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赋税制度是亚述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长期以来，与两河流域后期形成完善的赋税制度相比，[18]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制度研究始终是亚述学界的一个悬而未决的课题，这是因为用以构建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的原始文献资料不仅零散而且缺失，许多经济文献只是简单记载了与赋税相关的术语，而对于这些零散术语的解释在学术界也存在不小的争议。由于赋税是国家经济有效运转的前提，虽然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专门的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档案资料，不过对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进行构建是我们研究乌尔第三王朝乃至古代两河流域经济制度史无法规避的论题。有关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相关的论著极少涉及多种赋税的综合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单一税种的研究，可以细分为涉及核心区bala税、外围区gun₂ ma-da税、王室maš₂-da-ri-a税、神庙zag-u税等税种的研究。根据乌尔第三王朝专题的研究特点，赋税制度研究的前提依据是乌尔第三王朝的数十万块刻在泥板上的经济文献或者经济档案，这些文献主要出土于伊拉克南部的几个遗址，包括普兹瑞什达干、温马、吉尔苏、尼普尔、乌尔、伽尔沙纳和伊利萨格里格等。

（一）涉及赋税的经济档案整理

由于历史的原因，古代两河流域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文献主要被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藏家保存收藏，亚述学者们对这些文献档案进行了整理和翻译，其中一部分成果与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内容相关。自1911年，英国亚述学家兰登出版了英国阿什摩利博物馆所藏的68件涉及赋税的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泥板文献以来，[19]国外学者又陆续出版发表了大量涉及赋税的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文献档案，每次出版的数量少至只有一篇，[20]多则数千篇文献不等，比如法国亚述学家西格里斯特和日本亚述学家尾崎亨共同整理出版了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所藏的3024件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泥板，[21]其中大多涉及赋税领域。由于乌尔第三王朝的经济文献被分散收藏于世界各地，并被发表于不同的期刊或著作，这就为专题研究工作造成不便。为了解决这种弊端，亚述学者们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已经发表的经济文献，更重要的是建立专门的楔形文字文献档案数据库。1991年，西格里斯特和五味亨（即后来的尾崎亨）合著的《乌尔第三王朝综合出版目录》一书，[22]共搜集到了28021篇当时已经发表的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文献，其中大多数档案文献涉及赋税。2015年，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博士加西亚—文图拉整理出版了自1997年至2014年间国际亚述学界有关乌尔第三王朝研究的成果目录，其中包括赋税文献的发表情况。[23]此外，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述学家英格伦（R.K.Englund）主持的“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Cuneiform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简称CDLI）项目[24]和西班牙马德里高等科学研究院亚述学家莫利纳（M.Molina）主持的“新苏美尔语文献数据库”（西班牙语：Base de Datos de Textos Neo-Sumerios，简称BDTNS，英语：Database of Neo-Sumerian Texts）项目，[25]汇集了世界上最丰富的乌尔第三王朝经济文献资料，其中绝大多数为已经出版发表的文献，也包括少数未发表的文献，这些文献是我们研究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提供了最基本以及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当然，仍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乌尔第三王朝经济管理文献尚未发表和编目，它们被收藏在某博物馆、大学图书馆或者私人手中，甚至仍然在伊拉克或叙利亚的地下尚未发掘出土，这些不知数目的潜在文献资料很可能也涉及赋税，甚至可能还会有意想不到的系统赋税档案。对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相关文献资料的不断出现。这么说的话，本书的研究成果也只是暂时的、而绝非最终的结论。

（二）多项赋税制度的综合性研究

关于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目前还没有出现，较为系统的是施拉坎普和保莱蒂合写的德语词条“税收”（Steuer A），其中的第三部分专门讲的是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但也只是简略地列举了这一时期可能存在的赋税种类，包括bala税、gun₂ ma-da税、maš/maš₂-a-ša₃-ga税、maš₂-da-ri-a税、zag-u税等。[26]其余对于乌尔第三王朝赋税的研究基本都是个案研究，即只关注于某一个税种进行研究，主要涉及bala和gun₂ ma-da这两种税。造成这种研究格局和特点的原因，主要是乌尔第三王朝属于早期文明的范畴，作为构建早期国家经济形态要素的赋税制度尚处于萌芽或初级阶段，还没有发展到完善和系统的程度，在古代文献中也没有发现这一时期有系统的赋税档案。现代学者们只能依靠经济文献档案中提到的一些可能与赋税相关的术语，来间接求证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制度，这也就造成了学者们倾向于研究某一种赋税的个案研究特点。

