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齐桓霸业
一、兄妹的乱伦之恋
齐国是历史悠久的东方大诸侯国，开国者便是大名鼎鼎的姜太公。武王伐纣，推翻商王朝后，分封有功之臣，作为两代帝王师的姜太公受封于齐。到周成王时，授予齐国征伐四方诸侯的特权：“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因此，在众多诸侯国中，齐国是非常特殊的，地位凌驾于其他诸侯之上。
不过在春秋初期，齐国的表现并不出彩，反倒是新兴的郑国出尽风头。面对戎人入侵，齐僖公甚至束手无策，不得不请郑庄公出手相援，给人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先辈的荣耀给齐国人留下太多的优越感，却一点点地丧失进取精神，贵族们沉醉在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中，宫廷更成为荒淫纵欲的场所。这种风尚也影响到新生的一代，太子姜诸儿与妹妹文姜的乱伦之恋便是一例。春秋历史特别精彩，当时人们思想比较开放，不像后世条条框框特别多，所以能看到许多后世难得一见的故事。
本来公侯家的女儿不愁嫁，但乱伦丑闻让许多求婚者望而却步。齐僖公特别喜欢女儿文姜，想给她找个好婆家，打算许配给郑国太子姬忽（即后来的郑昭公），不想却遭到拒绝。最后鲁桓公当了接盘侠，他之所以娶文姜，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政治联姻的需要。
婚后数年，文姜倒表现得中规中矩，她给鲁桓公生了一个儿子，儿子的生日与父亲正好是同一天，所以就取名为姬同。
一晃过了十年，齐僖公去世后，文姜的哥哥姜诸儿继位，史称齐襄公。
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到齐国进行友好访问。
鲁夫人文姜思念哥哥兼初恋情人，吵着要一同出访齐国。鲁桓公拗不过，便答应夫人的要求。大夫申警告说：“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这是一句暗示性很强的话，意思是说，文姜有了丈夫，齐襄公也有妻室，不要让他们相见，不然旧情复燃，干柴遇烈火，到时要出事的。
可是鲁桓公比较实诚，没放在心上，毕竟兄妹当初年少不懂事，现在都是成年人了，自然会有分寸。不出申所料，到了齐国后，鲁夫人便偷偷幽会哥哥齐襄公。兄妹俩是真爱，我们也不应当去贬低这种被世俗所排斥的爱情。常言说女人对初恋情人难以忘怀，鲁夫人也不例外，只是她的情人比较特殊，是自己的哥哥。幽会之事虽然很隐秘，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最终还是传到鲁桓公耳中。
鲁桓公火冒三丈，对夫人文姜一顿咆哮，甚至说了一句狠话：“太子姬同根本就不是我的儿子，是你哥哥的儿子。”鲁国太子姬同是文姜出嫁三年后才生下的，不太可能是齐襄公的儿子，显然鲁桓公说的是气话。
这句话实在太伤人了，文姜非常委屈，跑去向齐襄公倾诉，以泪洗面。齐襄公不听则已，一听就暴跳如雷，那一刻，他对鲁桓公动了杀心。
齐襄公假意设宴款待鲁桓公，出于外交礼节，鲁桓公不便推辞，只得勉强赴宴。这些天他因为夫人红杏出墙而心烦意乱，不免借酒消愁，多喝了几杯，宴席未散就醉倒了。齐襄公派大力士彭生把鲁桓公送上马车，鲁桓公上车前还是个大活人，上车后就成了一具死尸。
我在前文说过，春秋初期反复上演国君被杀的事件，多数是臣子所弑。鲁桓公则是在出访齐国时被谋杀，凶手不言自明，就是齐襄公下的毒手。因个人私愤而谋杀他国君主，实属骇人听闻。
令人惊讶的是，鲁国政府的抗议软弱无力，全文如下：“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意思是说：鲁桓公对齐国进行国事访问，是为了修好两国关系，却无端遭此横祸，永远回不来了。鲁桓公并无过错，如果齐襄公不严惩凶手，势必会影响其政治声誉。
这叫抗议吗？连理直气壮也谈不上，甚至不敢直指齐襄公就是幕后主谋。齐襄公虽然嚣张跋扈，但把人家一国之君杀了，不找个替罪羊是不行的。既然鲁国政府指名道姓要严惩凶手彭生，就只好借彭生的人头一用了。可怜彭生还自以为立下大功，不想稀里糊涂丢了性命，光有一身肌肉与气力有什么用呢，到头来不过是政治的牺牲品。
鲁桓公被谋杀后，夫人文姜不敢返回鲁国，怕被大臣们的唾沫淹死，便留在齐国。由于政府软弱，鲁国人只能选择另一种报复手段。鲁国史官不厌其烦地记录齐襄公与妹妹幽会的时间与地点，在孔老夫子整理的《春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记录：“（公元前692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公元前690年）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公元前689年）夏，夫人姜氏如齐师”“（公元前687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公元前687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穀”。
孔老夫子的春秋笔法，非常吝惜文字，独在文姜与齐襄公幽会一事上，完全不惜笔墨。夫子用这种笔法，揭示两人的乱伦关系，口诛笔伐，把这对兄妹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还好，到公元前686年，齐襄公死于内乱，要不然孔老夫子可能还要一直记录下去。
齐襄公谋杀了鲁桓公，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也将成为另一起谋杀案的受害者。
齐襄公统治时，意气用事，政令无常，国内政治相当混乱。齐国有两位大夫：一唤连称，一唤管至父，都因得罪齐襄公被逐出朝廷，贬到葵丘。起初齐襄公允诺他们一年后可以返回国都，但这个允诺并未兑现。连称与管至父心怀不满，遂决定发动政变，除掉齐襄公，另立一个国君。
连称有个堂妹，被齐襄公选入宫内为妃，但不受宠爱，心中颇有怨言。连称就利用堂妹做内应，掌握齐襄公的动向。
同时，连称与管至父还物色到一个国君人选：齐襄公的堂弟公孙无知。公孙无知的父亲夷仲年是齐僖公的亲弟弟，齐僖公非常喜欢这个侄子，让他享受与太子同等的待遇。齐襄公还是太子时，就非常痛恨公孙无知，凭什么他跟自己平起平坐呢？等到继位后，齐襄公开始报复，剥夺公孙无知的特权，不时给他小鞋穿。因此，公孙无知与连称、管至父一拍即合，三人共同策划政变。
齐襄公有个爱好，喜欢狩猎。公元前686年冬季，他前往姑棼游猎。连称认为这是绝佳的政变时机，便与管至父、公孙无知谋划刺杀行动。
这时发生一件离奇的事。齐襄公在狩猎时，突然闯出一只野猪，随从惊呼道：“这只野猪就是彭生变的。”这就十分奇怪了，为什么随从会把野猪跟彭生联系起来呢？我怀疑这个随从被连称收买了，故意装神弄鬼。古代人认为一个人要是冤死，就会变成厉鬼前来报复。彭生帮齐襄公干脏活，谋杀鲁桓公，最后却当了替死鬼，死得相当冤。随从故意说野猪是彭生冤魂附体，显然是利用齐襄公心虚的弱点。如果齐襄公被吓住，被野猪拱死，那么政变就完美收官，甚至不露痕迹。
但是齐襄公没被吓住，就算是彭生的冤魂又如何？他怒喝道：“彭生还敢来见我。”说罢对准野猪“嗖”的就是一箭。说来也怪，野猪挨了一箭后，竟然像狗熊那样两脚站立起来，发出凄惨的叫声。这下子齐襄公真是惊呆了，从来没见过野猪还能站立的。一惊之下，齐襄公从车上摔了下来，脚脖子扭了，鞋子也弄丢了。
