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产业与企业的研究成果
产业发展是一个涵盖资本积累、劳动力素质提升和技术进步的综合过程，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是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主体。建设制造强国实践中，产业和企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建设制造强国的进程。因此，有关产业和企业发展的研究成果是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 关于产业发展的研究成果
（一）工业与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历程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每个历史节点时间，都有相关的文献对中国经济和中国工业发展状况进行回顾性总结。丁冰（2009）[2]以时间为脉络，分不同阶段评析过新中国成立60年工业发展成就。汪海波（1999）[3]将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分为4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工业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经济、市场取向改革时期的工业经济，认为工业发展50年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工业经济体量和工业产品生产量的规模巨大；工业物质技术基础大大增强；工业企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工业集中度有所提高；工业产业结构逐步实现优化和技术升级；工业地域布局逐步趋向合理；乡镇工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工业的一支主力军；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工业国的地位已经充分显示。许佳君（1999）[4]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创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是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完整体系；民族工业尚属幼稚，工业结构不合理；薄弱的农业基础难以满足工业化需求；缺乏熟练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认为“一五”计划建成了一批国家工业化急需的基础工业，工业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提高，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基础，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了坚实铺垫。张国宝（2014）[5]认为，“一五”时期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工程，是中国现代工业建设的起点，是中国由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开始；三线建设优化了中国工业布局，对中国中西部发展影响深远；大规模的技术几乎涵盖了工业的所有门类，填补了许多技术和生产领域的空白，助推了中国工业的腾飞。邓宏图、徐宝亮、邹洋（2018）[6]在政府效用水平与重工业发展程度存在一致性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动态最优化模型，该模型以政府效用为目标，包含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两个部门，研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合理性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问题。赵小芸、芮明杰（2012）[7]总结归纳了制造业升级的模式，并且以上海为例进行了先进制造业发展路径研究，认为上海应该进行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改进和创新，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增量产业，推进技术型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动态融合，以此实现制造业的全面升级。孙志燕（2014）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发现制造业区域极化现象严重，聚集地区的边际效益下降，由此提出要加强中长期战略规划，调整区域政策的重点，优化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布局。黄健、万勇（2014）[8]研究了美、韩两国先进制造区域集群状况，总结归纳了两国先进制造区域集群的特征，认为中国需要进行宏观把控，加快进行先进制造区域集群的布局。史修松、刘军（2014）[9]运用2005—2013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数据，研究了中国大型制造企业的规模、区域分布及其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且有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中的趋势；制造业500强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陆娅楠（2015）[10]对比研究了中国制造与美、日等制造强国的技术研发投入规模，认为利润低、收入少是中国制造研发投入低的重要因素，长时期内中国制造一直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制造，创新能力弱，中国应重点发挥大型制造企业集成创新和资源整合优势，促使大型制造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占领全球技术制高点的核心动力。于明远（2014）[11]运用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状况，认为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体系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制造业行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的对外开放也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现在，来自发达国家的R&D的外溢当期效果不明显，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对其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带动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故而，中国需要培育制造业中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主体，特别是要提高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制造业效率，实现规模经济，降低行业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二）制造强国建设中的制造业发展
