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力红军在重庆的活动
红四方面军与城口苏维埃政权的创建
1932年10月，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于12月进入川东北。1933年2月中旬，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诞生。为阻止红军在川陕地区的发展，蒋介石连续电示四川各派军阀，要他们共同对付红军，分兵三路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围攻。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取收缩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击敌人的围攻，彻底打破了敌人历时四个月的“三路围攻”，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以上。
1933年8月中旬至10月底，红四方面军接连发动了仪南、营渠和宣达“三次进攻”战役。在“宣达战役”中，红军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和城口大部分地区。在“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军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为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和红军主力部队的发展壮大以及扩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川东游击根据地与川陕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川东游击军也发展到一万余人。11月2日，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至此，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五个军八万多人。
1933年10月下旬，红军在宣达战役期间攻占城口，解放了城口西部地区。“宣达战役”结束后，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发展，新建了宣汉、达县、城口等十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党的县委。
“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根据地面积扩展到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蓬安，北至陕南镇巴、宁强，面积达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600多万，建立起23个县和一个市的苏维埃政权。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
随后，蒋介石亲手策划旨在打击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企图在三个月之内肃清川陕红军。11月下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通江召开会议，讨论和部署反“六路围攻”，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大量消耗、疲惫敌人，创造反攻破敌的条件。在反“六路围攻”中，1934年6月15日，红三十三军在红四军、红九军各一部的配合下，夺取了城口县城，使城口与川陕苏区连成一片。
红军解放城口后，立即开展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共城口县委和城口县苏维埃政府组织机构。县委设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少共机关、工会等工作部门，县苏维埃政府设秘书处、保卫局、革命法庭、军事指挥部、经济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机构。随着红军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至1934年9月，全县共建立了6个区苏维埃，24个乡苏维埃和80多个村苏维埃。至1935年2月，全县共建立了5个区委、9个乡党支部，共发展党员100多人。
1934年9月15日，城口县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26名委员组成城口县苏维埃政府，陆朝轩被推选为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土地革命和苏区经济建设》《关于教育文化卫生工作》《关于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关于工会、妇女、共青团工作》等决议。城口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城口苏区内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推动根据地积极开展各项建设。
城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在城口战斗取得的胜利，与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红军在城口作战期间，人民积极组织起来，从各方面支援红军。一是筹集粮食物资支援红军。据统计，当年城口全县有近1000户群众主动向红军捐粮，共捐献粮食十多万公斤。二是组建地方武装配合红军。城口苏区成立的赤卫队、游击队、童子团、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组织，紧密协同红军作战。三是担负战地运输支援红军。城口人民成立运输队，担负了战时的运输任务。四是输送优秀儿女参加红军。据统计，当时总人口只有5.7万人的城口县，参加革命的就有近4000人，其中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人员占3000多人，正式加入红军队伍的有500余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迅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1月底，红四方面军组织部队向西转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2月下旬，红军撤离城口苏区，县苏维埃政府大部分工作人员随军西渡嘉陵江；3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嘉陵江，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开始长征。