齐襄公回到行宫，心情恶劣，对奴仆们大发脾气。他让一个名为费的奴仆去找回丢失的鞋子，费出门找了半天，没能找到，两手空空回来。齐襄公更气了，拿起鞭子狠狠地抽打费一通，把费打得鲜血淋漓。
在齐襄公鞭打奴仆的同时，连称与管至父纠集一批亡命之徒，包围行宫。遍体鳞伤的费拖着沉重的步伐出了寝宫，就与叛军遇个正着。叛军一拥而上，把费按倒在地，捆得结结实实。费大呼道：“你们没看我刚被主公打得浑身是血吗？我怎么会跟你们作对呢？”
叛军一看，果然如此，便相信了费。费表示愿意合作，自告奋勇入宫打探虚实，叛军没有怀疑，便放了他。
费跑回寝宫，见齐襄公还在生闷气，便大呼道：“主公快躲起来，外面已经被一伙叛军包围了。”齐襄公脸色大变，一面派卫兵去抵挡叛军，一面找来个替死鬼，让侍臣孟阳躺在床上，自己则躲到门后。
叛军见费进去大半天没出来，情知上当了，便开始围攻行宫。费与卫兵拼死抵抗，终究寡不敌众，全部战死。叛军一脚踹开寝宫大门，只见床上躺着一个人，瑟瑟发抖，便蜂拥而上，你一刀我一戟，把床上的人捅了几十个血洞。这时有人瞅了瞅尸体，说：“床上这个人好像不是国君。”众人一看，果然不是齐襄公，只是个替死鬼。
有个家伙眼尖，喊了一声：“门下有一双赤脚。”大家扑到门边，拉开门扇，正是浑身打战、肝胆俱裂的齐襄公。叛军不容分说，将他拖出来，争先恐后，数十把刀砍瓜切菜般乱劈一番，一摊鲜血在众人脚下蔓延开，齐襄公已倒毙在血泊之中。
齐襄公死后，连称与管至父拥立公孙无知为新的君主。不过，公孙无知宝座还未焐热，就死于一场新的政变。
政变的主谋名为雍廪，与公孙无知积怨甚深。早年公孙无知受宠于齐僖公，享受太子般待遇，位高权重，加之年少轻狂，目中无人。有一回，他与雍廪闹矛盾，自恃后台强硬，蛮不讲理，把雍廪抓起来狠狠揍了一顿。雍廪对此事耿耿于怀，一心想报仇雪耻。齐襄公被弑后，公孙无知篡位夺权，雍廪意识到机会来了。叛乱者虽然掌权，然而根基未深，连称与管至父被逐出朝廷多年，公孙无知也失势已久，加上弑君夺权名不正言不顺，因而得不到诸大臣的支持。
雍廪挺身而出，振臂一呼，果然得到众人的响应。于是大家抄起家伙，发动政变，一下子就打倒伪政权，杀死公孙无知、连称等叛乱者。政变成功后，雍廪发表声明：“公孙无知、连称等弑君自立，我已经为国君报仇。为国除奸，是我职责所在。至于要立哪位公子为国君，请诸大臣共同商议，我唯命是从。”
谁能成为齐国新的统治者呢？齐襄公两个弟弟的呼声最高，一为公子纠，一为公子小白。但是这俩公子都没在国内，一个去了鲁国，一个去了莒国。谁能先返回，谁就可能登上君主的宝座。
于是，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赛跑。
谁会是这场竞赛的胜利者呢？
二、通往权力之路的赛跑
齐襄公统治时，政令混乱，倒行逆施。有一个人敏锐地察觉到齐国政坛必有血雨腥风，不可不未雨绸缪，此人便是后来成为一代名相的管仲。
管仲找来好朋友鲍叔牙与召忽，三人对时局都忧心忡忡，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先到邻国避一避，静观国内势态发展。管仲与召忽是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是公子小白的老师，他们分别带着小主人去了鲁国与莒国。不久后，齐国果然陷入大动荡，接连爆发政变，齐襄公、公孙无知等先后死于非命。由于管仲的先见之明，公子纠、公子小白都安然无恙地躲过灾难。
齐国君位空缺，最有资格继承大权的人，便是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他们本是同父异母兄弟，然而在权力巨大的诱惑面前，兄弟成了死敌。他们都把对方的存在视为通往权力之路的最大绊脚石，必除之而后快。
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得到鲁国政府的大力支持。鲁庄公就是鲁桓公的儿子姬同，父亲被齐襄公谋杀时，他年仅十二岁。十年过去了，鲁庄公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如果能插手齐国内政，就可以大大提升鲁国的声望与地位。
不过，公子小白胜出的机会更大。两个原因：其一，公子小白得到齐国权臣高傒的支持。高傒与小白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公孙无知被杀后，他马上派人秘密前往莒国，催促小白立即启程回国。其二，莒国距离齐国都城临淄比较近，如果两人同时出发，无疑小白将抢先一步抵达。
然而，公子小白怯场了，迟迟未动身，显然对这场权力争夺战缺乏信心。首先，公子纠是哥哥，按长幼顺序排，应该是第一继承人。其次，公子纠有两个得力助手，一是以智慧闻名的管仲，一是以勇武著称的召忽，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鲍叔牙急了，问道：“胡不行矣？”怎么还不走呢？公子小白怯怯地说：“不可。夫管仲智，召忽强武，虽国人召我，我犹不得入也。”一想到管仲、召忽那么厉害，他就底气不足。机会不等人，鲍叔牙拍胸脯说：“事之济也在此时，事若不济，老臣死之，公子犹之免也。”事情成不成就在此时，如果不成，他愿以生命保护小白的安全。
权力的诱惑毕竟太大了，公子小白被鲍叔牙说动了，决心豪赌一场。
公子小白的车队向临淄城方向疾驰，行至半途，突然杀出一队人马。原来管仲担心小白先赶到临淄，便亲自带一支突击队昼夜疾走，埋伏在车队必经之地。双方一阵混战，管仲拉开弓箭，朝公子小白就是一箭，这一箭不偏不倚，正好射在小白的肚子上。只听小白“啊”的一声惨叫，瘫倒在车上一动不动。大家想想，利箭射穿肚子，还有活命的机会吗？管仲估摸公子小白必死无疑，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便撤兵而去。
然而，管仲做梦都没想到，公子小白不仅没有死，甚至都没受伤。这怎么回事？难不成小白练成了江湖上传说的金钟罩铁布衫神功吗？其实答案很简单，管仲的这一箭，确实射中了公子小白，但小白的运气实在太好了，箭被腰带上的铜钩挡住了，根本没有伤及皮肉。不过，小白能死里逃生，除了运气外，还有机警。明明没受伤，小白却假戏真做，惨叫一声后倒下，把管仲都骗过去了。从这点上可以看出公子小白机警过人，应变能力之强非常人可比。
管仲把小白已死的消息告诉公子纠，公子纠大喜，竞争者已经出局，没人跟自己抢君主的宝座了。于是他一路气定神闲，并不着急赶路，饶有兴致地欣赏沿途的风景，花了整整六天时间，才抵达齐都临淄。然而，他们来得太迟了。被“射死”的公子小白抢先一步入城，被诸大臣拥立为新的君主，这便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
公子纠与管仲都傻了眼，为自己的大意捶胸顿足。城都近在咫尺，可是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无奈之下，只得返回鲁国。公子纠不甘心失败，他还有一个选择：武力夺权。于是他请求鲁庄公出兵，并许诺给鲁国不少好处。原本是兄弟间权力争夺战，最终演变为齐鲁两国的战争。
公元前685年秋，鲁庄公挥师入齐，齐桓公亲率大军迎战。这几年齐国内乱频频，实力有所下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付鲁国还绰绰有余。
此役鲁军大败，鲁庄公差点当了俘虏。当时鲁庄公的指挥车遭到齐军重点围攻，眼看摆脱不了，他便跳下车，换了另一辆战车继续逃命。鲁庄公是全军总指挥，车上要挂起一面帅旗，这样在混乱的战场上士兵们才能知道统帅在哪里。但是帅旗挂出来后，齐国战车又追了上来。鲁庄公一看不妙，便扯下帅旗，交给两个御车夫，让他们驾另一辆战车从另一条路跑。齐国果然上当，都去追击这辆插着帅旗的战车，最后把两名御车夫活捉了。鲁庄公则趁此机会，逃之夭夭。