中国提出建设制造强国后，学界也更加关注中国制造业发展状况。李晓茂（2018）[12]以2007—2015年非ST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先对各变量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检验，而后采用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从一个侧面测度了中国制造业的景气状况。刘大卫（2018）[13]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探索期，国际资本转移至中国，出现FDI和来料加工；第二阶段是发展期，劳动密集型的合资企业成长壮大；第三阶段是成熟期，国有、民营、外资制造型企业发展进入佳境；第四阶段是传统制造业陷入成本困境，制造业进入智能化发展阶段。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制造业表现出由盛转衰，其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两个“国际化”，即原材料采购缺乏国际化、人力资源缺乏国际化。制造业活动中，国际化原材料采购、人力资源国际化，是制造业成本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许多制造行业就是依靠低廉的成本获取优势的。中国制造业先天不足，历来具有“依附”特征；中国制造业前端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一旦人口红利逐渐减退，人力资源优势不再时，外资企业和跨国企业就可能撤退，留下的技术则不可能是优秀的。此外，中国大量的制造企业仍只是简单的加工制造，技术层次不高，而一个技术含量低的企业是很难成功转型、做大做强的。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之路，需要有保护性的政策性倾斜，政府要有重视制造业的意识，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必须得到切实的改善；必须注重专利保护，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恢复制造业应有的战略地位。
一些学者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过制造强国建设中中国制造业的状况。房珊杉、金永花（2018）[14]研究了德国制造业发展近况、政策举措，发现德国制造业整体走势是在波动中趋稳，先进制造业占绝对优势，在对外贸易竞争中优势明显；中小企业成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德国制造业发展给中国的启示是，中国要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深化跨部门跨领域合作，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快落地实施《中国制造2025》。李雪冬、江可申（2018）[15]使用ACF（Ackerberg、Caves和Frazer）法，对中美制造业技术密集型上市公司进行了扭曲系数分析，研究发现：美国的一些技术密集上市公司资本价格较为合理，投入要素较为适度；而中国技术密集型上市公司的资本价格略偏高，存在着资本使用不足的现象；美国技术密集型上市公司的劳动力价格偏高，这引致其劳动力使用不足；中国的制造企业则存在劳动力投入过度的现象，这种现象还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中美技术密集型上市公司在规模、效率、投入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张宇、张仲伍、李娜（2018）[16]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SSM）法，从增长分量、结构分量、竞争力分量对中国中部六省制造业28个行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河南省制造业发展最快，山西省最慢；中部地区以传统制造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少，除个别产业发展较好外，其他行业的竞争力分量和结构分量均低于平均水平。由此建议中部地区要优化内部结构，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同时，中部企业要加强与东部地区的合作，借鉴东部地区发展优势产业的经验，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形成具有中部地区特色的制造产业体系。
（三）先进制造业发展
中国提出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后，学者们更加关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黄群慧（2017）[17]认为，与《中国制造2025》相配套的政策规划已基本发布，相关部委在落实制造强国的战略中已出台了具体措施，中国建设制造强国战略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李燕（2017）[18]认为，新时代背景下，制造强国有着新内涵，制造强国必须是以创新型经济为驱动力，以高度智能化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核心，以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为重要支撑，以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为内在要求；一个制造强国必然是创新型国家，是科技强国、信息强国，建设制造强国必须构建高水平开放发展、竞争合作的新格局。何珺（2018）[19]总结了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成绩，认为2015年后中国制造强国建设已迈出实质性步伐，制造业新动能培育取得新进展，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取得新成就，制造业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互联网技术已广泛融入制造业企业研发设计生产等各环节，一批面向行业和细分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加快培育，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环境有了新改善。
同时，张亭、刘林青（2016）[20]利用全球产品贸易数据库数据，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实证研究了中美两国产业政策和两国制造业的竞争实力，比较分析了中国制造业遵循比较优势或偏离比较优势路径的可能结果，认为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定制生产时代，中国需要培养更多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品，加快制造产品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要素禀赋在制造业升级中的引领作用，通过科学的市场退出机制，减少落后的产业对既有生产能力资源的占用，更好地聚集力量推动新兴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王德显、王跃生（2016）[21]研究了美德两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及运行机制，认为中国应该完善制造业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加快制定制造各行业的发展标准、行动指南，鼓励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逐渐实现对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引领世界制造发展潮流，惠及更多的中小制造企业；同时要转变政府职能，扶持先进制造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或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逐步形成中国先进制造业在生产成本、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动态比较优势，建立起促进先进制造业持续发展的创新体系。