红三军转战重庆和红二、六军团南腰界会师大会
1932年10月，由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等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红三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损失重大，被迫退出洪湖苏区，翻越大巴山，沿川鄂边南下。12月15日，红三军由湖北竹溪县进入巫溪县白鹿地区，深入农户，发动群众，宣传革命。19日，红三军进入巫山县大昌镇，开展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在镇上刷满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佃户不要给地主交租”“红军为穷人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标语。20日，红三军向湖北巴东方面前行，22日强渡长江后，攻克巴东城，并于24日回到鄂西根据地，从而结束了此次历时50多天、行程3500余公里的大转移。
1933年12月，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湖北咸丰大村会议精神，红三军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发展。23日，红三军占领黔江县城，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及红军的性质任务，在城内外书写“红军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打倒土豪劣绅”“红军不拿工人和农民一针一线”等标语，印发《红三军入川告酉、秀、黔、彭父老兄弟姊妹书》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红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信任和支持。“一阵狂飙乌云开，红军像从天上来。打得‘狗子’哇哇叫，吓得土豪逃脱鞋。”[1]这首当年流传的民谣，生动地表达了当地人民对红军的赞颂。由于川军反攻黔江，红三军被迫于29日撤离黔江，进入鄂西边境活动。
1934年1月10日，红三军抵达石柱县城附近的沙谷乡猫圈坡，组织发动群众，宣传红军土地政策，提出“穷人不还富人债，佃户不交地课（租）”等口号，深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当年冬旱非常严重，接连40多天未下雨，石柱群众饮水遇到很大困难。贺龙得知情况后，亲自带人寻找水源，很快挖出了一口水质清洁的井，解决了当地群众和红军的饮水困难。红军离开后，这口井长年不干，取水不尽，群众称其为“仙井”“龙井”。当地人民为表达对贺龙和红军的深厚情谊，编了一首山歌：昔日喝水贵如油，下山挑水就发愁，自从贺龙挖了井，“龙”水流进锅里头。[2]
3月，为粉碎敌军的“围剿”，贺龙和关向应主张红三军回师酉、秀、黔、彭，把鄂川边创造成为游击中心区域。为此成立了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组成的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4月1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利川十字路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和党的组织等任务。军事上，决定首先进攻彭水，然后向酉阳、黔江边境游击，以扩大游击区，进一步把鄂川边、川东等地连成一片，形成广大的游击根据地。
5月8日，红三军占领彭水县城，印发《告湘鄂川黔人民书》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书写张贴“打倒刘湘”“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红军不拉夫，不派款”等革命标语，编写民间歌谣，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和纪律。9日，红三军召开了遣俘大会。会上贺龙亲自宣传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指出：红军保证对要求回家的发给路费，对受伤的给予治疗，对要求参加红军的表示欢迎。贺龙的讲话，让不少俘虏受到感动，表示今后再不为国民党卖命了。红三军在彭水期间，军纪严明，得到群众的认同和接受，先后有90多名群众参加了红军。红军攻占彭水后，贺龙根据十字路会议决议准备建立酉秀黔彭根据地，但夏曦认为“彭水背山面水，易攻难守”，强令部队撤出彭水。5月10日，红三军离开彭水，西渡乌江，进入贵州沿河县。
6月4日，红三军进至酉阳南腰界。贺龙、夏曦、关向应认为南腰界地处川黔边界，境内层峦叠嶂，幅员广阔，人口较多，粮食富足，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有利于开创革命根据地，决定以此为大本营，开拓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6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德江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建立包括酉阳、秀山在内的黔东特区，恢复红三军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去做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枫香溪会议是红三军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是红三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新起点。
7月21日至22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铅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工农武装问题的决议》《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和《肃反问题》等六个文件，选举贺龙、夏曦、关向应、卢冬生等80人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黔东特区革命政府。