鲁国的武装干涉彻底失败，齐桓公得理不饶人，报复随之展开。
鲍叔牙率精锐齐师攻入鲁国，他的任务是斩草除根，杀掉公子纠。鲁庄公刚刚捡回一条命，哪有力量抗衡齐军，唯有谈和一条路。鲍叔牙开出两个条件：第一，处死公子纠。第二，逮捕管仲、召忽，押回齐国。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权力面前，没有亲情可言。
作为战败的一方，鲁庄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无条件地接受鲍叔牙的条件。公子纠最终被处死，这是失败者的下场，可悲但并不可怜。如果上台的人是公子纠，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自己的弟弟，如果不是公子小白命大，早就死于管仲箭下了。
公子纠死后，召忽自杀殉主，管仲则被逮捕。
鲁国大夫施伯密禀鲁庄公：“切不可将管仲交给齐国。管仲的才华无人可及，若楚国得到他则可得志于天下，晋国得到他则可得志于天下，狄人得到他也可得志于天下。齐国人一定不会杀他，管仲不死，必成为鲁国心腹之患。依臣之见，不如杀了管仲，再把尸体交给鲍叔牙。”
鲍叔牙得悉施伯的阴谋后，严厉警告鲁庄公：“敝国君主一定要活捉管仲，以报一箭之仇。如果鲁国杀了管仲，这不是敝国君主的初衷，恕我不能接受。”在鲍叔牙的恐吓下，鲁庄公终不敢下黑手，把管仲捆绑后移交给齐国。
这里我们有必要说说管仲与鲍叔牙的交情。
管鲍的交情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当时管仲家里很穷，鲍叔牙则比较富有，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友谊。管仲博学多才，智慧过人，鲍叔牙对他非常佩服，认为他定能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最初两人合伙做生意，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些，给鲍叔牙少分。换作别人，肯定认为管仲是个不值得交往的小人，但鲍叔牙不这么看，他很懂人性，认为管仲不是贪财，不是占朋友便宜，只是家境比较穷而已。
后来管仲从政，我估计是鲍叔牙帮他在政府中谋到的差事。管仲想报答朋友，帮助鲍叔牙出谋划策，或许是他对政治潜规则不了解，每次都帮倒忙，反令鲍叔牙陷入窘境。鲍叔牙并没有因此认为管仲很蠢，只是时机有利与不利。后来管仲参加三次战斗，三次都吃了败仗，每次都当了逃兵。鲍叔牙不认为管仲胆小怕死，而是因为他放心不下家中年迈的老母。一个人一生若能遇到鲍叔牙这样的朋友，真是值了。
倒过很多次霉后，管仲有了出头之日，才干得到认可，成了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也很出色，他成了公子小白的老师。然而，他们不会想到，有一天朋友成了敌人。古代的伦理传统，君臣伦理是排在第一位的，朋友关系只能靠后。当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为最高权力而生死角逐时，管仲与鲍叔牙便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朋友交情只能让位于君臣大义，两人各为其主。
公子小白在权力之争中胜出，成了齐桓公。上台后，齐桓公打算拜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说：“臣才能平庸，治理国家的重任，非我所能担当，只有管仲有这能力。”然后他列举自己不及管仲的五个方面：“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胄执枹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
齐桓公不高兴了：“管仲亲射寡人，射中铜钩，差点就没命，现在要拜他为相，这样行吗？”
鲍叔牙当然理解齐桓公的报仇心理，但仍坚持己见：“管仲不过是尽自己职责而已，如果主公能赦免其罪，他也会对主公竭忠尽力。”
如果是别人为管仲脱罪，齐桓公未必会听。但鲍叔牙的身份很特殊，他既是齐桓公的老师，更是第一功臣。没有鲍叔牙的坚持，公子小白也许早早退出权力争夺战了，哪来今日的地位呢？
齐桓公担心的是管仲会不会为己所用，鲍叔牙回答说：“非为君也，为先君与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庙，则亟请之。”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鲍叔牙果然是管仲的知己，他太了解管仲的为人了。“非为君也，为先君与社稷之故。”这句话非常重要，管仲是个爱国者，他做事不是为了哪个君主，而是为了国家社稷。如果要振兴齐国，非管仲不可。
在鲍叔牙的力谏下，齐桓公转变了思想。这是管仲的幸运，也是齐桓公的幸运，更是齐国的幸运！
当管仲的囚车进入齐国境内后，鲍叔牙马上释放好朋友，为他沐浴洗尘。齐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不管是出于作秀还是真诚，这位齐国新君主展现了自己的胸襟与肚量。他迫不及待地召见管仲，向他询问国家大政方针。管仲从容应对，提出种种精辟之见解，齐桓公心服口服。
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不仅消弭了两人之间的成见，也为之后四十年的合作打下了基础。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国力迅速提升，成为诸侯国中当之无愧的霸主。
齐国的内乱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来临！
这个时代属于齐桓公，属于管仲。
三、管仲：治国天才
管仲无疑是春秋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伟大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霸业时代。
当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时，中国实际上已经没有中央政权的存在，而是分裂为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原本只是周王室的臣属国，当中央政权名存实亡之时，诸侯已经成为各自独立、不听命于中央的主权国。在旧的政治秩序被摧毁之际，新的政治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一切陷入混沌无序之中。就像周天子无法控制诸侯一样，诸侯也无法控制贵族的叛乱。
这是一个动乱频频的年代，几乎每个诸侯国都陷入君主被弑的旋涡之中，内乱大大消耗了诸侯国的实力。更可怕的是，潜伏于四周的夷狄部落虎视眈眈，对华夏族诸侯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管仲的事业，用最精练的四个字表达，就是“尊王攘夷”。“尊王攘夷”的背后，是重建一种政治秩序。诸侯如何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华夏族的敌人呢？必须要有一个向心力，这个向心力本应是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但周天子已经没有实力统御群雄，必须由一位霸主作为诸侯联盟的领袖，肩负起历史重任。
