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幸福的社会性，表现为幸福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本节专门探讨我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的幸福观。
在先秦时期遗留下的文字中便有祀神致福的记载。按照传统的说法，公元前12世纪末周武王克商以后，向商朝贵族箕子问治国的“大法”（《洪范》）。至于《洪范》的实际年代，现代学术界倾向于定在公元前4世纪或公元前3世纪。在《洪范》的第九畴中箕子讲了人生的五种幸福和与之对应的五种困厄。这五种幸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意思是，幸福包括长寿、富裕、健康、遵行美德和享尽天命安详而死。后来汉代思想家桓谭把它们重新概括为“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也就是多子多福、家庭昌盛、子孙多有出息。这是我国传统幸福观所包含的成分。除了上述说法外，儒、释、道三家的幸福观对于当代中国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儒家的幸福观
先秦时期那些教授经典和指导礼乐的专家称为“儒”。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前47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私人身份教授了大量学生的教师；他周游列国时有许多学生跟随，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弟子将其分散的言论汇编成集子，名为《论语》。儒家的幸福观应包括自先秦、汉唐到宋元明清及近代儒家学者的观点。这里主要简述孔子的德性幸福观以及怎样实践德性幸福两个问题。
（一）德性幸福观
孔子倡导德性幸福观，即仁义幸福观。他认为，即便穷愁困忧，只要遵循仁义之道也能得到幸福，即“安贫乐道”。下面是儒家学派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在《论语》中的几则记载：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孔子的一生是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中度过的。他生于乱世，一生忧患，栖栖惶惶，东奔西走，席不暇暖；拜谒七十二君无所遇，反被讥为迂腐；曾被拘于匡，险些被桓魋所杀。但是孔子并没有在穷愁困苦面前消沉，反而能忧中求乐、化忧为乐。这是因为他坚信天命不可违逆、不可损害，于是在其生命行程中升华出一种略带悲剧色彩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的这种人生奋斗的幸福观，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并不排斥功利幸福。他从来不曾说过“乐贫”，而只说“乐道”。儒家认为，君子不怕贫，只要贫而不谄，再贫也能守道乐道；君子也不怕富，只要富而不骄，保持清贫本色，同样可以闻道乐道。孔子还认为人与自然界相契合、人与人相契合会产生幸福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些句子便是强调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孔子主张要区分有益的快乐和有害的快乐、有益的朋友和有害的朋友。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孔子说：有益的快乐三种，有害的快乐三种。以得到礼乐调节为快乐，以宣扬别人善事为快乐，以结交诸多益友为快乐，便是有益的了。以骄傲为乐，以流荡忘返为快乐，以饮食荒淫为快乐，便是有害的了。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孔子说：有益的朋友三种，有害的朋友三种。同正直的人交友，同信实的人交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友，便是有益的。同谄媚奉承的人交友，同当面恭维背后毁谤的人交友，同夸夸其谈的人交友，便是有害的了。道德品行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我们在娱乐和结交朋友时不可不加以高度重视。孔子对人们的娱乐活动和交友的告诫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的意义。
那么儒家所说的安贫乐道，乐的究竟是什么“道”呢？孟子有讲，君子有三乐，即，“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即天伦之乐、信仰之乐、事业之乐。这种“乐”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儒家的仁义幸福观。因此即使是在贫困的环境下，君子仍能泰然处之，保持内心的安详和宁静，不因贫困挫折而忧心忡忡、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并以此为乐。这就是“安贫乐道”。
（二）实践德性幸福的途径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别是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即所谓“仁者爱人”。“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孝其父；兄行兄道爱其弟，弟行弟道敬其兄”。在孔子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之情感就是人的本质，它不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准则，也是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根本准则，社会的安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都维系于“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是对事的绝对命令。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是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是不义的行为（冯友兰，2013）。如果人们都能做到以孝悌处世行事，那就不会发生人心不古、犯上作乱的事情。“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的弟子有子说：一个人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位者，是很少有的；不喜欢冒犯上位者，却会造反，这种人是从来没有的。君子要致力于根本建设。根本树立起来了，道亦就此而生了。孝悌就是仁德的根本啊！
