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的方法。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属于亚述学研究的范畴，亚述学（Assyriology）是一门通过释读相关楔形文字文献来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综合性人文学科。故此，解读相关的楔形文字文献是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在西亚两河流域发掘的乌尔第三王朝楔形文字泥板数量多达十余万块，[50]其中绝大多数是经济管理文献，从中筛选出与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相关的文献，是本研究最为基础的工作。由于乌尔第三王朝的经济文献被分散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藏家所收藏，借助于世界两大楔形文字文献数据库“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CDLI）和“新苏美尔语文献数据库”（BDTNS），我们可以收集到绝大多数相关文献，但是仍然有数量颇丰的文献分散在世界各地且尚没有发表。通过释读、翻译未发表的与赋税相关的原始楔形文字泥板文献，包括泥板临摹、拉丁字母音译、中英文翻译和术语注解，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甄别史料成为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研究的重要任务。乌尔第三王朝没有留下关于赋税征收的成文法律条文和档案资料，梳理各类涉及赋税制度的文献是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研究的主要目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乌尔第三王朝的文献中，已经明确记载有征税人的相关术语（enku或者en-ku3），[51]这些“征收人”包括库南那（Ku-Nanna）、[52]卢伽尔奈萨吉（Lugal-nesage）、[53]塞塞什（Sheshesh）、[54]乌尔巴巴（Ur-Baba）、[55]乌尔吉吉尔（Ur-gigir）、[56]乌尔玛米（Ur-mami）、[57]乌尔宁伽尔（Ur-Ningal）、[58]乌尔乌图（Ur-Utu）、[59]乌尔辛（Ur-Suen）、[60]乌玛米（Umami）[61]等。因此，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研究的基础是对文献的考证，即对文献史料进行内证和外证及其相互印证来选取可信、合适的材料。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文献来源是数以万计的经济文献，对这些文献中的数据进行统计与计算是本书的基础技术工作。通过大量的图表、数据来准确描述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的各个方面，利用Filemaker软件建立专业的数据库，涉及赋税种类、赋税形式、税源、税率、征税目的和用途、税务官员、赋税时限、来源文献及时间等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工作。经济史的研究建立在对大量统计数据的分析与利用的基础上，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的研究也不例外，由于缺乏专门的赋税档案文献和法律，这就需要我们对数量众多的零散文献证据进行甄别、统计、整理与分析，从而窥探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的本质与特征。
鉴古知今与以今律古的历史研究方法。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的研究虽然属于世界古代史亚述学的范畴，似乎距离我们今天的中国当代史很遥远，但是如果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探索一切历史问题都是从提出问题开始，对于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的研究，自然也需要具有问题意识，从而体现历史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借鉴作用。作为早期文明的代表，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的乌尔第三王朝是最早关于国家治理的典范，利用赋税的杠杆作用调控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从而引导早期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走向。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即使过去了数千年，对于今天我国的税收体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言：“要深入认识今天的中国，就不能不深入认识今天的世界；要深入认识今天的世界，就不能不深入认识近代及中古之世界；要深入认识近代及中古之世界，就不能不深入认识古代之世界。这仍然是从当代的中国人出发，但又是一条思路，一条今日中国人必不可少的思路。所以，如果只看事情的一面，那么世界古代文明史就是遥远而无足轻重的；如果追寻事情的总体，那么世界古代文明史就是虽远犹近而不能不深研的了。”[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