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任何时期，青年首先意味着各民族喧嚣的和更为引人瞩目的部分”[1]，这种“喧嚣”与“瞩目”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在大众传媒中的被动地位和角色异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年轻人是被以成人价值观和世界观为核心的父辈文化话语来强行描述的，而非是由他们自己的语言来编码的。当代青年是社会生活的相对弱势群体和符号表征的焦点对象。“在社会上处于边缘的，通常在符号上是处于中心的”[2]，正是当代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的准确写照。他们对自身角色、地位和身份认知的改变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时代的变迁。他们对改变现状的表达欲望，体现在行为上就成为对自身角色和形象的解构与重构。新媒体技术重构的公共空间几乎向所有青年群体开放，而他们利用图像符号、青年亚文化、城市空间所进行的媒介实践与表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互联网络技术带来的新技术手段和技术装置来实现自我界定、自我言说、视觉呈现的，因而拥有更多个人主体的言说权利。从青年媒介实践的文献成果来看，当代青年的媒介再现呈现出娱乐化、标准化、妖魔化的趋势，性别认知方面出现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现象，媒介建构仍以单向传播的传统媒介为主要途径。在青年亚文化领域，仍有学者简单地认为当代青年另类、张扬、叛逆的行为举止是对主流文化或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抵制或反抗，而未注意到后亚文化最新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启示意义。在视觉建构方面，视觉文化转向蕴含着深刻的民主、自由的力量，尤其是新媒介所带来的技术支持，为当代青年利用图像符号、青年亚文化和城市空间来重构意义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力量和更为宽容的社会氛围。媒介形象建构的缺陷、青年亚文化的发展、新媒介的兴起，为当代青年的网络生活既提供了现实动因，又提供了理论支撑，更为其目标的实现创设了技术机制。不仅如此，社会形态的更迭与青年主体性意识崛起为当代青年建构自身形象铺设了不同以往的社会背景。

消费社会为当代青年媒介呈现的勃兴提供了最有力的推动，也深刻改写了形象自身的运作方式。图像符号、青年亚文化、城市空间均能以商品形式出现，这使他们的媒介形象自我建构得以实现。将研究视角投向媒介形象建构，则会呈现出一幅有趣的画面：青年与大众传媒建构出相互差异的当代青年形象。在其过程中，建构主体各自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影响深度和广度各有多大，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发生，建构过程中显现出的意识形态是什么等问题，迫切需要得到回答，而现有文献尚未系统、全面地予以剖析，由此形成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命题。另一方面，当代青年主动地将自身建构为图像符号与媒介事件，邀请家长、大众媒介、社会大众来进行解读。这个群体由于所处成长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性，而对外界所建构的视觉形象有着自身的理解和体会，并通过自己的方式纠正、解构，甚至重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斯图亚特·霍尔）、《消费社会》（波德里亚）、《景观社会》（德波）、《流动的社会》（鲍曼）、《第二媒介时代》（波斯特）、《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查德威克）、《视觉文化的转向》（周宪）等著作尽管未曾直接谈及当代青年群体，但仍能从中解读出新的社会形态、文化形态、新媒介技术对这个极其敏感、开放、具有强大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群体所赋予的建构力量。长期以来，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部分青年从青年问题的主体话语中缺失，而青年亚文化研究者并非实践者，这种现象容易导致话语权的错位。有学者对此的结论是“长期以来，我们研究青年问题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话语来自于官方和主流文化，并以此建构青年亚文化，而亚文化实践的主体恰恰是缺失的”[3]。显而易见，把年轻人当作社会主体去分析社会问题，就需要采用不同的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对此，脱离所谓权威、传统的主流话语，建构新的话语方式迫在眉睫。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他人建构的媒介形象解构与重构出发，当代青年自我建构其媒介形象拥有原生的、强大的自觉意识和技术力量，这种意识和力量一旦为青年所体验和运用，旋即会对本人、家庭、学校、传媒、社会大众产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