在管仲看来，齐国的使命，就是建立“天子至尊，霸主至强”的政治新秩序。
齐国欲成就霸业，政治要稳定，经济要繁荣，军事要强大。
在管仲看来，首先要维持政府稳定。如果权臣弑君的恶性案件一再循环出现，国家将动荡不安，永无宁日。因此，管仲提出“尊君”的口号。
春秋时代，继承宗法封建社会之余风，君主并非专制，而是与贵族分权而治，此为弑君潮流之内在原因。管仲力主加强君主专制权力，他认为“安国在乎尊君”，因为“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权力，无法令国家法令得以执行，“故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君主之所操”。
必须注意一点，管仲之所以强调君主专制，并非为讨得君王的欢心，而是认为这是平息国内纷争祸乱、使国家走向强大的途径。他强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对君主愚忠。在公子纠死后，召忽选择自杀时，管仲说：“夷吾（管仲之名）之为君臣，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从这些话中可知，管仲乃是爱国主义者，而非忠君主义者。
管仲强调君权的同时，也大力提倡顺从民意，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安存之。民恶绝灭，我生育之。”在另一个场合，他对齐桓公说；“丹青在山，民知而进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
有一回，齐桓公对管仲说：“我欲胜民，为之奈何？”管仲严厉地驳斥道：“此非人君之言也。胜民为易，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及于身，虽能不久。”
不是人民惧畏君王，而是君王应惧畏人民。
在管仲庞大的政治构想中，尊君只是一块基石。管仲敏锐地意识到时代的变化，过去诸侯国只要做到国泰民安即是大治，不必过多考虑其他，自骊山之乱后，诸侯的兼并战争与日俱增，南方的楚国虎视眈眈，开疆略地，雄视一方，已经威胁到中原的安全。诸国争雄的时代已经到来，唯有强者才能生存。
管仲的目标，是成就齐国的霸业。
齐桓公曾问他：“社稷可定乎？”管仲答道：“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只有成就霸业，才能确保国家安定。齐桓公没那么高远的理想，只是说：“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
我们都知道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许多人一提到齐桓公，可能会认为他很有雄心壮志，其实不然。历史上的齐桓公在性格上有很多缺点，比如胆小、优柔寡断等，但是他有一个长处，弥补了所有缺点，这个长处就是用人不疑，绝对信任管仲。
在齐桓公看来，只要能安定国家，就心满意足了，他的理想也就止于此。管仲说要称霸，齐桓公说称霸我不敢想。管仲一听竟拂袖而走，以辞职相威胁。他说：“我之所以没有为公子纠殉死，是为了国家社稷，国君既然不同意我的政策，齐国难以长治久安，我不能白领俸禄而不为国家尽力，所以不敢做官。”齐桓公才勉强说：“勿已，其勉霸乎！（好吧，我听你的，勉为其难吧！）”这样，齐国的基本国策定下来了，对内尊君，对外称霸。
管仲是非常值得推崇的政治家，他的许多政治思想震古烁今，直至今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我们先来说说管仲的法治思想。作为先秦法家之先驱，管仲法治理论之纵深，虽商、韩有所未逮，略萃其要者，以览大概。
对于法的起源，管仲如是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这个起源论，与后世荀子所论略同，亦与英国十七世纪霍布斯所论略同。
法对于一个国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也就是说，法律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抑强除暴，为民兴利。
立法权操之于君主，然而不能随心所欲制定，须以人类自然天性为准则。何为人类之自然天性？管仲分析道：“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法令之条款，不得超越人之承受能力：“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如果法令违背人之天性及承受能力之外，即为恶法。
值得注意的是，管仲虽然认为君主有立法权，然亦应受限于法，他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又说：“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又说：“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在管仲的法治思想中，法令乃是国家之权威，虽君主不得凌驾其上。其见解可千古不朽矣。
然而一个问题产生了，君主握有生杀赏罚之大权，将大大膨胀君主的私欲，怎么办呢？对于这点，管仲有清晰的认识：“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然而如何限制君主之私欲横流，如何限制君主超越法律之上呢？管仲并没有给出一个方案，只是警告君主违法纵欲的后果，“为人君者背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后果将是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君位也将岌岌可危，相反，“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故身佚而天下治”。
法治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管仲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立国威以称霸诸侯。
与楚国、晋国、秦国等强国相比，齐国的军事实力也并非特别强大。齐国之所以能成就霸业，在于强大的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在这个方面，管仲贡献尤多。
管仲是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他强调经济对于国家之重要性，“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要雄霸天下，则财力亦应当富甲天下，以今日之美国视之，仍然是这样。管仲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又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只有人民衣食无忧，国家才不致动乱，法令才可得以实施。
