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空间·文化:青年的媒介表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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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当代社会的深刻转型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似乎每一次媒介技术的巨变,都会给人类带来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正如火种的诞生,青铜器及铁器的发明,蒸汽机、电力的诞生一样,互联网自1969年诞生以来,已经迅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引擎。特别是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互联网日益成为新的生产生活空间、新的信息传播渠道、新的文化传播平台,正在全面融入和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整体进程。

一 新科技革命驱动下的社会深刻变化

如今的中国,新科技革命的势头似乎已经势不可挡,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其大大影响。而上升到社会治理层面,我们也可以发现,无论是从社会发展还是社会管理,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驱动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型。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去中心化。互联网普及之前,中国社会,尤其是媒介社会中是存在信息垄断的,主要话语权掌握在传统媒介手中。而移动互联网的深度变革,使得这样的垄断逐渐消失,社会话语权逐渐“下放”,网络议题也逐渐分散开来。过去依靠信息垄断而占据社会中心的传统格局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中心”的全新局面。这种社会发展趋向即所谓“去中心化”,或者说,社会出现了原子化、碎片化。曾经有学者用古代“媒婆”的比喻来描述去中心化的全部过程。在信息沟通不畅的时代,媒婆即是婚恋的中心,但随着信息的逐渐发达,大家都可以自由恋爱,媒婆这种职业也变得可有可无,直至逐渐消失。另一个层面,人人都是中心即没有中心,所有人均可以在互联网中平等发言,所有的群体都可以极度顺畅地提出自己的个人或群体诉求,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此得到充分彰显。

图0-1 去中心化
图片引自http://www.ctoutiao.com/108291.html。

二是去神圣化。所谓“神圣化”,是人们在不能准确理解和驾驭某种力量时,便会在其头脑中形成针对这些力量的虚幻反映。而“去神圣化”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社会的进步,人们开始逐渐相信自己可以驾驭这种社会力量,以至于这些力量失去了原有神圣的性质。

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其带来的去神圣化效应,正在当代中国的各个领域凸显。一方面是知识的去神圣化。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所有人都可以利用各种先进媒介方便快捷的获取知识,甚至小学生、婴幼儿群体都具备一定层次的媒介素养,能够很快地学会媒介的使用方式,进而获取信息,表达自我,形成群体的文化圈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已经不再为自己有限的记忆力而发愁,任何无法解决的事情,都可以靠“百度一下”解决。甚至,人工智能、大数据带来的新兴媒介产品已经可以替代人脑进行思考,帮我们进行“傻瓜式”的决策。所以,人们的自我意志识到加强,开始不断地尝试认识社会、掌控社会,自然而然便失去了对知识的崇拜和敬畏。从这个角度来讲,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去神圣化”进程,是传统教育无法比拟的。另一个方面即价值的去神圣化。网络社会的多元价值影响巨大,网络特有的亚文化、外来文化以及不断更新的原生文化使得我国社会出现了价值混乱甚至虚无、颠倒的状况。有学者曾论断,在当今中国,价值的神圣光环已经不复存在,价值也不再是人生追求的目标。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等现象盛行,这些都是价值去神圣化的典型表现,也是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弊端之一。

三是去权威化。所谓权威,简言之,即权力和威望。具体而言,它是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传统媒体时代,特定的社会力量可以利用“把关”手段,在信息传播以及议程设置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塑造权威,维护权威。但移动互联社会,由于去中心化的特征,使得媒介传播逐渐变得独立。媒体逐渐发现,可以依托政治力量、资本力量等要素生存。所以,个体在信息传播中地位的提高,使得在传统媒体时代单一被动的受众群体逐渐开始生产信息、主动传播信息,甚至成为意见领袖。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权威地位逐渐被侵蚀,普通大众开始摆脱信息权威的束缚,开始在网络空间中拥有无限的自主性,甚至采取主动的对抗性立场。如此一来,传统媒体传播过程中为塑造权威、维护权威而造就的媒体规则被彻底颠覆。