那么怎样实践仁呢？
一是要践行忠恕之道。《论语》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可见实践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言之，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说这叫“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认为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便称之为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践仁的方法）。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称之为“絜矩之道”，即是说，忠恕之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行仁就必然要履行社会上的责任和义务，也就包含了义的性质。每个人心里都有忠恕之道这个行为“絜矩”，那就随时可以实践仁了。
二是要加强人格修养。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仁离开我们很远吗？只要我内心向仁，仁就会体现在我的言语和行为上。”这就是说，要实践仁，人格修养很重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具有哪些特点呢？最主要的应具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的正义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自我修养。此外还应具有良好的行为习惯：“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为政》）; “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以及“九思”“三戒”。所谓“九思”是“视思明（看的时候要看明白），听思聪（听的时候要听清楚），色思温（面部表情要温和），貌思恭（容貌态度要庄矜），言思忠（说话要忠诚老实），事思敬（做事要严肃认真），疑思问（遇到疑问要请教别人），忿思难（将发怒了要考虑后果），见得思义（见到可得的要考虑是否合乎义）”。（《论语·季氏》）所谓“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总之，儒家认为，内心向仁，终身践仁，就必须终身加强人格修养。
二、佛家的幸福观
佛是“佛陀”的简称。佛陀是梵语Buddha的音译。在佛法里，人能够明白宇宙人生真相就称为“觉悟”。彻底明了、究竟圆满觉悟的人生就称为“佛”，明了而未能彻底的称为“菩萨”，没有觉悟的人是迷惑颠倒的众生，称为“凡夫俗子”。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79年）是佛学和佛教的开山始祖。佛学是佛陀在漫长的弘法过程中所形成的帮助众生洞察世界与人生的道理，即告诉人们什么是苦，苦从何来及如何从苦海中解脱出来的学问；而佛教则是一个以佛陀为祖、佛法为宗、佛学为业，以僧团为形、以寺庙为家的佛学教学组织和传承体系，因此也被称为释教。从汉代开始，古印度的佛学和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逐渐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理论和佛教宗派，称为禅宗。禅宗虽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冯友兰著，涂又光译，2013）。
（一）慈悲救世的幸福观
按照佛学的说法，世人的一切痛苦（所谓人生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和五阴炽盛苦）都源自于个人对事物本性的根本无知。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心的表现，因而是虚幻的、暂时的。正如《金刚经》所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是无知的众生还是渴求它们、迷恋它们。这种根本的无知，就称为“无明”。由于无明而产生贪嗔痴恋，个人就陷入永恒的生死轮回，万劫不复。
要摆脱生死轮回，唯一的希望是使“无明”成为“觉悟”。觉悟就是梵语的“菩提”。觉悟有不同的层次。佛家爱讲“自利利他”，光自己觉悟还不够，还要让更多的人觉悟，以实现众生的解脱。佛学常说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念。禅宗认为，修行者绝不能停留在自悟这一层次，自悟之后还要更进一步，要把他的方法、理念、境界与众生分享，使每个人的心灵都得到净化。佛家幸福观就集中体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心上。佛家讲“四无量心”：一慈二悲三喜四舍。“与乐”为慈，“拔苦”为悲。“慈”是予人以乐，“悲”是拔人之苦。佛家教导众生面对所有生命时，要大慈大悲。《大智度论》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能“大慈”以众生之乐为乐，能“大悲”以众生之苦为苦，能“大喜”以众生离苦得乐而喜，能“大舍”便心无所往、无所贪，不辞辛劳地付出则是大慈悲。
