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技术与制度的研究成果
技术对经济增长和制造强国的建设无疑具有重大影响，国民的价值观、先进的文化体系也是建设制造强国至为关键的因素。中国建设制造强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技术背后的文化因素和国民价值观。
一 关于技术的研究成果
关于技术的研究，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科学技术问题。在世界发达国家纷纷推行高科技战略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在不断进行科技资源和科技活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陈强、敦帅（2019）[53]从科技资源的内涵入手，讨论过科技资源的共享模式和创新框架，研究了科技资源利用效率和共享配置效率问题。刘佐菁、陈杰（2019）[54]从四个维度构建了一个科技资源配置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实证研究了中国31个省区市科技资源配置水平的状况和差异，发现经济发达的省区市，科技资源配置的水平较高，欠发达地区的科技资源配置水平较低，且地区间差距较为明显。李建辉（2019）[55]运用变量聚类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综合评价系统，对中国科技活动状况及其各子系统的协调度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科技活动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有着较明显的差距，据此提出未来中国需要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坚持科技活动走高水平协调发展之路。秦宇、邓鑫、周慧（2018）[56]从“四元”说的角度将科技资源划分为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四个类型，并利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类科技资源在企业间存在错配现象，不同地域、不同所有制企业科技资源配置存在不同差异，一些行业科技信息资源配置严重不足。因此，主张要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科技项目为纽带链接各科技活动主体，构建以企业为核心的产学研协作机制，搭建科技资源共享和开放平台。陈磊（2019）[57]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时代科技事业的发展模式，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模式从引进消化、模仿、再创新，逐渐转变到集成创新，而后实现在各个领域原始创新的历程。未来中国需要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点，全面推进不同领域新兴科学技术的跨界创新，实施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
科技资源是支撑科技活动，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表现为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规模、结构和使用效率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著名的索罗模型。该模型刻画了经济增长的全部贡献要素，即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资本不断增长，而资本边际生产力会递减，利润减少。因而，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和改变资本与劳动的配合比率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这说明不同的国家劳动力和资本、技术状况不同，选择的经济增长道路应该不同。而保罗·罗默（Paul Romer）对收益增长和经济长期增长进行研究时认为，知识、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技术进步是知识累积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知识分为一般性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性知识对经济产生外部效应，促使全部企业获得规模收益，而特别的专门知识可使经济产生内部效应，让少部分企业获得垄断利润，从而刺激这些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故而知识技术可以作为一种内生的独立因素使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收益递增。新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发现科学技术是造成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国家需要扩大科技资源，提高科技水平，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开展科技创新，推动科学技术的转移、扩散和增值。
其他一些关于科技问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Onder Belgin（2019）[58]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研究过科技资源的配置和研发效率，并据此在区域层面分析创新政策对降低科技活动在区域间差异的问题，认为必须通过一些商业化的政策来增强地区的科技实力和创新实力。Colin H.L.Kennard（1984）[59]较早地研究过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其研究认为，科技进步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催化剂之一，科技进步涉及能源、材料、计算机和高能物理等优先领域的发展，也涉及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相结合的问题，并且还有研发、对外技术引进、利用新技术发展新兴产业等问题，中国的科技政策取得了重要成果，国家的发展规划正试图巩固既有的激励制度。前述的成果表明，科技资源的规模、结构，研发投入等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有着重要影响的，研究科技资源的规模结构意义重大。
二 关于高新技术的研究成果
除了关于科学技术的研究以外，一些学者也做过高新技术问题的相关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劳动生产率、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要素在数量上增加可产生增长效应，技术水平提高可产生水平效应，二者共同作用可推动经济的增长。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就曾研究证明l909—1949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88%是源于技术进步。新古典经济学还强调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干预作用，认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以及效应失效时，或者技术创新的作用和资源无法显著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用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扩大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效应，增强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还有一些学者做过高新技术问题的实证研究。如吴士健、张翼彤、周忠宝（2018）[60]运用省级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问题，其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平均水平较高，成果应用转化的效率高于技术的研发效率；但不同地域的创新效率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地域高技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协调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中国高技术企业的传统发展格局需要重整。钱丽、王文平、肖仁桥（2019）[61]对中国各省市区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了研究，其运用DEA模型测度的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对内资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并不明显，但对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作用却较显著；知识产权保护对内资和港澳台资企业效率具有积极的影响，但不显著。据此认为，要根据区域禀赋和产权差异特征，制定有所差别的企业创新政策；加强对区域高技术企业创新环境的建设，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进行有效的指导、扶持。杨浩昌、李廉水（2018）[62]探讨了中国高技术企业知识与产品创新协同发展能力问题，其研究发现，高技术企业知识与产品创新能力整体上有明显的提升，并且这种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东中西部差别很大，东部地区的能力较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协同发展能力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且较不均衡。故而认为，中国应注重高技术企业知识与产品创新的有效匹配，增强知识与产品创新的能力；统筹兼顾，实施差异性地区政策；集中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协同发展。欧光军、杨青、雷霖（2018）[63]运用生态学原理和集群创新生态链属性，对全国56个国家高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知识创新的协同度、产业创新群落结构效能度、集群开放持续创新度、集群创新生态链等是影响高新区集群创新生态能力的关键因素。中国高新区整体创新生态能力还不强，其创新生态因子缺乏整体协同性、表现出非均衡成长状态。据此提出要筑牢集群创新网络的基础，优化集群产业创新种群结构，建设集群知识创新网络，提升集群创新链协同能力；促进集群嵌入多重创新网络，激发创新生态活力。
