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个下午

秋风，吹黄了万亩军垦农田。晚稻又成熟了，开镰收割了。

我所在的工兵连（这时已整编为特务连了），担任晒谷和装谷入库的工作。这天下午，我正扛着装满谷子的一个大麻布袋上汽车。突然，班长在我身后兴奋地喊：

“谭达成！”

我肩头一甩，将一袋谷子抛上了汽车。转过身子，只见班长领着一个三十六、七岁的军人来了。那不就是宣传股长吗？我大步迎了上去。

“股长，你找我？”

“什么时候，改了名呀？本来是老熟人，这样一改名，害得我好找！”

股长握着我的手，说。

“我没、没改名呀！”

“你这小子，还想瞒着我呀！”股长笑了，接着说：“你，向《解放军文艺》投寄了一篇小说吧？”

《听到故事之前》写好后，我又把它寄给了《解放军文艺》。以往投出去的稿子，不到一个月，顶多一个多月，就回到我的身边了。这一篇稿子寄出去三个月了，还不见音讯。我在心里揣度着：是不是编辑同志对自己厌烦了？本来水平很低，却不知天高地厚地一篇接一篇地往那里寄，以前还原稿退还，现在懒得理我了。开初那一、两个月，我还念它，盼它。久了，我心里也渐渐地把这事忘了。现在，股长突然跑来问我，是怎么回事呢？我是承认呢？还是否认呢？承认后是凶还是吉呢？我一时真不知道如何回答好。

因为那时候，我在连里的处境，远不如两年多以前了。部队里搞“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一天凶似一天。指导员，依然是亲自在全连大会上朗读我那篇《克勤克俭的小王》的那个指导员，却不象以前那样可亲了。他常常带警告意味地提醒我：“小谭啊，可要注意方向呀！”“又在看小说？你的毛主席著作学得蛮好了？给我背一遍‘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看看。”“现在别人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都嫌时间不够。你倒好，还有时间看小说，甚至写什么小说！小伙子，可要当心呀，不要滑倒呀！过去不是有一个刘绍棠，什么神童，不注意政治，最终成了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写得怎么样了？”他常常抽查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笔记。

我理解这位指导员。应该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政治气候把他训练成这样的。他这样做，是忠于自己的职守。

“你在这篇小说上，是不是署的‘谭谈’这样一个名字？”

我没有答话。股长又开口了。他那清亮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我。那目光，是兴奋的，是赞赏的。

我感到一切都瞒不住了，也没有必要再隐瞒了，终于点了点头。

“好呀！谭谈，谭谈，总算被你给‘谈’成了！”

股长爽朗地笑着，一把将我的手拉住了。

“前天，我们接到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电话，说我们团里又出现了一个（曾经出个一个写《半夜鸡叫》的高玉宝）战士作者，名字叫谭谈，《解放军文艺》将发表他的作品。要我们尽快把这个人找到，将他的基本情况告诉我们。我打了一个下午的电话，几乎问遍了全团所有的连队，都说没有这个人。后来，我想到：团部电影放映队的谭一鸣，爱写小说，也经常往外投稿。是不是他寄去的小说呢？我于是赶到了团部电影放映队，找到了谭一鸣。一问，才知道是你这小子往外寄稿时，用了这么一个玄乎的笔名！小伙子，你真不赖啊！”

这时，股长兴奋地给我当胸一拳。接着，便将一个印着广州军区政治部字样的大信封递给我：

“军区政治部把编辑部的信和作品小样转来了，给你。”

消息象风一样，很快传遍了全连。正在晒谷场上翻晒谷子和在打包上汽车的战友们，一下子围过来，一层挨一层地挤到我身边来看我手里的信和那印成了铅字的作品——《听到故事之前》。

编辑部的信是这样写的：

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

并转六八一五部队谭谈同志：

我们高兴地向部队领导机关报告：你们部队里又出现了一个战士作者！

《听到故事之前》写得很有部队生活气息，较好地塑造了一位八路军老战士——师政委的形象。我们决定，于明年二月号发表。现将作品小样寄上……看后有什么意见，盼及时告诉我们。校正好的小样，请于十二月底寄回，以便及时发稿。

此致

敬礼！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1964.11.28

“叭！”一滴热泪，落到了信纸上。啊，一连串的失败，终于架起了成功的桥梁。我一把抹去脸上的泪水，急忙将信纸和作品小样，塞进口袋。转过身子，扛起一个灌满谷子的大麻袋，兴冲冲地朝汽车边走去……

我的面前，那永远是浩浩荡荡的大海，在汹涌着，在奔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