管仲的经济政策范围颇广，包括振兴农业、商业，加强公共设施建设，轻税赋，建立社会保障，扶助穷困等方面，具体为：“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
货币金融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最重要手段，管仲极端重视货币政策，他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即以货币政策调控物价，以确保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管仲认为，物价之贵贱，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物品数量的多寡，物多则价贱，物寡则价贵；一是货币流通数量的多寡，流通量大则贬值，流通量小则升值，即“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政府的职能是利用金融手段平抑物价。那如何平抑物价呢？
齐桓公曾向管仲询问丰收之年，如何来遏制粮食价格的过度下滑。管仲认为应当减少粮食的流通量，政府必须采取强制手段，他说：“请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在春秋时代，粮食不仅是一种商品，同时也具备一定的货币功能。管仲认为强制减少粮食流通量，自然可以制止价格的下滑，既可以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又可以维护农民的利益。相反，在歉收之年，则将储备之粮食投入市场，以遏制粮商囤积哄抬价格，又可以使政府得到一笔收入，所以管仲说：“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
以上是通过调节商品的流通量以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另一种方式则是采取货币手段来调控物价。
首先是货币的发行量上，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管仲认为应当依据国家生产实际情况，估计全国所需货币的数量，以此为基准，铸造公币。政府调控货币的流通量，管仲认为：“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银根紧缩，货币流通量少时，物价便低；银根宽松，货币供应量增加，则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以此规律，则可以利用货币之手段，达到调控物价的作用。
管仲货币思想之精深，很多见解以今日来看，仍然充满真知灼见，真乃中国旷世的经济学家。
管仲的经济见解乃是服务于政治，他对人性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贫富悬殊乃是国家之危害，“贫富无度则失”，但他并不相信平等分配土地、财物的制度。他认为“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即便社会实行完全平等的田地、财物分配制度，但是人在能力上的差异，最后还是会形成贫富的分化，智者可以收取十倍的利润，而愚者则无法将此资本增值。
管仲认为各人能力差别无法制止贫富分化的形成，但是政府应该干涉经济，抑制豪强，阻止兼并。这种干涉措施并非采取“均贫富”的强制措施，而是采取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三个措施：第一，政府以货币手段调控市场价格，以制止豪强在丰年打压粮食价格，在荒年囤积以哄抬价格，换言之，即打破商人豪强在经济上的垄断权。第二，将盐、铁这两项生活与生产必需品收归国家专卖，同时矿山与森林均国有化，既大幅提高政府的财政来源，又避免这些必需品的价格为奸商所操纵，造成贫富失衡。第三，政府尽量解除贫民对豪强的债务，并且提供给农民贷款与耕作器具，即政府兼有银行之职能。
管仲之种种政治经济政策，究其核心在富国强兵，称霸天下。
齐国之所以称霸，并不全赖武力，更多是赖其对外的经济政策，以今日的话言之，是一种经济攻势，两千多年前的管仲的深刻见解，令人惊叹。
齐国濒临渤海之滨，为诸侯国中盐业最发达者，内地的卫国、宋国等诸侯国之盐都要从齐国进口，故而齐国对于盐有垄断地位。管仲采取限产政策，使各国的盐价大幅上涨，获利万余斤金。齐国政府将万余斤金储备不使之流通，造成金价上涨，又由于齐国之金价高于其他诸国，各国的黄金涌入齐国境内，齐国黄金储备量居各国之首。各诸侯国在黄金储备量大幅下降之后，金价也大幅攀升，由于黄金是通用货币，金价的飞涨，使得齐国作为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获益最大。此时齐国凭借黄金储备的优势，以高于诸国的价格收购粮食，诸国的粮食大量涌入齐国，齐国以此方式一举控制粮食这一重要的商品。
管仲以异乎寻常的金融知识，凭借货币政策，使得齐国在盐、金、粮食等重要物品上均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这种金融政策，见识之非凡，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此亦齐国得以称霸的重要原因。
在军事方面，管仲亦有深刻之见解，他曾说道：“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这个主张又称为“八无敌”，即国家财力、工艺制造水平、器械、将士择选、政教、训练、情报、时机八个方面，是决定军事力量强弱的关键。对于管仲而言，军事乃是一国综合实力的体现，军事的胜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并非单纯武力而已。
在军事编制上，齐国有常备军三万人，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更惊人的是，齐国还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预备役部队，总数有十万人。这些人要参加军事训练，平时从事生产活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投入战斗。这样，齐国可动员的兵力达到十三万人之多。此外，齐国还拥有八百辆战车，在当时诸国中首屈一指。在春秋初期，各国的战车数量较少，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战车数量也开始急剧上升。
以上所述管仲之治国方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里所述的也只是蜻蜓点水而已。这位罕见的天才在许多方面的真知灼见，远远超越他的时代，特别是他的经济思想，更远非常人所能理解，以至于后世的一些学者，对《管子》一书中最深刻体现其经济思想的《轻重》篇抱以轻蔑的态度。如傅玄认为“《轻重》诸篇尤鄙俗”，叶适认为“尤谬妄者无过于《轻重》诸篇”，至十九世纪末西方经济学东渐，管子的精辟见解才为人所理解。
四、刺客列传之柯邑惊魂
齐国要实现霸业，需要跨越两道门槛。第一道门槛是得到鲁、宋、郑等中原诸侯的承认；第二道门槛是遏制南方楚国向中原的扩张及北方狄戎的入侵。