四是去中立化。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态度是多元的,甚至有些“消极”。如果没有互联网,多数人都会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事件。但在网络空间中,人们似乎学会了“站队”“选边”,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大的热点事件还是小规模的讨论,似乎都存在着明显的“两极”。在这样的状况下,网络暴民出现的概率大大增加。而且,互联网空间中非理性的极端情绪,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互联网上随处可见的“粗口”“围观”“对骂”,不顾他人隐私权的人肉搜索等,都可以看作是人们态度去中立化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互联网热点事件中,呈现出“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趋势。尤其是针对热点群体,如官员、明星、富二代、大学生等,抑或热点事件类型,如拆迁、校园暴力、犯罪等,似乎越极端化的言论越能得到支持。这样的趋势甚至走出互联网屏幕,在社会中高度蔓延,致使整个社会戾气十足,极端事件频发。

五是去差异化。虽然在当代中国现实的社会空间中,性别、年龄、地域、阶层、声望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等的影响,尽管在急速行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开始有所减弱,但那些差异所产生的影响仍然存在。与之不同,在互联网这一全新的空间中,性别、年龄、地域、阶层、声望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等的影响急剧减弱,这在“80后”以及“80后之后”的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在互联网中,一切年龄、阶层、收入等因素的差异都可以达到最小化。本属于不同群体的人通过网络渠道,实现了顺畅、无差异化的交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学教授与小学生同属一个“粉丝群体”,影视明星与草根同属一个文化圈层。我们永远不知道,在电脑屏幕的对面,与你深入交流的是怎样的一个人。过去横亘在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在这一刻被瓦解,文化的多元化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互联网空间中无差别化的平等并不等于现实社会的平等,但人们一定会有把互联网空间中的平等引入现实社会之中的冲动和动力,而且互联网为此提供了强大的动能。

六是去时间化。这主要是指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带给人们交往和信息传递的迅捷性。在互联网环境中,时间已不再是人们交往、交流的障碍。可以看到,无论是世界哪一个角落发生的任何事情,只要有新媒体,它就会得到迅速的、裂变式的传播。这也就是说,信息的传播基本上没有了时间差,一切都是同步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为社会舆论、政治议题的迅速形成创造了条件。当然,这也要求政府部门必须有对舆论和议题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队伍如此庞大而又如此勤奋的网民,再加上互联网的即时性,对于政府的社会治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 当代媒介社会的典型表征:泛媒化与可视化

(一)泛媒化

传统思维中“媒介”和“非媒介”的边界正逐步被消解,“一个万物成为媒介的泛媒化时代,正在到来”[4]。泛媒化模糊了媒介“是”与“否”的界限,让一切事物甚至人本身也成为媒介,这使得当下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已经或者即将被重构。重构的人际关机与人机关系,是新媒介技术发展的方向。作为现代传播体系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与物之间的种种关系。有学者在谈到“现代传播体系”的本质时,认为“应是现代传播关系与现代传播手段和渠道的结合,其实质也是一种‘人—机过程’”[5]。这个“人—机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与物之间各种关系嬗变的高度概括。泛媒化是指一切物体(包括人本身)都潜在地成为信息传播媒介的发展趋势,它是通过传感器、人工智能、云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来实现的。利用传感器、射频技术、红外接收装置、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装置等设备和技术,把人和物体进行连接以互通信息,就可以实现人与物体之间的“对话”或“沟通”。这是物联网的基本建设思路,也是把一切物体变成媒介的技术逻辑。人工智能赋予计算机以人类智慧,让计算机能够模仿甚至超越人类认知能力而变得智能化。目前,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相互支持、彼此融合,共同让智能物体变成现实。以云计算和云存储为主要构成部分的云技术,把个人终端实现的目标转移到网络服务器中,建构起一个庞大的巨能计算机体系,让海量任务在瞬间完成。

图0-2 万物皆媒,人机共生
图片引自http://finance.sina.com.cn/wm/2017-04-22/doc-ifyepsra5076017. shtml。