（三）单项赋税制度的个案研究

1.涉及bala税的研究

最早研究乌尔第三王朝bala税的学者是耶鲁大学亚述学教授哈罗。[27]他利用在当时数量有限的普兹瑞什达干（即今伊拉克的德莱海姆）文献，区分了bala这个术语的不同含义，认为bala是地方（行省总督和神庙主管）向中央（尼普尔祭祀中心）缴纳牲畜的一种贡赋，每个行省中按月轮流缴纳，并且指出尼普尔行省不需要缴纳bala税。他借用了古希腊的术语“近邻同盟”（Amphictyonies）[28]的概念，进一步认为bala税是将分散的苏美尔—阿卡德城邦相结盟，其职责是向国家的宗教中心尼普尔贡献祭祀所用的牺牲。虽然由于文献数量的局限性，但是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基本上肯定了bala作为一种赋税的结论，为后来的bala税研究指明了方向。1987年，哈佛大学亚述学教授斯坦因凯勒（P.Steinkeller）发表了跨时代的论文《乌尔第三王朝行政与经济组织：核心区与外围区》一文，[29]正式提出乌尔第三王朝地方行政区划的三分法原理，即核心区（或核心行省）、外围区（或外围行省）和附属国的概念，并且对应于经济方面指出，核心行省缴纳bala税，边远行省缴纳gun₂ ma-da税，为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关于乌尔第三王朝的行政区分三分法，直到今天也是学者们普遍遵循的原理，并且成为研究乌尔第三王朝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础。斯坦因凯勒的研究不仅依赖普兹瑞什达干文献，还增加了温马和吉尔苏的文献，他并不反对哈罗关于bala税是地方向中央以牲畜形式缴纳的一种赋税的观点，但是却认为这只是bala税的“冰山一角”，还应该有更多的原则和规定。对此，他提出了关于bala税的三个基本原则：[30]第一，bala税的形式以每个行省所产的物品为主（并不仅仅是牲畜），包括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粮食、芦苇、木材）；第二，bala税是双向的，当行省完成既定的bala税义务后，可以从中央或再分配中心获取其他所需产品作为回报；第三，bala税被发送到邻近该行省的再分配中心，相当一部分bala税由中央机构在该行省范围内进行再分配或者直接消费，或者直接拨付给王室成员。总之，斯坦因凯勒认为，bala税是一种具有再分配性质的赋税，各行省主要以农副产品形式向中央缴纳，而中央作为回报，将其从外围区征收的牲畜再分配给行省，完成产品的再分配。在斯坦因凯勒之后，关于bala税的研究朝着越来越清晰的方向发展。日本早稻田大学亚述学教授前田彻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31]总结了乌尔第三王朝每个行省bala税的具体缴纳月份，指出每个行省的bala税缴纳月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且总结了bala税文献的格式记录特点。还有一位研究bala税的学者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沙拉赫博士，她依据温马、吉尔苏和普兹瑞什达干出土的文献，撰写出了研究bala税的专著《行省税与乌尔第三王朝》，[32]通过充分的证据证明bala是一种行省税，并且论述了温马和吉尔苏行省bala税的运转状况，认为乌尔第三王朝的财政基础根植于各行省所缴纳的赋税。需要指出的是，沙拉赫关于bala税的研究只是集中于温马和吉尔苏两个行省，对于乌尔第三王朝的其他行省并没有涉及。

2.涉及gun₂ ma-da税的研究

关于外围行省缴纳的gun₂ ma-da税，最早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密歇根大学亚述学教授米哈洛夫斯基，他在《乌尔第三王朝的外邦贡赋》一文[33]中，依据自己收集到的20件文献，将gun₂ ma-da解释为一种朝贡体系，是乌尔第三王朝边防区（或军事缓冲区）向中央缴纳的一种贡赋，主要的贡赋形式是牲畜。美国康奈尔大学亚述学教授欧文在其《城市长老的赋税》一文中，[34]主要考证了乌尔第三王朝东北部的一些小城市的赋税情况。斯坦因凯勒的《乌尔第三王朝行政与经济组织：核心区与外围区》一文的后半部分是专门研究gun₂ ma-da税的，他利用所收集的近100件文献，认为gun₂ ma-da是乌尔第三王朝外围区向中央缴纳的一种赋税，并且最早发现了关于这种赋税征收的一个规律，即作为赋税形式的牛和羊大致是按照1∶10的比例进行征收，同时他还对gun₂ ma-da税的税率、负责官员、征收、运输以及管理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斯坦因凯勒对gun₂ ma-da税的研究虽然看似近乎完美，但也还是引起了学者们的质疑。1992年，日本学者前田彻在《乌尔第三王朝的防御区》一文[35]中，列举了89个外围区（或军事防御区），并且详细考证了这些地区缴纳的gun₂税（或贡）或gun₂ ma-da税（或贡）情况，他不同意斯坦因凯勒将gun₂税作为gun₂ ma-da税简写形式的观点，而是认为两者指的是两种不同的贡税，同时前田彻将gun₂ ma-da税的建立同舒辛3年的税制改革相联系，尤其是与王朝的再分配中心——普兹瑞什达干的mu-DU体系改革相关。前田彻对gun₂ ma-da税的研究从个案的角度初步解决了乌尔第三王朝外围区的贡税制度，但是就这一特殊地区的实际作用以及具体的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尚留有进一步研究的广阔空间。