自齐襄公谋杀鲁桓公，齐鲁两国关系跌至冰点。鲁庄公试图扶植公子纠以扭转局面，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被迫杀公子纠以自保。然而，齐桓公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即位后第二年（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又大举兴兵，进攻鲁国。对此，管仲是反对的，认为齐国“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当务之急是先稳定内政，而非对外用兵。
论军事实力，齐国强于鲁国，这点毋庸置疑。不过，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并非人多势众就一定会获胜。这一次，一位平民英雄挺身而出，拯救了鲁国。此人便是春秋时代著名的英雄曹刿。
据史载，曹刿是隐匿于市井之间的勇士，精于剑术，富有谋略，只是时运不济，活了半辈子还是一介布衣。鲁国政府对外软弱无能，令曹刿十分痛心。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他无法袖手旁观。此时鲁国政府暮气沉沉，缺乏锐意进取的精神，曹刿对朋友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作为一名充满责任感的国民，理应躬入时局，挺膺责任。
曹刿来到宫廷外，求见鲁庄公。春秋时代虽是君主制，却不像后世那么专制。高度集权专制是秦汉以后的事，后世寻常百姓想见君王一面，绝非易事。春秋时期诸侯国面积比较小，就是几座城池，老百姓要见君主，并不是特别难。此期大抵可称为开明专制时代，君主虽地位尊崇，并没有到被神化的地步。
鲁庄公是个不错的君主，客客气气接见曹刿。曹刿问：“主公凭什么跟齐军作战呢？”
鲁庄公回答说：“有吃的穿的，寡人不敢独占，一定要分些给别人，他们会为寡人而战的。”
曹刿摇摇头道：“小恩小惠，不过少数人享用得到，不能指望多数人为您战斗。”
鲁庄公说：“寡人在祭祀祖先时，祭品都是挑选最好的，不敢有所遗漏，祖宗会保佑的。”
曹刿答道：“这只是小诚小信罢了，祖宗不会保佑的。”
鲁庄公又说：“老百姓大大小小诉讼案件，寡人虽然不敢说每件都明察，但是尽力根据事实做出判决。”
曹刿点点头道：“凭这点是可以得到百姓的支持，可以跟齐国一战。我有一个请求，希望与主公一起到前线。”
为表示亲民立场，鲁庄公答应了。
齐、鲁两军对峙于长勺。
鲁庄公亲临战场，跟曹刿共乘一辆战车。齐桓公自恃兵强马壮，率先发起进攻。鲁庄公准备迎战，曹刿阻止道：“且慢，请先按兵不动。”
只听得齐军“咚咚咚”地擂起战鼓，战车部队发起冲锋。鲁庄公听从曹刿之言，并不出击，只是下令防御。作为保家卫国的一方，鲁军众志成城，连续挫败齐军两次冲锋。齐桓公大怒，第三次擂响进攻的战鼓。然而，两度进攻失利后，齐军的士气已经遭到重大打击，疲态已露。
曹刿见状，对鲁庄公说：“可以迎击齐军了。”于是鲁军也擂响进攻的战鼓，将士们全速出击，奋勇拼杀，大获全胜。眼看齐军溃败，鲁庄公大喜，正要下令追击，曹刿说：“先不着急，我下车看看情况。”他跳下战车，检查齐国战车溃逃时留下的轨迹，又跳上战车眺望后，说道：“可以下令追击了。”鲁军大举追击，一鼓作气将齐军赶出国境。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勺之战。
按理说，齐国军队兵多将广，阵容强大，优势明显，为什么鲁军反而赢得胜利呢？鲁庄公向曹刿请教其中的奥妙。
曹刿答：“打仗，靠的是勇气。齐军第一次击鼓进击时，士气旺盛；第二次进攻，士气就衰减了；第三次进攻，士气就衰竭了。他们士气衰竭，我们则士气旺盛，所以能打赢。不过齐国毕竟是军事强国，我担心他们诈败，故而察看他们的车辙轨迹，逃跑时留下的轮迹很混乱，旌旗东倒西歪，判断是真的溃逃，而不是诈败，才能乘胜追击。”
这一席话，让鲁庄公大为叹服。
长勺之战是春秋时代一次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此役的胜利，曹刿固然立下头功，但鲁庄公也功不可没。他没有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而高高在上，而是礼贤下士，听从一位平民的作战建议，胸襟不可谓不宽广。
齐桓公很沮丧，但他并不甘心失败。
半年后，齐桓公卷土重来，还拉宋国助阵。齐、宋军队一路疾进，挺进到距鲁都曲阜不远的郎地。一个齐国就难对付了，何况多了一个宋国，敌强我弱，是战还是降呢？
公子偃坚决主战。他打探到宋军统帅是南宫长万，此人虽有万夫不当之勇，但有勇无谋，军队阵容不整，并不是带兵打仗的料。公子偃便向鲁庄公献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败南宫长万，就能迫使齐军退兵。
这个作战计划过于冒险。用大部队迎战宋军，如果不能速战速决，齐军将乘虚而入，直捣国都，得不偿失。鲁庄公没有批准公子偃的作战计划。
战争本来就需要冒险。公子偃固执己见，战机转瞬即逝，如不果断出击，将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他断然抗命，自行调集战车部队，用虎皮蒙在马匹上。春秋是中国军事艺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出现很多新的战法，鲁军别出心裁地把虎皮蒙在马匹上，敌方的马匹不被吓死才怪。公子偃的“虎军”果然出奇制胜，宋军大败，南宫长万无法控制混乱局面，只得弃阵而逃。
这时，鲁庄公得悉公子偃出击的消息，担心有闪失，便亲率精锐部队赶往增援，正好遭遇四处逃窜的宋军。鲁庄公远远望见战车上的南宫长万，吩咐左右：“快将我的宝弓拿来。”驾手将弓递上，鲁庄公搭上一支宝箭，这箭唤作“金仆姑”，是特制的箭。后来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写有这么一句词：“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其中“金仆姑”的来历就是鲁庄公使用的这种箭。
话说鲁庄公拉弓瞄准南宫长万，金仆姑应声飞出。一箭飞出，南宫长万“咕咚”一声，从战车上摔下，被鲁军生擒。
统帅被活捉，宋军更是无心恋战，拼命鼠窜。友军溃败的消息传到齐军兵营，齐桓公见鲁军不好惹，知趣地撤兵回国了。
两度出兵都无功而返，齐桓公心情郁闷，恨恨地对管仲说：“若是兵力有鲁军的三倍，他们怎么抵挡得了，我们应当扩充兵力到十万人。”管仲劝道：“主公应胜之在道义上，而不应在武力上纠缠。”
争强好胜的齐桓公不听，全力扩充军队，积极备战。从齐桓公的话里，我们可以判断鲁国总兵力大约三万多人。我在前一节说过，在齐桓公时代，齐国的军事力量得到长足的发展，可动员的兵力最多达到十三万人。为了打败鲁国，齐桓公真的拼了。
三年后，即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带着三倍于鲁军的军队，又一次挞伐鲁国。这是齐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阵容，以铺天盖地、风卷残云直捣鲁都。这个兵力对比实在太悬殊了，即便鲁国有曹刿、公子偃这样的名将，也束手无策。在巨大的压力面前，鲁庄公被迫选择谈判。
弱者凭什么与强者谈判呢？当然少不了割地。鲁庄公许诺割让土地、尊齐国为盟主。这种丧权辱国的让步实是无奈之举。齐桓公接受鲁国的谈判请求，并将会盟地点设在齐国的柯邑。
