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此伏彼起的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后的武装暴动
1927年8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建立后，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在恢复组织的同时，把发动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放在了突出位置。11月20日，临时省委成立省军委，领导全省武装斗争，并制订《军事工作计划》。27日，临时省委又拟订《四川暴动计划》，明确提出，“以农民暴动为中心，土地革命为目的”，做好农运、军运以及民团和土匪工作，以保证武装斗争的进行。并决定“以酉阳、秀山几县为初次暴动区域”[1]。这些文件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给重庆武装斗争的开展确定了具体行动目标。
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和党的任务决议案》，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
为积极贯彻中央的精神，1928年3月，四川省委制定《春荒暴动行动大纲》，对暴动的意义、条件、目的、性质、形式、时机、区域、旗帜、口号、宣传、组织以及建立政权、政纲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成为指导全省开展武装暴动的纲领性文件。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暴动大纲也作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决定。如《大纲》提出，在二三月春荒期内，必须尽量加紧各种斗争，“爆发游击式的战斗，爆发不论大小，不择时期，不计胜败的群众的武装暴动”，“迅速形成弥漫全川的‘春暴’局面”[2]，反映出“左”倾盲动的倾向。
根据《春荒暴动行动大纲》，重庆各地党组织在这一时期主要组织发动了七次农民暴动和兵变。这些武装斗争，有的还未准备就绪，即因事机不密而遭敌人抢先镇压。如1928年6月13日，万县党组织策动杨森部手枪连举行兵变，尚未发动就被叛徒告密遭到镇压，党组织负责人曾润百被捕后宁死不屈，给家人写下绝笔信表明心迹“我之死是为革命而死的，我们的革命事业将来一定会成功的”[3]，最后英勇就义。有的武装起义已取得初步胜利，但随即因遭到强敌的进攻和镇压而失败，如1928年5月24日涪陵党团组织领导三合场农军暴动，6月17日涪陵党团组织领导罗云坝农民暴动，9月26日丰都临时县委领导崇德乡农民暴动。有的起义领导人利用合法条件开展武装起义，但最后还是被敌人镇压而失败，如1928年9月14日，共青团员郑益阳利用涪陵金银乡联队队长的合法地位，发动农民举行暴动后，遭敌人镇压失败；1928年春，在党组织影响下，陈子光、陈子清利用桐梓区团队队长及队副的合法地位，成立武隆桐梓山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地方民团收买“二陈”部下，将“二陈”杀害，部队被迫解散。有的武装起义已取得初步胜利，但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放弃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如1928年7月23日，党组织领导驻潼南县双江镇的军阀何光烈部瞿联承旅第十团、十一团举行起义，起义后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独立第一旅，李家钰和刘湘率部对起义部队进行围追堵截，党组织遂决定率起义部队接受刘湘的改编，放弃了对这支革命武装的领导权。有的武装起义已取得初步胜利，但胜利果实却被敌人篡夺，如1928年7月4日，在涪陵党组织的领导下，李仙舟、邵平阶率领武隆火炉铺农民举行的暴动，另一路由土匪头子杨畅时率领其部队同时举行暴动，均取得成功。后杨畅时因不同意把起义队伍整编为农民起义军，赶走了李、邵二人，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
这些武装斗争由于对形势估计出现偏差、暴动的指导思想脱离实际，特别是敌强我弱，因而均告失败。但是，党通过发动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贯彻党的六大精神发动的武装起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党的六大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把党的中心工作仍然放在城市，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
1929年2月15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刘愿庵在会上传达贯彻党的六大精神，总结一年多以来四川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经验教训。3月26日，临时省委发出《通告第七号》，指出目前四川党的任务是“夺取广大群众，准备将来的武装暴动”，“工作重心应该是几个重要的城市”，“要努力实现地方暴动和地方政权之建立”。[4]6月7日至11日，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四川贯彻执行六大决议的情况，总结了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以来四川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继续纠正武装暴动中的盲动主义倾向，在游击战争中必须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照顾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经济要求，建立起苏维埃政权，部队要改变游击习气等。1930年2月，省委制定了《关于农村斗争战术的指示》，就农运、农民武装起义等工作作出新的部署，指出“农民群众所受痛苦最大（除工人外），对于革命要求非常迫切，是工人阶级巩固的同盟军”，“农运工作，在目前工作中要占重要位置之一”。[5]
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及四川省委的总体部署，重庆及川东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相继组织发动了七次武装斗争。
在党的六大精神正确指导下，这一阶段的武装斗争，无论在组织领导、计划策略，以及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比以前有所发展和提高。特别是1929年8月，共产党员秦伯卿在忠县石宝寨发动六七百农民进行武装起义，打出“平民革命军”的旗帜。1930年8月，秦伯卿率部参加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同月第三路游击队失败。10月，秦伯卿又打出“共产军”的旗帜；12月，“共产军”到达湖北五里坪，加入红二军团，编为第二路军。这是重庆和川东地区武装起义部队同主力红军汇合的第一支部队。
虽然多数武装斗争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是，有三次武装起义打出了四川红军的旗帜，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一是1929年5月12日，李家俊、唐伯壮领导1000余名农民自卫军在万源固军坝宣布起义，成立城（口）万（源）红军，到年底建立了城口、万源、宣汉三县边境5个区20多个场镇，约200平方公里土地、60000余人口的根据地。1930年1月下旬，四川省委正式命名起义军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后因敌“围剿”，游击队坚持到1930年6月。二是1930年4月7日，四川省委派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发动涪陵罗云坝农民起义，与涪陵驻军郭汝栋部连长赵启民起义士兵联合组成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随后，红军游击队与各地农民赤卫队集聚丰都栗子寨，建立游击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后因敌围攻，游击队在石柱鱼池坝分散隐蔽。三是1930年7月29日，在党组织指导下，梁达虎南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在忠县黄钦坝组成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游击队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受命东进，在石柱西罗坪遭敌围攻失败。
还有几次武装起义，虽然也失败了，但通过这些斗争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锻炼了干部和群众，给反动势力予以沉重的打击。如1929年3月，经四川省委批准，潼南赤卫队正式成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坚持游击斗争三年多，后因领导人被敌诱捕，赤卫队遭敌围攻失败；1929年7月，在涪陵中心县委领导下，涪陵成立抗捐军，开展武装抗捐斗争，郭汝栋部两个连也起义加入，后遭敌围攻失败；1930年3月，彭水县委决定在彭水驻军向时俊师举行武装起义，因叛徒告密，彭水武装起义尚未发动即遭到失败。