黔东特区根据地，包括了渝东南的酉阳、秀山以及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等六个地区，所辖范围纵横200多里，人口达20万，有17个区革命委员会，170多个乡级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五个独立团，几十个游击大队和游击队。黔东特区根据地的建立，结束了红三军两年来无根据地依托的困难局面，为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6月底至7月初，酉阳县陆续组成了南腰界、唐家溪、大坪盖、龙池四个游击大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南腰界、唐家溪、大坪盖、龙池乡苏维埃政权。8月1日，还成立了以陈显朝为主席的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
8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即在余家桶子召开会议，作出《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红军中党团员党籍团籍问题的决定》，决定“用最大力量去发展川东、酉阳、黔江的游击战争，以与鄂川边区游击战争打成一片，以开展鄂川边区和川东苏区的建立”，“准备一批干部去建立、恢复湘鄂边，恢复洪湖的工作”。[3]
9月上旬，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余家桶子召开重要会议，通过《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对于红三军党的建设、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培养与补充方面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目标，对巩固黔东特区，开拓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创造湘鄂川黔边苏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34年8月底，为巩固黔东特区，红七师进入秀山猫儿洞，发起倒马坎战斗，捣毁敌人所谓的“万里长城”，振奋了秀山人民，播下了革命火种。这个时期，红三军深入秀山开展革命活动，陆续建立了坝芒、枷档河、巴盘游击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坝芒、枷档河、巴盘乡苏维埃政权。
1934年8月，红六军团9700多人担负为中央红军探路和创建新苏区的任务，撤出湘赣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的远征苦战，进入黔东地区，最后只剩下3000多人，被迫向红三军活动的湘鄂川黔边区靠拢。10月24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主力在贵州木黄胜利会师。
10月27日下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先后到达南腰界。傍晚，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随即部队进行整编，统一调配干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由红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立即开展湘西北攻势，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发展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10月28日，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北挺进。红二、六军团离开酉阳时，成立黔东独立师，掩护红二、六军团东征。10月29日，黔东独立师撤离南腰界，11月26日进入秀山县境，28日抵达秀山川河盖，遭敌围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迫分散突围。突围途中，师长王光泽落于敌手，后被杀害于酉阳龙潭镇邬家坡；政委段苏权在秀山梅江身负重伤，得到当地村民李木富冒死救助，伤愈后历尽艰险赶上部队。
11月，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等领导机构于29日在大庸成立。遵义会议后，红二、六军团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四省边界广阔的回旋余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20多万敌军大规模的“围剿”，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于1936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中央红军红一军团长征转战綦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国革命。
为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1月15日，红一军团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政委邓华的率领下进至綦江县羊角乡，抢占了綦江羊角一线的有利战略位置，据险扼守尧龙山下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驻扎在川黔边境九盘子的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行动，扼住了川内敌军可能乘此进攻贵州遵义的咽喉要道。
红军进入羊角场后，以严明的军纪出现在群众面前。红军为不扰乡民，大部队都自己动手用小树、谷草搭盖小棚，三五个人挤在一处。红军宣传队还向群众宣传“红军打富济民”“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军队”等道理，把没收的地主家的粮食、腊肉、衣物等分给缺吃少穿的贫苦农民。红军还在当地书写了很多通俗生动的革命标语，如“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组织起来实行暴动”“工农红军万岁”等。羊角场乡民杜福生在亲眼目睹红军秋毫不犯和“打富济贫”后，接受和理解了红军宣传的革命道理。当红军离开羊角开往贵州方向时，他自愿为红军带路，历时数天一直把红军带到贵州的温水。杜福生也因此回到羊角后就被当地反动团防杀害。