人要实现大慈悲，首先要自爱。自爱就是既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又要照顾好自己的心灵，这样才有能力付出大爱。爱他人，就是对他人负起责任；爱家庭，就是对家庭负起责任；爱社会，就是对社会负起责任，爱人类、爱众生，就是对人类、对众生负起责任。佛家认为人性是善的，即使原来犯下了罪恶，只要真心悔悟，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释迦牟尼认为，“看破红尘”不是人生的最高智慧，人生的最高智慧是通过修行生出慈悲情怀、拯救芸芸众生。学佛修行的人，必须以出世之念，尽入世之责，利乐众生，造福社会。因此，佛家的幸福观是大慈大悲拯救众生的幸福观。
（二）获得幸福的途径
佛家认为，人生的幸福不在于获得多少，而是对于已经拥有的能珍惜几分。“勿羡他人富，勿悲自己穷，知足心常乐，常怀慈悲心。”如何才能获得大慈大悲拯救众生的幸福呢？佛学里有许多说法，下面只介绍修行和无我无执两种方法或途径。
1．修行
佛教认为世上一切皆苦。众生之所以陷入无穷尽的苦海是因为行为发生了错误，要摆脱苦海就要修正错误。修正错误的行为称为修行。佛教的原始教义强调修行者需遵循“八正道”与“三学”的原则。
所谓“八正道”，即是八种修行的正确方法和途径。
第一是“正见”。正见就是对事物要如实知见；修行的人对事物要如实知见，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获得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
第二是“正思维”。修行的人凡有思都不离佛法，皆无邪曲，即为正思维。只有在无贪嗔痴恋等烦恼的情况下，依正见观察、思考，如理地做出决定才能成为正欲或正志。只有正思维，身口意才会有正确的行为。
第三是“正语”。正语是指戒掉口的四恶业：不妄语（不胡说八道、自欺欺人），不两舌（不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不粗口（不说脏话、尖酸刻薄），不绮语（不花言巧语、文过饰非）。不讲这四类话语即为正语。佛家教人以慈悲为怀，修行就要修好口业。因为语言是普度众生的工具，语言能解开人的心结，劝人向善，让人欢喜。修行之人不可口出妄言、恶语、绮语、两舌，而要说实话、和蔼可亲、谦逊有礼，不搬弄是非，不说既容易伤人感情又无益自己的话。“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一句话可以兴邦，一句话也可以丧国。修行之人应该语诚而敬、朴实明亮、良言嘉语、言辞恳切以体现慈悲救众胸怀。嘴巴最容易做功德，嘴巴也最容易造恶业。因此，佛陀要求信众做“真语者、实语着、如语者、不诳语者”。
第四是“正业”。行为正当善良，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不侵害众生，为他人谋福利，帮助有所需要的人，绝对不为一己之私而损害他人，这就是正业。
第五是“正命”。从事正当的职业，以合情合法、不损害他人的谋生方式来维持生命，对生命有正确的价值观，即为正命。佛家珍爱生命，“人身难得，一失人身万劫难再”，意谓人的生命很宝贵，要珍爱生命，使生命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不要随便地浪费生命。
第六是“正精进”。修行要沿着佛陀的正确指引不断进取，即为正精进。佛家主张修行定慧要努力，不可懈怠，要勤修戒、定、慧、六波罗蜜，努力离恶向善，志趋菩提、涅槃。修行不但要精进，还要知见正确；如果缺乏知见，甚至知见不正，就会导致无益的苦行，甚至偏执于世俗的迷信乃至邪门歪道；本想成佛，结果成不了佛，反而着了魔，甚至堕入地狱。
第七是“正念”。以“世间法”而言，只起善念不起恶念，即为正念，反之则为邪念。以“修行法”而言，修一切善，不执一切善，心不散乱，意不颠倒，由有念归于无念，无念即是究竟正念。
第八是“正定”。心达到圆寂境界，即为正定。圆寂就是灭烦恼、了生死、脱苦海的涅槃境界，修行者获得了宇宙人生的最高智慧。到了正定时，心不仅寂静不动，也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修行的人始终都照顾好自己的心灵，不受世间任何邪恶之影响，坚如磐石，清澈明亮。
“八正道”是佛教的圣人之道、成佛之道，佛教认为如果善用这八种佛法，人人都能成圣、成佛。
“三学”是指学佛者修持的戒（正语、正业、正命）、定（正精进、正念、正定）、慧（正见、正思维），其实就是“八正道”的分类概括。“八正道”或“三学”归结起来就是正观四谛（苦谛——人生皆苦，集谛——导致人生诸苦之原因，灭谛——灭掉一切导致诸苦之原因，道谛——从苦海解脱出来的修道方法），止恶行善，一心禅定，修证涅槃；这也就是修行的终极目标（张伟胜，2006）。
中国禅宗认为修行体验离不开日常生活，主张将禅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禅的精神、禅的风采，将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熔铸，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精神。它能够消除人们的各种困惑、苦闷和心理障碍，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充实，物质生活更高雅，道德生活更圆满，感情生活更纯洁，人际关系更和谐，社会生活更祥和，使人生更纯真纯美、自然洒脱、幸福快活。
2．无我无执
佛家认为修行必须与净化心灵相结合。没有觉悟的人生是充满苦难的，要摆脱人生的苦难就必须变“无明”为觉悟，因为“无明”是人类一切烦恼痛苦的根源。由于“无明”众生错把虚幻的外在事物当作永恒的存在，任由本能膨胀，执着地要占有本来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如果不净化心灵，即便是“修行”，其结果依然是人为物累、神为身累，人生依然充满了困惑和痛苦。