“左”倾冒险错误影响下的武装起义
1930年初，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发出通告，要求各地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6]。5月，随着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实际主持当时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的形势已在全国成熟，于是在6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且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致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扩散。
1930年7月初，四川省委常委、军委书记余乃文传达了中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及中央对四川工作的指示。7月25日至28日，省军委在江津召开全川军支联席会，决定将全省划为五个“军区”，发动组织17路红军，限期于三个月之内造成全川“革命的巨潮”，攻打重庆，然后进军武汉。8月2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的方案，决定将党、团、工会合并为行动委员会，以利领导武装斗争。8月28日至9月9日，四川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正式成立了党团合一的四川省行动委员会。会后，省行动委员会将各县市的党、团、工会组织一律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下，重庆地区先后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
1930年8月，合（川）武（胜）行委计划在合川驻军邓锡侯部第三师发动兵变，准备成功后成立四川红军第四路（合川）游击队，但前后三次兵变均遭到失败。1930年，四川省行委决定在江津驻军刘文辉部暂编第一师第二混成旅发动兵变，拟建立四川红军第七路游击队，于9月3日发动兵变，后在强敌镇压下失败。1930年10月2日，在铜梁党组织领导下，铜梁土桥农民打出四川红军第七路军川东游击队的旗帜，举行武装暴动，后因敌军“围剿”失败。这三次武装起义，其共同特点是仓促起事，很快失败，损失严重。
配合主力红军的武装斗争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并很快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2月，贺龙率红三军入川，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地，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和支援苏区，红三军在重庆和川东地区又蓬勃兴起了武装斗争。
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解放通江。12月27日，中共四川省委即发出《四川省委特别通知（第三号）》，提出拥护红军入川的总任务。1933年1月，四川省委作出巩固和扩大川东游击队，积极配合红军的决定。2月19日，省委又制订了拥护川东北红军入川的宣传大纲。在支援红四方面军的同时，四川省委还要求地方党组织，对在湘鄂川黔边界活动的贺龙领导的红三军给予支持。
为配合主力红军，党在这一阶段领导重庆人民主要进行了六次武装斗争。
这一时期，由于有两大苏区为依托，得到了红军的支援，各级党组织在总结前一阶段武装斗争经验教训基础上，实行了正确的领导和策略，因而使一部分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并与主力红军汇合，参与了巩固和扩大苏区的斗争。其中最重要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是川东游击军。1931年5月，省委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随后，川东游击军建立起以宣汉、开县、开江、达县边境为主体的游击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斗争。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东游击军将主要力量转入接近主力红军前沿地区，配合红军作战，同时，川东地区党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1933年10月宣（汉）达（县）战役胜利后，川东游击军发展到10000多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即改编为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
在红三军的支持下，黔江红军游击大队和酉阳红军游击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虽然最终都遭受挫折，但却达到了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兵力、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作用，为巩固和扩大苏区产生了积极影响。1933年底，红三军攻占黔江，不久大部队撤离，第二特科大队坚持活动于湘鄂川边。1934年4月，第二特科大队改称黔江红军游击大队。6月，红三军进入酉阳，很快帮助酉阳农民建立起四个游击大队，配合红军先后参加了20多次战斗。此后，四个游击大队均编入川黔边独立团。红二、六军团会师后，黔江和酉阳红军游击队一部编入黔东独立师，一部编入红二军团。黔东独立师胜利完成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但在战斗中损失很大，仅数十人与红二、六军团主力会合。
这一时期，为支援主力红军，巩固和扩大苏区，四川省委曾多次指示，要求“坚决的从农民的一切斗争中去发动游击战争与布置地方暴动”，认为“哪管是很小的一个暴动，对红军都有很大的帮助”。1934年，中央特派员先后数次来川，强制推行“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后，使部分本来不具备武装起义条件的地区，也不得不执行上级党组织布置，仓促起义，招致失败，给各级党团组织和城乡革命力量带来重大损失。如1934年2月28日，为减轻川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上海党组织派田鹤鸣在涪陵土地坡举行的农民暴动；1934年上半年，为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打开通道，四川省委指示万县党组织举行的第二次兵变；1935年1月19日，为配合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云阳党组织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组织领导下，重庆地区共组织发动了30多次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这些武装斗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又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以及干部和群众缺乏斗争经验，多数都失败了。然而，这些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表现了党和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重庆地区打出一二三路地方红军、川东游击军等四川红军旗帜，建立了革命武装和游击根据地，在重庆各地传播了革命思想，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支援了主力红军作战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这时期，从巴山渝水走出刘伯承、聂荣臻、王良等十位高级将领，与全国工农红军一道共同谱写了伟大的红军长征历史。
[1]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367—372页。
[2]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141—174页。
[3]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页。
[4]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57页。
[5]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3—9页。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