨锐，一道给杨锐，另一道要杨锐速转康有为。给康有为的“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如此重要的“密诏”，杨锐竟忘记速交康有为，直到两天后林旭找到，他才想起，托林旭转交康有为，原因是他被这突然事变吓昏了头，连这样重要的事情全忘了。光绪等不到康有为的回音，心急如焚，但不忍心康有为等人束手就擒，就于九月十七日下了一道“上谕”：令康有为到上海“督办官报”，并要他“迅速前往，毋得迁延观望。”康有为不明白光绪的意图，迟迟没有行动。

九月十八日晚，光绪担心康有为不明白他的意图，延误时机，又写了一道“密诏”托林旭转交康有为，上面讲明了让他去上海的原因。林旭先找杨锐商量，杨锐才想起两天前光绪给他的第一道“密诏”。康有为读了这两道“密诏”，才如梦方醒，大哭了一场，便一面做出走准备，一面商议营救皇帝办法。他们派谭嗣同找到袁世凯，劝说袁世凯发兵擒拿荣禄，保卫皇帝。

光绪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九月十六日召见袁世凯，表扬了他办事勤奋，练兵认真，并提升他为兵部侍郎候补。二十日，又暗示袁世凯，让他与荣禄分道扬镳，专门听从皇帝调遣。

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在权衡了光绪和慈禧双方的力量后，当天就向荣禄告了密。荣禄大吃一惊，当夜就赶到北京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告发了。

九月二十一日清晨，慈禧带兵人京，将光绪囚禁起来，又下令捉拿维新派人士。戊戌变法至此以失败而告终。

光绪做的第一件事，特别是他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仍关心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命运，想方设法让他们免遭不幸，说明他是个有仁有义的皇帝。后来，康有为、梁启超成为那么坚定的保皇派，大概与此有着直接关系。

光绪做的第二件事，显得过于草率了。他对袁世凯并不了解，所有的印象都是从维新派那里听来的，而且在此之前也没有让袁世凯做过什么紧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竟劝他倒戈与慈禧作对，有些太不慎重了。结果，袁世凯告密的第二天，慈禧就发动宫廷政变，从而导致维新变法的彻底失败。

如果光绪谨慎一些，不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大概事情就不会那么糟。因为光绪是慈禧的侄子、外甥和侄女婿，是当时皇族中与慈禧关系最近的人。从慈禧的本身来看，她是个权力狂，也看不惯变法维新，是个顽固的守旧派，但对光绪并无加害之意。光绪企图借用袁世凯的武力先发制人，将慈禧囚禁起来，如果成了当作别论，如果不成，则在道义上势必陷于被动地位。所以，当九月二十一日慈禧指着光绪的鼻子大骂：“你本是旁支，我特意让你继承大统。你四岁进宫，我尽心尽力地调护教诲你，使你长大成人。你成婚以后，我又让你亲政。我问你：我哪里对不起你?今天，你竟要包围颐和园，将我废掉，你简直连禽兽还不如啊!”直骂得光绪哑口无言，面如土色。所以，光绪不仅在政治上失败了，在道义上也失败了，只留下那颗变法图强的火热心肠让后人去惋惜、叹息。

如果光绪能像汉武帝那样，在太后废掉新政、逮杀主持新政的大臣之后，还能隐忍一下，等待时机成熟再东山再起，大概就不会有那么悲惨的结局了。急于求成而反遭失败，是光绪留给后世的最大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