赵云峰（2015）[22]认为，先进制造业是国家产业发展的关键，代表着一国制造业发展的水平，反映着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其在研究了中国发达地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后提出，中国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要注重发达地区先进制造业的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转型，调整现有制造业结构，不断提高先进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刘明达、顾强[23]研究发现，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将推动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力争赢得未来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但因资源禀赋、战略定位、产业基础、市场结构等的不同，各主要经济体的行动路径有所差异；中国需要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构建以我为主、全球布局、开放共赢的制造业生态体系，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填补竞争前关键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的短板，加大竞争性关键共性技术供给，超前布局一批前沿关键技术的研发，推动中国先进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孙泗泉、叶琪（2015）[24]认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主要经历了起步、发展、融入全球制造网络三个阶段，呈现出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从低水平创新向高尖端领域创新的发展趋势，但整体上中国先进制造业创新基础还较薄弱、关键技术不强、创新资源缺乏、产业资源较分散、国际竞争力弱。未来，要在国家层面给予先进制造业创新足够的政策支持，在区域层面加强区域间政策的协调力度，合理有序地进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部署，在产业层面加强先进技术引进，推动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增强先进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新工业革命进程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各国均根据本国情况，在探索制造业的振兴、转型和升级之路。而学术界也开展了新工业革命进程中先进制造业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王媛媛（2017）[25]研究发现，美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政策主要是从创新、产学研参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努力，并且注重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强调大企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也注重中小企业参与的重要性，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余稳策、张雪妍（2017）[26]研究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低成本优势已经逐渐减弱、产品的附加值较低、自主创新的能力偏差、世界知名品牌欠缺。未来中国制造业要实现生产要素向自主创新和全球整合转变，产品制造向产品创造和知识创造转变，模块化、标准化产品向价值性、一体化转变，产业市场由“红海战略”向“蓝海战略”转变[27]，科技创新由重点攻坚向全面推进转变，产业组织由集中资源向培育环境转变，区域政策由投资激励向环境优化转变，开放政策由驱动增长向资源整合转变。孙金秀、孙敬水（2015）[28]研究了中国现代流通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历程，从动力、传导、保障、评价等方面论述了现代流通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特征和运行机制，提出未来中国先进制造业要积极引导和促进产业融合，创造科技创新良好环境，构建创新型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先进制造产业的信息化水平，实现产业信息资源共享，建立起跨行政区的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和运行机构。
二 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成果
马歇尔（A.F.Marshall）最早关注了工业生产的地理集聚现象，并提出了“产业区”的概念和理论。他认为，厂商集聚在一起，可以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实现劳动力市场共享，并且有助于技术和知识的外溢，因而厂商的集聚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马歇尔还提出了“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源自特定区域的产业集聚以及区域内生产企业的整体成本下降，协同创新的环境可以促进企业集群的发展。Ellison等（2010）[29]运用英国行业和美国制造业数据，将共享商品、劳动力状况与产业集聚水平联系起来，实证检验了马歇尔的产业集聚理论，认为马歇尔的产业集聚理论在现实中是成立的。
保罗·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运输成本纳入理论分析框架中，认为运输成本的降低可能导致聚集经济、规模经济的发生，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源自劳动力市场、中间投入品效应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一个行业的众多企业集聚在一个特定空间，就会吸引更多的技术工人，进而也就有了特定的投入和专业供应商、服务商，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信息就更容易在这样的集聚区流动。而Shao等（2017）[30]等运用1995—2014年中国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的数据，探讨了高铁运输服务对产业集聚、生产资源的配置所产生的影响，其结论是高铁对沿线城市服务业集聚具有积极的影响；与非铁路沿线城市相比，高铁并没有削弱同样位于铁路沿线和核心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的服务业集聚；高铁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促进了地区（城市）之间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高铁服务强度越高，对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越大。所以，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现代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都是现代产业生存与发展最有效的组织形态，其在集聚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制度创新、营造产业生态环境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依托国家高新区和创新型产业集群，加快建成先进制造产业集聚区。