齐鲁会盟这天，出席会议的鲁国代表有鲁庄公、曹刿，齐国代表有齐桓公、管仲。心情沮丧的鲁庄公难掩羞愧之情，他怀里揣了一把短剑，倘若谈判不成，宁愿血溅会场，也不苟且偷生。曹刿也怀揣一把短剑。我很奇怪齐国一方为什么没有安检，也许认为有主场优势，不怕对方搞鬼吧。
谈判开始了。齐桓公狮子大开口，要求鲁国将国都五十里外直到边境的大片土地割让给齐国。这种苛刻的条件，鲁庄公无法接受。要知道鲁国是老牌诸侯国，开国于西周初期，是著名政治家周公的封国，在诸侯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与声望。若是按齐桓公的方案，鲁国将从一个中等诸侯滑落为小诸侯，而且齐国军队可以随时光临都城，跟亡国没有多大区别了。
谈判陷入僵局。鲁庄公绝对无法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而齐桓公自恃有武力为后盾，丝毫不肯让步。
作为一国之君，祖宗基业竟要毁于自己手中，鲁庄公悲从中来，忽然从怀中拔出短剑，在场的人都吓坏了，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鲁庄公的剑不是要杀人，只听他叹息道：“都城距离国境只有五十里的距离，鲁国也快灭亡了。”他冲着齐桓公说：“反正迟早都是死，倒不如先死在您的面前。”
鲁庄公想自杀，一死了之。他还没来得及挥剑自刎，突见曹刿从座位上冲到齐桓公跟前，居然也从怀里掏出一把短剑，一下子架到齐桓公脖子上。堂堂齐国国君，转眼间沦为人质。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瞬间，令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
曹刿毕竟出身市井，胆大路子野，齐国欺人太甚，我也不跟你讲武德了，抄家伙硬刚。他厉声质问齐桓公：“齐强鲁弱，敝国没有得罪贵国，贵国却多次进犯，太过分了。鲁国城墙倒了，就要紧挨齐国边境，您可要仔细想想后果。”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啊，老子认得你，老子的剑不认得你。
管仲再怎么神机妙算，也料不到有此突变，担心齐桓公有闪失，得先稳住曹刿的情绪，便说：有事好商量，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曹刿也不客气：“请贵国归还所占的鲁国土地。”
别看齐桓公刚才还很牛逼，现在成了软脚虾。前面说过，齐桓公其实是比较胆小怕死的人，论勇气甚至还比不上鲁庄公。鲁庄公还打算杀身成仁，不失为一条汉子，而齐桓公在生死面前，显然没那么淡定。为了保命，他不加考虑就同意了，答应归还鲁国的土地。
曹刿警告一句：“国君无戏言，不要违背承诺。”他把剑一扔，若无其事回到座席之中，气定神闲，似乎啥事也没发生过。
这则史事，被司马迁放入《刺客列传》首篇。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笔下的英雄叫“曹沫”，而《管子》和《春秋穀梁传》的记载，都指名“曹刿”，可见曹沫与曹刿是同一个人，这点是无疑的。但是在故事细节上，各本记录有所差异。《管子》载有鲁庄公暗怀短剑的记录，其他诸本均没提到。
在春秋史上，鲁国出现过许多勇士，曹刿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人不简单，在长勺之战中指挥鲁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柯邑会盟中又展现匹夫之勇，颇得无赖精神，难怪太史公将他列为刺客第一人。
齐桓公有没有遵守承诺呢？他还真遵守了，把侵略来的土地归还鲁国。有人就会奇怪了，虽说有承诺，但那是被劫持时的权宜应变，谁都知道不是出于真心。齐桓公完全可以推翻此允诺，但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要把吃进去的肉又吐出来呢？
其实齐桓公本来也想耍无赖，但管仲的一句话让他醍醐灌顶：“国君如果反悔自己承诺的话，终究是不好的，不如把土地归还鲁国，不要因贪图小利而失信于天下。主公若要号令天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化不利为有利，这是管仲的智慧。
曹刿保住了鲁国的国土，齐桓公则赢得了各诸侯国的一致赞誉。《春秋公羊传》评论道：“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这是一次双赢的结果，一方赢得有形资产，一方赢得无形资产，这是历史的喜剧。
尽管齐国未能扩张土地，却仍然成为齐鲁战争中的胜者。此后，鲁国不得不屈服于齐国之下，成了小跟班。
解决鲁国后，齐桓公下一个目标是宋国与郑国。
五、齐国霸业的狙击者
在春秋初期，宋国也曾雄心勃勃。宋殇公执政的十年，作为反郑联盟的带头大哥，他纠集卫、陈、蔡等国，与郑庄公血战十年，但负多胜少，最终民怨沸腾。贵族华父督利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发动政变，杀死孔父嘉与宋殇公。
华父督执政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在这段时间里，宋国仍幻想重振旗鼓，充当中原诸侯的带头大哥。公元前684年，宋国与齐国联手，进犯鲁国，不料事与愿违。宋军被鲁军打得溃不成军，统帅南宫长万沦为俘虏。
为了挽回颜面，宋国对鲁国发动报复性的战争。宋军战斗力着实令人不敢恭维，两军对垒，宋闵公还没来得及摆好战斗阵形，鲁军便掩杀过来，宋军一触即溃，身为统帅的宋闵公落荒而逃。
鲁国虽两度击败宋国的进攻，但面临与齐、宋两线作战的巨大压力，鲁庄公穷于对付。正好宋国发生水灾，鲁庄公趁此机会向宋国示好，并提供大量抗洪救灾物资。此后，宋国重新与鲁国修好，并希望鲁国释放南宫长万。鲁庄公爽快答应，很快南宫长万就重获自由。
可是宋闵公万万没料到，南宫长万竟成了宋国动乱的根源。
南宫长万回到宋国后，官复原职，仍受到重用。有一回，他陪宋闵公外出打猎，在路上跟人发生争执，他一怒之下，把那人揍了一顿。宋闵公对这种野蛮行径看不惯，挖苦南宫长万说：“起初我很尊敬你，你现在却十足像鲁国的俘虏，我不再尊敬你了。”
宋闵公的话充满讥讽意味，刺到南宫长万的痛处，伤了他的自尊心。南宫长万恼羞成怒，无名火起，在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
公元前682年，宋闵公前往蒙泽巡视，只带了少数贴身卫士。南宫长万瞅准机会，假装有要事禀报，入见宋闵公。宋闵公见南宫长万进来，正想开口问话，不想南宫长万突下杀手，照着宋闵公就是一拳。就这么一拳，宋闵公便轰然倒地，当场被击毙。
大夫仇牧听到有异样的动静，带着兵器跑了进来，一眼看到宋闵公满脸鲜血倒毙在地上。他大叫一声，抄起武器向南宫长万扑过去。南宫长万一个闪身，躲过仇牧的一击，又朝他一记重拳。仇牧晃晃荡荡，脑袋往门板上一撞，也死了。
连杀两人后，南宫长万打算开溜。正巧遇上权臣华父督，一不做，二不休，他索性抡起拳头，把老迈的华父督也打死了。当年华父督为了美人，杀死宋殇公和孔父嘉，不想一大把年纪时，被南宫长万一拳打死，真是报应。
杀了宋闵公与华父督后，南宫长万举兵造反，杀回都城。宋闵公的弟弟公子御说逃往亳邑，其他公子则逃往萧邑。
为了斩草除根，南宫长万派儿子南宫牛围攻亳邑。亳邑守军奋起反击，南宫牛无法破城，只得采取围城战术。