如果说物联网让物体变得有智慧,人工智能让计算机变得更“人”化,那么云技术则支持前两者的实现。在传感器及其他相关装置的连接之下,任何人和物体都被纳入到物联网范围、被人为地赋予了人类智慧、被接入到云网络中,人和物被转换成了相互连通的信息传播媒介。“装有传感器的一切‘物体’,都可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与传递者,有些物体还可能成为信息的呈现终端。而在身体上安装了各种传感器的人,也将被终端化。”这个转换过程,实质上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新技术中,人与物的关系被重构,人际关系和人机关系被新技术重构为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复杂关系被重构,正是泛媒化趋势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在信息传播领域,这些复杂关系可以用物体人性化和人体终端化来概括表述,媒介与非媒介的界限被打破,语音输入、体感技术、皮电传感器让声带、身体、皮肤成为信息传播媒介。人不再是物体的拥有者、控制者,也成为物体本身——一种传播媒介。就信息传播过程来说,人与人的关系,在新技术条件下也可以被视为物与物的关系。唯有如此,万物互联才能真正实现。用来传递信息的媒介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介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物体都有可能被转换为信息传播媒介,甚至被植入人类智慧。在新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冷冰冰的物体被转换成了信息传播媒介,甚至被赋予了人类智慧。物体人性化、媒介化,使人类社会的价值被让渡到物体之上,媒介—物体间的转换让信息交流更广泛、更深入。另一方面,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重构也体现在人体终端化上。泛媒化趋势的重要体现,就是人自身也变成了媒介。人体媒介化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利用传感器或可穿戴式设备,人类思维被物化成媒介信息。利用传感器或可穿戴式设备,人体数据与大数据终端连接,人体本身成为数据来源。更值得关注的是,通过传感器传输的眼动、脑电波、心跳、血压等数据成为人类思维的表征指标,人类思维在后台终端那里可以转换为具体数据。这个转换过程,可以用“人体终端化”来表征。已经进入商用阶段的各种智能穿戴设备,如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智能手机等,通过感应装置和APP采集、分析各种人体数据,健康、医疗、运动、娱乐、通信等产业服务渐成商业模式。人类思维的“终端化”,实际上是把人的内在思维活动、认知行为从隐秘状态变成可感知、存储、传播、加工的媒介信息。通过与外部智能装置的链接,人类思维成为物联网中的一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体本身也被物化,因而成为信息传播媒介的一种形态,“人是媒介的延伸”深刻地反映出人体媒介化终端化的趋势。其二,人体器官被媒介化而形成新的媒介。VR和AR的技术逻辑,就是把肉眼转换成了图像投射的媒介,通过视神经向大脑中枢神经传递信号,在大脑中建构了来源于真实但却超越真实的虚拟场景。从事AR(虚拟现实增强)技术研发的Magic Leap公司推出的一款AR头盔,让全息视像投射于真实世界中,使视网膜变成了“显示器”。方兴未艾的各类应用装置,已 经让VR、AR、MR成为资本追逐的热点,也使它们快速走入日常生活。不仅如此,智能装置和智能软件的语音控制和语音输入、体感技术、皮电传感器让声带、身体、皮肤成为信息传播媒介。人不仅是物体的拥有者、控制者,也成为物体本身——一种传播媒介。就信息传播过程来说,人与人的关系,在新技术条件下也可以被视为物与物的关系。唯有如此,万物互联才能真正实现。

(二)可视化

与泛媒化紧密相关的媒介技术发展趋势是可视化。海德格尔对此有过精辟的论断:“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这可以理解为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倾向于全面、深刻的图像化。可视化不是简单地指原来看不见的事物现在变得可见,而是指以文字为核心的印刷文化或概念文化向以图像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的转向,它深刻地揭示出视觉范式的当代转变。必须指出,视觉范式包含着一对深刻关系:特定的视觉范式会产生特定的图像形态及其理解方式;同时,特定的图像形态也会催生特定的视觉范式。伯格对此的理解是“每一影像都体现一种观看方法”,周宪的界定更为直接和浅显:“视觉范式是一个关系概念,既包含了视觉主体眼光,又包含了与这样的眼光相对应的图像类型。”[6]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出现各式各样全新形态的影像类型,人们的视线产生变化,习惯了新的影像形态并形成新的视觉经验。同时,这些新的视线要求视觉文化生产更丰富的影像形式和影像内容。