有些学者则聚焦于制造业的布局问题研究。安树伟、张晋晋（2016）[31]研究了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布局问题，其研究发现，2004年以后中国制造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转移；制造业的资本要素较为稀缺，其对中国制造业的转移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流动性较强的劳动力要素在产业转移中的作用在减弱，市场需求对制造业的转移还具有反作用，应下大力气改善中西部投资环境，促进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集聚。刘红光、李浩华、王云平（2014）[32]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在总结中国产业跨区域转移历史过程的基础上，测度了中国2007—2012年省区间的产业转移。其研究发现，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正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向中部地区迁移，并且迁移的速度有加快之势；西部地区主要承接的是资源开采型产业，但在西部地区的投资也促进了中东部地区一些制造业的增长；未来，低端加工制造环节、资源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会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或生产环节仍将集聚于东部地区。薛漫天（2016）[33]研究了中国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布局状态，认为中国目前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梯度发展特征明显；应注重制度建设，加强顶层设计，有效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的制造业空间布局，形成东中西协调发展、互动合作的态势。毛琦梁、王菲、李俊（2014）[34]建立了一个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的变化，发现中国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扩散的特征明显，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变化并不是促成产业扩散的根本原因，同行业企业的激烈竞争，即集聚外部性的变化才是关键原因，而且拥挤效应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体现更为明显。GIP Ottaviano（2011）[35]构建了两企业两区位的“新”新经济地理模型，揭示了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机制以及集聚经济的微观机理。
三 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成果
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发展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马志东、俞会新、续亚萍（2017）[36]以保定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集群发展为例，研究了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认为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应加强人才激励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依据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制订企业成长计划，创新企业的融资方式，加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田颖、田增瑞、韩阳、吴晓隽（2019）[37]运用“反事实”分析法，研究并验证了创新型产业集群促进区域创新的机理，认为创新型产业集群能显著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国家应引导创新型产业集群实现合理集聚，促进创新型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建立多主体协作机制，形成创新网络与创新资源、创新产业互动机制，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沈小平、李传福（2014）[38]认为，创新型产业集群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也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助推器，应该科学引导集群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通过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的利用潜力，引导集群内企业由依赖“资源红利”转变为追求“创新红利”。孙智慧、孙静、王伟（2014）[39]设计了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概念模型，并据此分析了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的绩效问题，提出要不断增强园区企业自组织自繁育能力，在企业集群的繁衍与扩散中推动科技园区的集约化发展；推动产业集群主导产业的垂直一体化发展；完善产业集群内社会化服务体系，重塑产业集群的创业文化。
也有一些作者从其他角度对创新型产业集群进行过研究。Daniela Doina Fundeanua（2014）[40]研究过区域创新集群对竞争力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认为，集群是由独立公司组成的集团，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内，其为了运用密集的互动来刺激创新活动，可使用设施、经验和知识的交流，还可通过技术转让、网络和信息等进行集群内企业间的传播；创新型产业集群是创新活动的基础，新企业的形成可以加强企业家精神的知识流动，进而影响区域经济表现；可通过增强竞争力、刺激创新和产生创业计划，促使集群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多样化。Vahid Kayvanfar等（2018）[41]从微观角度研究过产业集群供应链管理问题，提出了一个产业集群中的供需枢纽运作问题，解决了供应链总成本的最小化问题。Niusha Esmaeilpoorarabi等（2018）[42]则以新加坡、赫尔辛基、纽约和悉尼的产业集群为例，研究了质量对创新集群吸引力的贡献、创新集群的关键场所质量域、全球创新集群中的场所质量属性以及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发展质量等，发现数字颠覆、加速了经济从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向以创新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转变；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重要的是设计适当的空间来培育知识经济，注意满足知识产业和工人的需求，包括特别注意以质量为基础的问题来吸引工人。Alina Romanova等（2019）[43]从协同效应的角度分析了提高企业集群竞争力和金融经济稳定性储备之间的关系，认为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是参与经济实体的地理邻近性，在集群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实体的集群结构扩展了一体化结构的生产潜力，协同效应是在集群结构生产潜力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的；整合和合作产生的协同效应是竞争力和财务增长的源泉；由于协同作用，集群提高了创新个性自我发展的能力。