1月21日，红一军团直属队及第一、第二师8000多人，进入綦江县石壕镇。红军打开地主的粮仓，把谷子、猪肉等分给穷苦乡民，同时向群众广泛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揭露军阀和地主的罪行，“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传单标语随处可见。一些早先跑出去的乡民听说红军为穷苦人办事的消息后也纷纷回了家。一朱姓农民跑出时，慌忙中忘了抱走熟睡的婴儿，深夜偷偷回家看见的却是女红军正怀抱着自己熟睡的婴儿。此后，一首歌谣便在石壕民间广为流传：“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4]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红军在石壕期间，当地乡民给予了红军不少真诚支持和帮助。一天深夜，红军卫生队抬着几个红军伤员赶到一位叫李树清的乡民家求宿。李家热情地把红军引进家门，安顿好伤员，并谢绝收红军的银元。第二天一早，红军卫生队撤走时，因担架不够，只得留下杨延河等四个江西籍的重伤员托付李树清照顾。红军走后，为了这四个伤员的安全，李树清把他们背到附近岩洞隐藏起来。此后，李树清家人每天给伤员送饭，为他们疗伤，不久两位伤势过重的伤员先后去世。随着风声渐松，李树清家人便把幸存的两名伤员背回家继续治养，直到伤愈。
红一军团长征过綦江，虽然只有短暂的七天时间，但对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造成主力红军直逼重庆的态势，牵制国民党军，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綦江石壕出发进军赤水。当四川军阀部队尾随追击而来时，红一军团已经一渡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于1935年10月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胜利完成了伟大的长征。
主力红军撤离后重庆人民的不屈斗争
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更是播种机。三大主力红军先后途经重庆境内，传播了革命真理，唤起了人民觉醒，撒下了革命火种。
红军撤离重庆境内后，以刘湘为首的反动军阀卷土重来，向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反扑。国民党四川省政府要求红军经过的地区严密保甲组织，成立清乡善后委员会、整理委员会以及善后委员会等反动机构；重新拼凑起清乡团、义勇队、侦缉队等反动武装；到处颁布所谓“搜剿”命令和限期“登记”“自首”“告发”“缉拿”通告。同时，四处布防设卡，挨门挨户、逐村逐寨搜查逮捕和屠杀流散红军、红军伤病员及各类革命政权的干部、游击队员。凡是为红军和苏区党政机关做过事的人，以及红军家属都受到残酷迫害，有的家被抄，有的房屋被烧，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被迫逃往异乡，一时间白色恐怖在红军到过的地区肆虐。据不完全统计，在城口，红四方面军撤走后，被反动清乡团杀害的红军家属、苏区干部、游击队员就有130余人，被关押者更不计其数；在渝东南，红二、六军团东进后，仅南腰界地区被国民党反动派及还乡团杀害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苏维埃干部就有近100人。
面对反动政权的残酷镇压和暴行，重庆人民高擎起红军传下来的革命火种，进行了长期英勇不屈的艰苦斗争。在酉阳白石溪，黔东独立师属下的川黔边独立团在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后，副团长符功荣奉命返回家乡思泉，他卖掉自家的田地购买枪支弹药，与石维珍等一道秘密发动群众，组织起一支30多人的游击武装坚持斗争。在秀山巴盘乡，乡苏维埃主席黄治安带领自卫队员隐蔽于深山之中，以游击战打击地主武装，巧妙与敌人周旋，在当地坚持游击武装斗争长达三年之久。在城口，留下的部分红军战士、游击队武装，以及一批共产党员、苏维埃政权干部，继续战斗在大巴山，与反动派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綦江，当地人民以顽强的意志，采取各种方式，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为消除红军对当地人民群众的影响，国民党反动派还强迫人民铲除红军标语，收缴和销毁红军用过的实物。为保护红军标语和使用过的实物，人民运用自己的智慧与敌人展开了巧妙的斗争。有的用食盐与石灰和水涂抹标语，再用黄泥巴盖起来；有的用炭灰和烟墨直接涂抹标语，在敌人眼皮底下保护了红军标语。如《共产党十大政纲》、“红军为土地归农民而战”等标语，“蒋介石是帝国主义走狗”等宣传画，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等都得以保存。一些当年广为传唱的如“太阳出来满天红，扛起梭镖跟贺龙，一心一意闹革命，干人从此不受穷”“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刀子靠在颈子上，脑壳掉了碗大个疤”等红军歌谣也流传至今。[5]
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的活动，有的创建了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土地革命，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有的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策应中央红军长征，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有的担负着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重大使命，为红军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红军不仅以一系列成功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重庆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而且广泛发动了群众，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正确道路”[6]。
[1]中共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黔江革命斗争记略》，1984年，第8页。
[2]中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石柱人民革命斗争简史》，2004年，第74页。
[3]中共四川省涪陵地委党史工委：《贺龙在川东南》，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4]中共綦江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綦江地方史》第一卷，1991年版，第96页。
[5]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历史的丰碑——红军在秀山》，2005年，第100、101页。
[6]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