亳邑攻防战陷入僵局的同时，萧邑成为另一个抵抗中心。萧邑大夫叔大心与诸公子誓师起兵，讨伐南宫长万。讨逆军的首要目标是解亳邑之围，军心涣散的叛军全线溃败，南宫牛在战斗中被击毙。
亳邑解围后，讨逆军声势大振，萧邑与亳邑联手反击，进攻南宫长万。叛军一哄而散，南宫长万成了光杆司令，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力大无比又杀人不眨眼的南宫长万是个孝子，逃跑时没忘带上母亲。他把母亲安置在车上，自己拉着车大步流星地飞奔，逃到陈国去了。
公子御说被拥立为国君，史称宋桓公。
宋桓公开始对南宫长万秋后算账，派人携重金入陈国，要求引渡南宫长万。陈国是小国，又收人钱财，便打算把南宫长万移交给宋国。但南宫长万武艺高强，铁拳何等厉害，要生擒他并非易事。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陈国祭出美人计，派一名美女陪酒，把南宫长万灌得酩酊大醉。等南宫长万不省人事时，一群武士一拥而上，用牛皮把他裹起来，捆得紧紧的，用马车载回宋国。
南宫长万醒酒后暗叫不好，用尽全身力气挣扎。他果然天生神力，竟然把牛皮捅破了，但仍无法挣脱捆绑。宋桓公动用最残酷的刑罚，将南宫长万活生生剁为肉酱。这位宋国著名的勇士，最终落得如此惨的结局，也是咎由自取。
宋国内乱给了齐桓公一次表现的机会。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邀请宋、陈、蔡、邾、遂五国君主在北杏召开会议，主题是关于宋国内乱的善后事宜。这是齐桓公第一次召集诸侯会议，但是遂国君主不给面子，拒绝出席会议。
为了震慑诸侯，齐桓公决定杀鸡骇猴。他以遂国不从为由，悍然入侵，将遂国从地图上轻轻抹去。在此之前，齐国已经吞并谭国，遂国成了齐桓公称霸路上的第二个牺牲品。
北杏会议签署了一系列协定，齐国开始有了主导诸侯事务的话语权。管仲设计出一种新型霸业模式，即由霸主召集诸侯会议以解决各国争端。
表面上看，齐国是要解决宋国内乱的善后问题，实际是以北杏会议的决定约束宋国。不谙此道的宋国人很快付出代价。不久后，齐桓公借口宋国没有履行北杏会议的决定，出兵讨伐宋国。
为了凸显伐宋之战的合法性，齐桓公抬出周天子的旗帜，向周僖王请求派遣王师参战。长期被忽视的周天子也想通过此战来维护王室的尊严，遂命令单伯率军前往。齐周联军大举出动，内乱后的宋国焉能抵挡，除了投降外，别无选择。
宋国政府承诺遵守北杏协定的内容，在外交上完全倒向齐国，成为最忠实的小喽啰。据史料载，齐桓公总计召集过十五次诸侯会议，宋国是唯一全程参加的国家，一次也没缺席。
公元前679年，齐国召集宋国、陈国、卫国、郑国在鄄城举行诸侯会议，由于郑、宋、卫都是中原有影响力的诸侯，故而此次会议也被史家认为是齐国霸业的真正开始。
诸侯会议有点类似今天的联合国大会，齐国则是会议的主席国。通过召开诸侯会议来解决各国争端，是一种政治新秩序的体现，这是在周王室衰落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崭新政治模式。鄄城会议有一个看点，就是曾经雄霸中原的郑国也出席参加。我们前文说过，郑昭公被弑后，祭仲立子仪为国君，郑国走向闭关自守，几乎消失在中原政治舞台上。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郑国重返“国际舞台”呢？
原来是郑厉公复辟成功，王者归来。
当年郑厉公密谋诛杀权臣祭仲未果，逃到栎邑，组建一个流亡政府。郑国实际上两个政权并存：一个是子仪政权，一个是栎邑流亡政权。在子仪统治的十几年，郑国失去往日雄风，国人对子仪的无能越发不满，支持厉公归来的呼声越发高涨。在此背景下，郑厉公复辟时机已成熟。经历十七年的流亡，郑厉公更加成熟老练，栎邑政权羽翼渐丰，具备全面夺权的实力。
公元前680年，郑厉公开始他的复辟之战，挥师向国都进军。流亡政府得到多数国人的支持，郑厉公系名将出身，通晓兵法，兵锋所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子仪的宠臣傅瑕杀死君主献城投降。郑厉公兵不血刃占领都城，重登君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掉贪生怕死的傅瑕。
复位之后的郑厉公开始清算十七年前的旧债，当年参与祭仲杀害雍纠的人受到严厉的惩罚。主谋祭仲已经去世，主要党羽公子瘀被处死，强鉏被砍掉双脚。
郑厉公的复辟，意味着郑国重返中原政治舞台。他试图再现郑国昔日的辉煌，可惜生不逢时，齐国正以巨龙之雄姿崛起于东方。
在烈日灼人的齐国面前，郑国只能充当配角。
公元前679年，郑国参加齐国主持的鄄城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齐国挟灭谭亡遂、征鲁伐宋之威，理所当然被推为诸侯之首，奠定其作为中原领袖的地位。
不过，郑厉公显然不甘心屈居人下，他要捍卫郑国的强国地位。
鄄城会议后，郑厉公对宿敌宋国发动侵略，事实证明这是在错误时间发动的错误战争。他的思维还停留在郑庄公时代，不知时势已发生变化，齐国主导下的会盟运动，已成为一种国际新秩序。郑厉公对宋国的偷袭，违背鄄城会盟的精神。很快，齐国联合宋、卫等国进攻郑国。
与此同时，南方巨鳄楚国也蠢蠢欲动。楚文王借口郑厉公复辟后没有及时通告，是对楚国心存蔑视。楚军大举北上，进攻栎邑。郑国腹背受敌，断难两线作战，于是郑厉公选择与齐国媾和。该年冬季，齐、郑、鲁、宋、卫、陈、许、滑、滕九国在幽地召开会议，郑国与齐、宋等和解，参加会盟的九国组成联盟。
郑厉公是一位有理想的君主，他雄心未灭，谋图恢复郑国的强国地位。公元前675年，周王室爆发一次政变，给郑厉公提供一次大展拳脚的机会。
政变的原因是这样的：周惠王上台后，喜欢贪小便宜，他手下有五个大臣，有的被天子夺了菜园，有的被抢了房产，有的被夺去田地或者俸禄。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很有点流氓样。五大臣心里恨恨的，便勾结周惠王的弟弟子颓，密谋推翻周惠王。这次政变得到卫国与南燕国的帮助，与叛军里应外合，周惠王不敌，狼狈逃出都城。
继葛之战周桓王挨了一箭之后，周王室又一次陷入狼狈不堪的窘境。
郑厉公明智地利用周室政变的机会，重新树立郑国的权威。公元前674年，郑厉公着手解决周王室的内部纠纷，将参与政变的南燕国君仲父抓起来。紧接着，他把四处流浪的周惠王迎到郑国，并派人潜入首都洛邑，把传国宝物给偷出来，向外界表明，周惠王仍是天子。
为了寻求帮手，郑厉公前往虢国（此时虢国尚未被晋国所灭），与虢公商议周惠王复辟计划。虢国一直是周王室的左膀右臂，虢公同意与郑厉公共同出兵讨伐子颓伪政府。
公元前673年，郑、虢联军发动对子颓伪政府的进攻。洛邑很快被攻破，子颓和叛乱的五大臣均被杀死。这场周王室内部的叛乱以失败而告终，周惠王复辟成功。
郑厉公成为周惠王复辟的第一功臣，凭借勤王功勋为各诸侯所侧目，大大地提高了郑国的政治声望与威名，也捞到一些实惠。为了感谢郑厉公，周惠王将虎牢关以东的土地赏赐给郑国，郑国土地得以扩张。
在天子蒙难之际，齐桓公只是充当看客，被精明过人的郑厉公抢得先机，这不得不说是一大失误。手握王命的郑厉公在与齐桓公的较量中，第一次占有主动权。令人惋惜的是，郑厉公在事业巅峰时溘然长逝。他的离世，意味着郑国失去与齐国争雄的机会。他的后继者才干平平，郑国也一步步沦为二流国家。
郑厉公以勤王一役名扬诸侯，险些威胁到齐国的霸业。齐桓公意识到周室虽然衰微，但是仍有巨大的利用价值。此后，齐国吸取教训，高举“尊王”与“攘夷”两面大旗，将霸业推向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