四 关于企业发展的研究成果
在建设制造强国的背景下，对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企业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在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高新支持产业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发展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王增栩（2019）[44]根据中国火炬统计中的高新技术企业数据，研究了广东、江苏、北京等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成就，讨论了这些地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主要政策，提出高新技术企业要不断加强企业自身创新能力建设，培育高素质科研人才，以此保证企业的竞争力；国家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地方政府则应大力推行高新技术企业树标计划，在保障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的同时，着力提升高新技术企业质量，实现提质增量。陈秋星（2019）[45]运用中国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数据，研究了其研发效率和技术转化效率，发现中国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综合效率有波动下降的趋势，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优于其他区域。据此提出要优化要素投入数量和质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注重区域统筹，充分发挥创新空间效应。韩啸（2019）[46]讨论了利用科技园区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问题，认为技术和产业创新应该是现代企业建设和经营中的核心环节，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构建高新技术企业服务体系，建立可行的联动机制，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同样地，Runhui Lin等（2020）[47]认为，大数据的出现给高科技企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他们探讨了大数据环境下管理权力和网络中心性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其研究发现，管理权力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管理权力可以增强企业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而处于网络中心地位的企业在获取资源方面更具优势，它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网络中心性对管理权力和创新绩效具有中介作用，在强大的大数据环境下，管理权和网络中心性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Dong Xiang等（2019）[48]以中国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考察比较了中小高新技术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有效利用创新资源的问题，发现尽管家族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较少，但在创新产出，即新产品或技术的销售方面，家族企业的表现优于非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产出转化率的提高与金融约束密切相关；以研发强度和创新销售为衡量指标，家族制与融资成本的交互作用对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来自竞争对手、大学和行业协会的知识可以有效地促进创新销售。Sameer Qaiyum等（2018）[49]基于260家印度高科技企业的调查，考察了一般能力和动态能力对高科技企业绩效的相对贡献，发现对于处于生命周期早期和最后阶段的高科技企业而言，提高企业绩效的普通能力优于动态能力。然而，对于处于生命周期中间两个阶段的企业而言，这两种能力的贡献是一样的。同样，对于中小高科技企业来说，一般能力比动态能力更为重要，在以往的研究中，内部组织的作用被低估了。Marc Cowling等（2018）[50]运用英国29266笔担保支持贷款的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技术企业本身比其他更传统的公司风险更大，因此金融机构在设计贷款合同时会考虑到这一点，这会增加企业的债务成本。其研究还显示，政府提供贷款担保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贷款人对高科技企业的债务定价方式，存在一个高技术风险溢价。一般来说，当为所有公司提供公共担保时，这一溢价会显著改变。而且，所有这些贷款价格效应在精确的空间经济和创新属性上均有所不同。
一些学者还关注特殊企业的问题，如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问题。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51]给隐形冠军企业下过定义：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社会知名度较低的中小企业。此类企业的市场很窄，但在一个具体的产品或业务上却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制造业冠军企业是长时间专注于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精湛、质量精良、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冠军企业一般有持续的创新能力，拥有产品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能主导该领域的技术标准。同时，冠军企业经营业绩好，利润率高，注重国际化经营战略，市场前景良好。关于企业的集群，一些学者曾作过有益的探索。A.Bernard等（2007）[52]认为：一个公司需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控制过程风险和发展差异因素来吸引新客户；具备异质性、效率高的企业其边际成本较低，可借助规模经济拥有更高的市场占有率；一个地区市场规模越大，其承受本地化竞争的能力就越强，并且还能通过较强的前向关联效应、后向关联效应以及所谓的“学习”效应吸引其他地区的企业集聚于本地区；一个具备较高生产效率的企业，如果布局在很接近市场的高集聚经济区，从事特定行业或领域的专门化生产，就可能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些研究发现对中国建设中小企业、冠军企业的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