信佛者也各有其不同的情况：有信佛学佛，通过修行不断净化自己的心灵，向佛陀学习的人；有信佛修行却不净化自己心灵的人；更有不少“善男信女”是信佛求佛而有所图的。在最后这种人看来，既然“佛法无边”，那就多烧香、多磕头、多拜佛，佛自然会有求必应。于是他们求佛许愿，求仕途、求财运、求荣华富贵、求飞黄腾达、求多生子，更贪心的还求长命百岁、事事如意。他们从来不求怎样成佛，怎样是救度人，满脑袋想到的只有自我。更有那些干了伤天害理之事的人，不但不知悔改，也来祈求佛的保佑，好像佛陀就是他们的保镖，不分善恶是非一样。这种人的信佛拜佛，是把佛看作可以利用的工具，以为只要贿赂佛，佛就会保佑他们万事如意了。这种把命运寄托在泥塑木雕表面上的痴迷心，是十分愚蠢可笑的。佛祖早就讲过：“求人不如求己。”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成败荣辱，由自己的行为善恶和努力与否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佛，从根本上讲，不靠人度全靠自度，靠自己皈依自己。即使过去做过坏事，佛家认为只要真心悔悟、幡然悔过、改邪归正，照样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对于人生的种种困惑和痛苦，佛家认为“一切都不要执着”。因为在佛家看来，困惑和痛苦都源自执着。只有放弃执着，看破红尘，才能获得般若大智慧。但佛家的看破红尘，不是厌世，而是对自我、对世界有圆融透彻的认识，找到本真自我、本真世界，从而实现人生的超越，把痴迷苦难的人生变成智慧幸福的人生。佛家讲“空”。“空”就是净化自己，放下贪欲、嗔怒、愚痴、失落和猜疑，做到真正了解自己，接纳自己，而不被物欲所牵，不做色相的奴隶，让自己充分觉悟，进入“真知”的世界。所以佛家认为，要做到不执着，就要“放下”。所谓“放下”就是舍弃，就是无我。舍弃了自我，也就获得了解脱和真正的自由。
佛陀常说：“失就是得，得就是失。”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这是人生的常态。放下是舍弃，也就是失去。世间万物本来就是去往无常，本来就是非我所有。对身外之物追求越多，内心的安详和幸福就会失去越多；而身外之物失去越多，内心的安详和幸福就会得到越多。
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但人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幸福呢？佛家认为幸福“在你内心”。真正的幸福有赖于智慧；没有智慧的心灵，即便拥有再多的身外之物仍然是不会幸福的。有情众生一旦觉悟，无我无执，从“无明”状态走出来，超越物欲，超越功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正的幸福就来到你心间。
三、道家的幸福观
先秦道家包含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杨朱的观念为第一阶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为第二阶段，庄子的大部分思想为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道家的中心问题是全生避害，躲开人世间的危险。这里以这三个阶段简述道家的避祸纳福的幸福观。
（一）杨朱的“为我”幸福观
杨朱的生卒年代不详，大约生活在墨子（约公元前479—约前381年）与孟子（约公元前371—约前289年）之间的年代。他的人生观是“为我”“轻物重生”。在《孟子》中有这样一段话：“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孟子说：杨朱主张为自己，即使拔一根毫毛而有利于天下，他都不肯干。《吕氏春秋》中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孟春纪·重己》）这段话概括了杨朱等人轻物重生的理由——即使失去了天下，也许有朝一天能够再得，但如果死了，便永远不能再活。不论怎样，活着就是幸福，因而要全生避害。
（二）《老子》的“回复童心”幸福观
《老子》也称为《道德经》，相传为老聃所著。《老子》明确提出“道法自然”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观念，来阐发人生如何避开灾祸、获得幸福。
在《老子》看来，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广厦千间、金玉满堂，也不是功名利禄、权重社稷；这些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昙花一现，不仅不能使人幸福，反而会使人招致灾祸。《老子》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保持人所特有的童心，回复到“婴儿”和“赤子”状态：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二十八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
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
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老子·第五十五章》）
《老子》赞美婴儿，把婴儿和赤子视为最幸福的人生。因为婴儿和赤子柔弱淳朴、天真无邪、任性而发、率真而为，没有丝毫矫揉造作，正体现了“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特点。在《老子》看来，当个体处于无知无欲、柔弱淳朴、无拘无碍的精神状态时外物是不会伤害他的：蜂虿之类毒虫不蜇刺他，虎豹之类猛兽不抓伤他，鹰隼之类凶禽不搏持他，因为他的精气与和气都非常充盈。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虚幻玄想，而这正是《老子》的独特之处。《老子》认为“善摄生者”（善于养护生命的人）能“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老子·第五十章》）在此《老子》似乎向世人昭示：只要个体在心理上忘却了自我的肉身，消除了所有功利欲望，就能消灾避祸，进入婴儿赤子的人生境界。即是说，虽然人世间有灾祸，但在我内心不以灾为灾，不以祸为祸，灾祸还能侵害我的身心吗？回复到婴儿和赤子状态，就是返璞归真，就是避开灾祸，回复到了幸福。
《老子》认为人们要想回复到婴儿和赤子的人生境界，必须“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第十九章》），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攻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五色缤纷使人眼瞎，五音繁乱使人耳聋，五味追求使人口爽，纵马驰骋使人内心疯狂，金玉宝物使人德行败坏。因此“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老子·第四十六章》）。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非常赞赏知足常乐。