3.涉及maš₂-da-ri-a税的研究

关于maš₂-da-ri-a术语的界定在亚述学界存在争议，早期的学者从这个术语的本义出发，倾向于将其定义为一种“山羊的献祭”或者是一种祭祀供品。[36]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们对maš₂-da-ri-a的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基本上不是专门的研究，而是在研究乌尔第三王朝专题史中涉及maš₂-da-ri-a术语，并且对这一术语的认识也在不断演进。前田彻在著名的关于普兹瑞什达干mu-DU文献的研究成果中，[37]探讨了maš₂-da-ri-a加乌尔第三王朝三大节日（ezem-mah，a₂-ki-ti，šu-numun）的用法以及含义，认为这是属于舒辛3年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但是他认为maš₂-da-ri-a是一种礼品，而不是一种税。前田彻关于maš₂-da-ri-a加节日术语的研究，后来被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亚述学教授扎拉伯格和法国亚述学者西格里斯特所承袭。扎拉伯格在其名著《乌尔第三王朝的祭祀历书》中，[38]详细研究了用maš₂-da-ri-a修饰节日时的用法以及文献特征，认为maš₂-da-ri-a指一种与王室有关的赋税，由地方行省和神庙向中央缴纳，主要是用于国家的重大节日祭祀和王室成员的日常消费。西格里斯特在其专著《德莱海姆》中，[39]系统研究了普兹瑞什达干出土文献及其机构的运转管理情况，他也认为maš₂-da-ri-a术语指的是一种礼品，由乌尔中央向地方行省、外围区以及神庙所征收，用于国家的祭祀活动。最后一位研究maš₂-da-ri-a的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亚述学教授泽尔茨，他从语言学（尤其词源学）角度探讨了maš₂-da-ri-a的词源为“被牵到一边的山羊”，根据早王朝时期文献，他认为，这个术语的意思和使用方式在乌尔第三王朝并没有发生改变，指的是一种与山羊有关的供品或者赋税。[40]

4.涉及神庙税的研究

神庙在乌尔第三王朝，乃至整个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两河流域神庙赋税的研究成果却并不是很多，这主要是学者们对古代术语的认识上存在争议，容易将宗教献祭品、供品和礼品同赋税的概念相混淆，它们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很清晰。[41]目前可以肯定的一种神庙税是什一税（zag-u），它是乌尔第三王朝所建立的一种赋税，后来影响了两河流域的神庙体系，甚至成为犹太什一税的起源，影响到了欧洲中世纪的什一税。[42]

5.涉及其他可能的税种研究

除了bala税和gun₂ ma-da税之外，学界对乌尔第三王朝其他赋税种类的研究十分零散和匮乏。由于能够得到的研究资料非常零散与缺失，以及对相关的术语含义的探讨尚存在诸多争议，从而导致迄今学界对这一时期赋税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诸如，有的学者认为šu-gid₂（向牧羊人征收的一种牲畜税）[43]和maš-a-ša₃-ga（土地灌溉税）[44]也分别指一种赋税。此外，诸如神庙供品（a-ru-a，sa₂-du₁₁，nidba，šu-a-gi-na，kaš-de₂-a，siskur₂，nig₂-diri）、礼品（nig₂-ba）、结婚礼（nig₂-mussa）[45]这些术语是否也是指一种税，目前学界也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且它们到底是否适合借用今天的税收概念，也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书并未将上述不确定具体含义的术语纳入赋税的考察范围。作者寄希望于随着更多研究资料的发现与解读，以及我们对于古代赋税和现代赋税含义以及之间关系的更深入认识，届时我们可能会对这些术语有新的理解，甚至是更新的研究成果。

由于古代语言文字的障碍以及原始材料的缺乏，国内学者对于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制度研究尚处于空白，对于古代两河流域各时期赋税制度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目前仅有国洪更《亚述赋役制度考略》一书[46]系统研究了亚述时期的赋税制度，以及国内学者对于古埃及[47]、古罗马[48]和中世纪[49]赋税制度的研究，对于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制度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综上所述，无论是涉及多项赋税制度的综合性研究，还是集中于单项赋税的个案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乌尔第三王朝赋税的不同方面，有关学者的前期研究成果奠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主题的基础。然而，尽管涉及乌尔第三王朝赋税的论著数量不少，但是基本上都是针对于单项赋税的个案研究。除了萨拉赫、前田彻等人的少数研究成果之外，大多数研究成果属于探讨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及赋税内容，或者只是针对某个涉及赋税术语的词源学解释，而非系统的专门研究，更没有涉及赋税制度的专题性研究。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尚有一些需要完善之处：第一，以往的研究基本都关注单项赋税，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来考察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制度，及其对乌尔第三王朝国家治理与国家兴衰的影响；第二，以前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乌尔第三王朝的bala税和gun₂ ma-da税，而对于maš₂-da-ri-a税和zag-u税的研究略显单薄，并且对于这些术语的具体含义的考察尚存在争议；第三，过去的研究更多的是局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造成了税、贡、供和礼的术语混淆，甚至一概称为“费用”（fee）来研究，在与现代税收概念的联系方面尚需要进一步斟酌与考究。因此，我们要从总体上全面地评估与考察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制度，及其对早期文明国家形态的发展演变所起的经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