三 关于制度与教育的研究成果
建设制造强国，必须深刻认识制度的力量，通过制度改造国民的价值观，构建健康向上的文化体系。制度是要求社会公众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表现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部门或不同的岗位体现为具体的做事准则。制度蕴含着社会价值，其运行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秩序。以凡勃伦（Veblen）为代表的现代制度学派经济学家都认为非市场因素，如制度、法律、历史、社会、伦理、文化等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特别是艾尔斯（Ayres）所著的《经济进步理论：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基础的研究》，还专门从技术进步和社会评价标准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工业化以后的社会演进趋势，他认为，技术进步的本质不在于个人技艺的提高或个人精神的某种表现，而在于工具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方面的变化。
与制度高度相关的是教育问题。教育是社会成员谋求地位、获取尊严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是社会实现公平发展，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制度设置。教育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国家的进步与民族复兴，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文明程度。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教育状况做过研究。祁占勇、杨宁宁（2018）[64]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义务教育的发展状况，认为中国40年的教育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84年的初步发展阶段、1985—2000年的以重点建设为关键的义务教育政策非均衡发展阶段、2001—2009年的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的过渡阶段、2010年以后的以内涵发展为核心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阶段；中国的义务教育未来走向应以结构优化为主要动力机制，以公平优先为首要价值取向，以提升教育质量为全面过程保障，使义务教育朝着均衡而优质的方向发展。傅为忠、赵坤（2018）[65]采用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法，研究了“双一流”背景下中国31个省区市2011—2016年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时空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中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不高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人才汇聚、教育治理和国际化等因素对二者协调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由此主张，要建设科学合理的高层次人才队伍，缩小区域差距实现高校均衡发展。郭建如（2018）[66]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与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学科识别与界定阶段、探索性发展阶段、突破性发展阶段、深化与规范发展阶段，据此提出了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潘懋元（2018）[67]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7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7年、从“教育大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22年、改革开放至今。其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规模大发展，人才培养更加多元化，也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正在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其研究认为，中国要按教育规律办教育，不能贪大求全丧失院校特色；中国高等教育应依靠教师实行内涵式发展；应根据中国国情统筹协调教育资源，激发各类学校的办学活力；要强调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陆静如（2018）[68]研究了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化方面的发展现实，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中存在办学理念落后、引进与输出不平衡、内涵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应树立国际化教育理念，对接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引进与输出的协同发展。
将教育与创新联系起来进行动态或静态研究，一些学者也做过有益的探索。彭正梅、郑太年、邓志伟（2016）[69]研究了国际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在分析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趋势后，提出了加快发展基础教育，培养未来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的对策建议。宋锦萍、刘春芝（2016）[70]分析了英美研究生教育体制，认为其成功之处在于不断积累实践经验，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实现“产、学、研”无缝对接和研究生教育的开放化、国际化等；并据此提出，中国要加强研究生教学质量管理，调控研究生的整体规模和硕博比例，实现学科的均衡发展，特别是要强化市场需求导向和校企联合，促成产、学、研的良性循环，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全面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崔远森、曾利飞、陈志昂（2016）[71]运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源泉构成，发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红利是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其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途径是效率转移、规模经济和工资成本效应等中间要素，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以规模经济、效率的形式产生正向效应，而通过工资成本产生负面效应，教育发展是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转型的重要内生源。方勇（2015）[72]设计了一个职业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测定元素包括职业教育的规模、质量、吸引力，职业教育对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的贡献等，依据这些考核指标，对37个国家的职业教育竞争力进行了评价与排名，分析了世界职业教育竞争力的变动特征与主流趋势。其研究发现，中国职业教育竞争力排名第26位，处于中等水平，中国需要强化职业教育吸引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进一步发挥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陈婷（2015）[73]将中国的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与世界发达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科技创新产业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强，中国必须改革和完善教育模式与教学方法，加强对科技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这是中国提升国家创新竞争力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