《老子》还赞美小国寡民。“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这段文字描绘了一幅小农国家的田园画。《老子》赞美自然，提倡顺应自然是人类幸福的根源，而人类的种种欲望乃是人类苦难的根子。
（三）庄子的“绝对—相对”幸福观
庄子，名周，生活在战国时代前期，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学说，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庄子以瑰丽的想象、众多的寓言、奇妙的说理，设计并描绘了一个“绝对—相对”的幸福观。
在庄子看来，幸福人生可以区分为绝对幸福和相对幸福。他认为“神人”“至人”“真人”是绝对幸福的人。下面是他对“神人”的描绘：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庄子·逍遥游》）
在庄子看来，神人之所以为神，是因为他“不以物为事”，不计事物之间的各种区别（利害、是非、毁誉），超越于事物之外，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神人与世人的主要区别：世人顺乎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含辛茹苦地劳作、挣扎，故而无法摆脱人间的种种痛苦和烦恼；神人顺乎天，游于四海之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因而“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过着真正的绝对的幸福生活。
除了神人之外，还有“至人”也是绝对幸福的。庄子是这样描绘“至人”的：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齐物论》）
至人与神人一样都能腾云驾雾，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天地之外，都不被外物所伤。这里庄子描述了至人对待死亡的反应：“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生死变化都影响不到他，更何况世间利害和小事呢！
那么庄子是如何描绘“真人”的呢？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
可见，真人与神人、至人都一样，都能“登高而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不为物伤；都能“不知说生，不知恶死，超脱于生死之外”。真人还有一个特点：傲视世事，既不谋求成功（不雄成），也不违逆失败（不逆寡），更不谋虑事情（不谟士）。神人、至人和真人都是绝对幸福的，这是因为他们都超越了事物的普通区别（外生死、超利害），超越了自己与世界的区别，超越了“我”与“非我”的区别，与道合一。道无为而无不为，绝对幸福是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的透彻理解而获得的。
除了神人、至人和真人的绝对幸福，世人也能享受幸福吗？庄子通过《逍遥游》这篇文章所讲述的故事，阐述了自由发展天然本性，说明了世人也可以享受不同等级的相对幸福。
事物都有其天然的本性。如果顺乎天，使我们的天然能力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挥，世人便可享受相对的幸福。那么何谓顺乎天，顺乎人呢？庄子说：“天在内，人在外，……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就是说天性存在于内心，人为显露于身外，像牛马长着四只脚，这就是天然的，像给马套上笼头，给牛鼻穿上缰绳，这就是人为的。他认为，顺乎天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顺乎人是一切痛苦和恶的根源。这里的天指天然，人指人为。
世间万物，其天然能力是不同的，只要它们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其天然的能力，它们都会得到同样的幸福。在《逍遥游》里，庄子讲了大鹏和小雀的故事。大鹏一击水就行三千里，扶摇升腾九万里，小雀从这棵树飞不到那棵树，然而只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所能做的、爱做的，那么它们同样是幸福的。因为它们天然的本性是不同的，没有必要要求它们相同。《庄子·骈拇》中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庄子·至乐》中有个故事说：“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鲁侯自以为用最尊荣的方法来款待海鸟，结果适得其反。庄子一再强调天与人的区别，越是以人灭天就越是痛苦和不幸。
人世间会遇到许许多多的痛苦和大祸，最大的祸和痛苦就是死亡。畏惧死亡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不幸的主要来源。《庄子》中有许多关于死亡的讨论，其中有个故事说到老子之死。老子死了，他的朋友秦失来吊唁，却批评别人的痛苦，说：“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庄子·养生主》）庄子本人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庄子的妻子死了，惠施去吊丧，却看到庄子蹲在地上鼓盆而唱歌。惠施说：“他不哭也就够了，还鼓盆而唱歌，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
由此也可以看出，道家与道教是有区别的。道家教人顺乎天然，而道教教人反乎天然。例如，老子、庄子都说，生与死是自然的过程。但是道教的主要教义是“永生”，即如何避免死亡，使肉体成仙从而获得永远的幸福（冯友兰，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