当代社会,视觉范式经历了一系列转变。其一,从不可见转变为可见。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让曾经不可见的事与物都能被看见。视觉技术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让外部社会和内心世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的过程。本雅明用“技术性观视”来界定这样的观看行为,而它正是在新媒介技术条件下所形成的视觉经验。人们利用这些视觉经验,或主动或被动地期待着利用视觉技术看到原来没有看到的内容,这些期待又反过来刺激商业资本对先进媒介技术的追求。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媒介技术实质上就是视觉呈现技术,观视行为就是媒介接触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能看到什么,不取决于他们想看到什么,而取决于他们能接触到的媒介是什么。正是在这样的技术环境中,以“大智移云”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无一例外都把视觉呈现作为最终的技术逻辑。其二,从相似性转变为自指性。图像数字技术的出现,消解了图像与其再现或模拟的对象之间的接近性或一致性关系,图像符号的“自主性”越来越成为当代视觉文化的重要特性。“相似性不再是图像生产的基本法则,符号可以依据自主原则来塑造,或者说符号本身变得越来越自在和自为了。”鲍德里亚用“拟像”概念来描述图像与本真的超越关系,或者说“比真实还真实”的一种模拟。当下,VR(虚拟现实)、AR(增强虚拟现实)、MR(混合虚拟现实)以及迪士尼、好莱坞大片、电脑游戏、广告等,都在技术场景或屏幕场景中实现了“拟像”对真实的超越。数字特效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眼中的世界可以不再依赖现实的人与物而获得了自主性。相应的视觉经验,让人们沉迷于比真实更真实的场景中,以至于有学者发出“景观”(spectacle,也译作“奇观”)[7]的警醒。其三,从内容主导转变为形式至上。相似性到自指性的转变,换一个角度审视,也就是从内容主导向形式至上的转变。在影像符号那里,这种转变可以简单理解为从“看什么”向“怎么看”的转变。从技术性观视来说,“怎么看”意味着利用视觉技术或视觉媒介实现观看的依赖性大大增强,人们看到什么实际上依赖于他们利用什么媒介来看。正因为如此,最新媒介技术让人们观看外部世界越来越清晰,也让人与物理世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直至消失。“高品质的界面容许人们毫无痕迹地穿梭于两个世界(物理空间和赛博空间),因此有助于促成这两个世界间差异的消失……界面是人类与机器之间进行协商的敏感的边界区域,同时也是一套新兴的人机新关系的枢纽。”[8]“界面”“膜”以及技术性观视为理解当代视觉经验提供了鲜明的路径,也迫切要求视觉文化提供更多、更清晰、更“真实”的影像内容。在这样的技术逻辑里,“看什么”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怎么看”成为新媒体时代至关重要的任务。其四,从“静观”转变为“震惊”。有学者“选用‘韵味’与‘震惊’这样两个概念来分别描述从传统到现代的视觉范式”。如果把“韵味”理解为“静观”,传统社会的视觉范式就意味着膜拜、距离、理性,而“震惊”则指向娱乐、参与、感性。转向“震惊”式的视觉范式,绝不仅仅是观看方式的变化,更是一种观看体验的转变。互联网络中的清晰图片、微小视频,谷歌地球中的卫星地图,电脑游戏中的超清画面,奇观电影中的超真实场面、超真实的虚拟现实场景,无不在吸引着观众的眼球,刺激着他们更广泛、更深入的观看欲望。本雅明所谓的“复制技术”,置于当代技术环境中就是视觉媒介技术的隐喻,也是当代观众视觉经验的真实体现。正是在全新视觉经验的推动下,各种视觉技术不断更迭,视觉媒介持续泛化,“震惊”式观看体验不仅要求内在感受的持续满足,也渴望着外在视觉内容的稳定供给。这样的视觉范式转向,实质上就是“从理性的、中心化的和有秩序的视觉观念,向感性的、碎片化和非中心化的视觉观的转变”。复制技术,或视觉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迅速普及,突破了图像的种种限制,无法计量的影像涌向我们、包围我们,使我们无处可逃。在这样的情况中,人们把正置身的这个社会称作“读图时代”,以此来强调影像在当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循此逻辑,影像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信息传播角度分析,可视化趋势导致受众信息处理观念和经验发生极大变化。

图0-3 虚拟现实技术
图片引自http://news.expoon.com/c/20160127/138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