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收回日租界的斗争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严重步骤。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民坚决要求反抗日本侵略，并在东北地区以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与此同时，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
重庆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由来已久。早在1928年，在党的影响下，重庆人民就组织了反帝大同盟，要求收回重庆的王家沱日租界。1929年9月23日，重庆市总工会、重庆记者协会等团体发起成立重庆国民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继续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斗争。1931年8月8日，各界代表二万余人参加反日救国大会，通过了“要求迅速收回王家沱租界”的提案。9月18日，78家团体代表100余人集会，筹备成立四川各级（界）民众自动收回王家沱日租界运动大会，决定“约满之日”举行群众大会。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重庆后，更加激起重庆人民的民族义愤。收回王家沱日本租界，拔掉日本帝国主义在重庆的侵略据点，成为重庆人民反日救国运动的重要内容。
9月24日，正值王家沱日租界租期30年届满之时，重庆市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四川各界民众自动收回王家沱日租界运动大会，发表《告民众书》，同时呈文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要求该署“照会驻渝日领事，迅速交还王家沱，以全领土而维国权”。[1]会后，各界民众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各界民众团结起来，收回王家沱租界”“日本强租王家沱，是侵占中国的领土”“收回王家沱，是力争中国主权”等口号。28日，重庆各界群众二万多人在夫子池举行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和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并宣布成立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提出“对日宣战”“经济绝交”等多项主张。之后，又成立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自动收回王家沱租界特组委员会，发布了《告租界内本国民众书》，号召四川和重庆人民奋勇斗争，收回王家沱租界；同时还发表了《告日本驻渝侨民书》，督促日本政府将约满失效之王家沱租界交还中国。
在重庆人民的英勇斗争下，10月22日，日本驻渝领事率众及日舰撤离重庆。24日，刘湘派军警接管了王家沱。1932年，日本获国民政府同意，以看守财产为名，再次派员回到王家沱。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重庆政府才接管了王家沱，日领事馆终降旗撤离。至此，王家沱租界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进犯。重庆各界纷纷开展活动，声援第十九路军。2月，重庆成立四川各界民众督促川军出兵大会，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及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战，开赴抗日前线。3月10日，重庆各界群众三万余人，举行四川各界民众督促川军出兵救国请愿大会。会后，群众数万人到二十一军军部请愿，敦促刘湘率军出川抗日。游行群众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各界民众联合起来，一致督促川军出兵救国”“请刘督办决定出兵日期”“不达目的，誓不中止”等口号。此后，重庆人民还开展献金运动，各团体和市民为支援上海抗日将士慷慨解囊，大批捐款源源汇至前方。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何梅协定》，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但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公布后，重庆各界群情振奋，多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呼吁国民党政府和刘湘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刘湘等川军将领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虽高唱出兵抗日”，却仍然“刻刻以省内权利为念”，并“借抗日题目，扩军筹款”，对于人民群众的抗战呼声则采取压制政策，重庆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也转入低潮。
重庆救国会的建立
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重庆，重庆社会各界积极响应。重庆大学连夜组成学生救国会，声援北平学生。《新蜀报》《商务日报》连日报道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呼吁民众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重庆市内各大中学校学生相继发表通电，支持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斗争。随后，重庆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代表114人集会，成立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领导全市学生开展抗日爱国活动。学联派代表向重庆当局请愿，提出立即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六项要求；同时，学联还组织80多个宣传队到城区、南岸、江北、小龙坎、磁器口等地宣传抗日。重庆教育界成立了重庆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重庆东水门码头工人拒绝为日轮装卸货物，声援学生斗争。
1936年1月，由学联主办的《救国半月刊》开始出版，向社会各界宣传抗日救亡。2月初，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各校停止学生一切救国活动，3月中旬，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强行解散了学联。重庆地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转入低潮。然而，在一二·九运动影响下，青年知识分子中却涌现出了萧泽宽、张黎群、李止舟、刘传茀等一批具有勇猛斗争精神的先锋战士。学联解散后，不少学生运动中的进步骨干仍继续联系，坚持秘密阅读进步书刊等活动，探寻救国之道。一批进步作者和读者以《商务日报·副刊》为基地，发表大量进步文章，宣传抗日救亡，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此时，从苏区脱险后与党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漆鲁鱼返回重庆，任《新蜀报》编辑，他和几个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积极分子一起，利用《新蜀报》和《商务日报·副刊》两个阵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不断扩大影响范围，逐步形成了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
6月上旬，重庆救国会成立，漆鲁鱼为总务干事。9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到重庆，通过学运领导人刘传茀与漆鲁鱼取得联系，了解重庆抗日救亡运动情况，指示各救亡团体加强团结，发展统一战线。从此，重庆救国会便成为党直接领导的秘密救亡组织，影响和活动日益扩大，先后成立了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四个组织，将重庆文化、学生、职业青年、妇女、工人等各界的爱国力量团结在周围，一大批干部在斗争中得到锻炼。
在重庆救国会的领导下，重庆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1936年8月起，重庆救国会，连续发起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纪念鲁迅先生、募捐支援傅作义部队在绥远的抗日活动、抗议国民党逮捕“七君子”、救济四川旱灾募捐等宣传活动，1937年至1938年间，救国会下属的“怒吼剧社”等各个演剧队积极参与抗日戏剧和歌咏活动，还远赴长寿、涪陵、丰都、万县、江津、綦江、北碚、合川等地，深入到农村田坝、工厂、部队之中宣传抗日；1938年6月，救国会组织六七战地工作团，随川军第六十七军奔赴抗日前线宣传演出。此外，救国会还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文艺研究会、战时知识训练班、救亡图书室、平民识字班、平民夜校，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定期参加演讲会，广泛宣传联合抗日和抗战必胜的道理。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重庆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高涨。
漆鲁鱼等人还十分注意将抗日救亡与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组织会员学习和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引导骨干分子学习马列主义常识和党的基础知识，传授与敌人进行地下斗争的经验。1936年7月，重庆救国会以《商务日报·副刊》名义，开办“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吸收20多人参加救国会，为救亡运动培养了骨干，也为党组织的重建储备了人才。在重庆救国会的影响下，许多进步青年的觉悟不断提高，积极要求入党。从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重庆救国会先后输送了100多名进步青年前往延安和抗日前线。
重庆救国会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重庆党组织尚待恢复重建的关键时刻，担负起了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重任，使得重庆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重庆救国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建立的进步组织，为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由于党的领导机关犯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这一时期，重庆地区党组织也饱受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斗争环境异常艰苦，牺牲异常惨烈，领导机构屡遭破坏，组织几度损失殆尽。然而，战斗在这块土地上的共产党人却在险恶环境中坚持斗争，始终坚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抱定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愈挫弥坚、前仆后继，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毅力和敢于牺牲的大无畏气概，勇敢地从低潮中走出来，继而在中共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迅速地转变斗争方式，带领重庆人民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迈向新的历史时期。
[1]《四川档案史料》第一期，1985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