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讨海南特别关税区的日日夜夜

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是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提出的。作为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从我第二次到海南，就紧锣密鼓地参与海南特别关税区的研究和研讨工作。

1.特别关税区研讨的几个阶段

从1987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在海南办全国最大经济特区到1993年年初的海南建省，这第一个五年中，特别关税区的提出、研究、研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从1987年10月中央十几个部委领导会集海口讨论研究海南建省办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到1988年1月中央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决策海南特区的重大方针政策。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搞一个更大的特区的战略意图，中央曾经提出，为实现以利用外资为主加速海南的开发建设，把海南推向国际市场，要在海南岛的周围设关，把海南从全国统一的关税区体制中划出来，建立“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第二关税区。由于当时海南处于筹备建省办特区阶段，对如何办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缺乏经验，担心一下子设立第二关税区外资会不会很快进来、内资进来会不会受影响、岛内物价飞涨怎么办等问题。鉴于这些考虑，海南向中央建议，等经过一两年准备以后再正式设立第二关税区。

第二阶段，即从1988年8月底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到1989年1月，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向中央请求在海南设立特别关税区。从1988年4月正式建省办经济特区到当年8月的很短时间内，海南上下普遍认识到，要使海南特区比其他特区更“特”，仅仅靠某些具体的优惠政策还不够，必须要创造更加开放的投资环境。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全体代表的呼吁：海南特区更“特”的标志是实现人员、资金、物资进出的“三个自由”，实现这“三个自由”的根本出路在于设立第二关税区。这一呼声，写进了许士杰同志在第一次省党代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

在此之后，由于全国开始了治理整顿，海南经济特区的许多优惠政策难以得到落实。在这种情况下，海南怎么办？根据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1988年11—12月，海南省委省政府用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组织了专门的研讨小组，集中讨论建立特别关税区的若干问题。研究小组组长由许士杰书记直接担任，研究小组办公室主任由我担任，办公室负责研讨会的组织协调和文件起草。我记得，在这两个月期间，省委先后召开6次常委会讨论方案，最后，省委、省政府形成了一致意见：向中央正式请求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12月21日，海南省委省政府正式形成了《关于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请示》和设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总体方案以及9个附件。省委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许书记带队，组成海南省经济考察团前往泰国、新加坡等地，主要目的是去东南亚看看，公布建立特别关税区以后，外资特别是大的财团到底会不会进来。另一路由刘剑锋副书记带队，12月底前赶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关于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请示》。

第三阶段，即从1989年年底到1991年年底，由于一些情况变化，建立特别关税区处于一般性研究和议论阶段。两年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议论始终没有停止。面对新的形势，1989年年底，在许书记的倡议下，海南提出了海南特区发展的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即关于贯彻落实24号、26号文件的方案。这个方案在概略分析建省办经济特区两年来实践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贯彻落实24号、26号文件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按照这一方案，海南经济发展仍可以在最初几年时间以略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发展，实现10%左右的GDP增速。第二种方案，即关于在贯彻落实24号、26号文件前提下建立几个经济开发区的方案，并实行比24号、26号文件更加特殊的政策。若实行第二种方案，预计可以带动全岛GDP增速年均达到15%—20%。第三种方案即建立特别关税区，这是一个使海南经济特区更加开放，加快开发建设速度的方案。如此，最初几年可以实现GDP年均20%以上的增速，实现中央提出的5—8年赶上全国平均水平，10—15年赶上东南亚四小龙的发展水平的目标。

第四阶段，从邓小平1992年年初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至1993年年初，海南上下形成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研究、议论热潮。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在海南再造“社会主义香港”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社会普遍讨论的热点问题；学术界、企业界也举办各类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研讨会，在社会各方面引起强烈反响；省委省政府把研究海南特别关税区问题重新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1992年上半年，经省委常委会几次讨论，形成了一致意见。当年8月8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再次向中央呈送《关于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请示》（琼发〔1992〕21号）。请示中提出，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就是充分利用海南独特的地理条件和资源优势，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特别关税制度，并相应采取世界上通用的自由港经济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大量吸引外来资金，以高投入带动高增长，推动海南经济全面高速发展，实现中央把海南建成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战略意图。

1993年以后，由于形势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海南特别关税区研讨画上了句号。

2.知难而进 为探索特别关税区不懈努力

经常有人对我说，“老迟，海南的事儿真难啊！”建省之初研讨特别关税区，面临各种障碍和不利因素，真的很难。海南和其他经济特区相比，底子薄、起步晚，又受到了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都有不利之处。这其中有观念上的问题、体制上的问题，也有利益上的问题。要转变人们的观念、理顺各种体制，照顾各方面的利益，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把握有利条件，又清醒地估计不利因素，实事求是、抓住时机促成海南特别关税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从另一方面来说，按照自由港模式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不仅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而且对促进全国改革开放有利，对加快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有利。因此，建立特别关税区符合中央扩大开放的战略意图，有利于推动海南生产力发展，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实际工作者，有责任大胆地、积极地去推动。要做成这样一件创举，关键在于要积极主动地争取、敢冒风险地尝试、敢于承担地试验。即便在某些方面有小的失误，只要不影响大局，收回来便是，这不正是改革开放的精神所在吗？所以，时任省长刘剑锋同志有个提法大家都很赞成：“铁嘴钢头往前拱。”

往前拱，真的是那个年代为建立特别关税区努力奋斗、拼搏的形象写照。如何推动建立特别关税区？这里也讲两个小事。

1988年夏天，许书记委托我主持起草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报告。连续工作了三天两夜，我们形成了《放胆发展生产力，开创海南特区建设的新局面》这份报告。报告鲜明地提出，“要重点研究和制定有利于境外人员、外汇、货物进出自由的各项具体政策。我们的政策‘特’不‘特’，取决于‘三个自由’的开放程度，只有对外更开放，更自由，才有利于吸引外资。为此，要创造条件建立第二关税区”。第二关税区（即后来所说的“特别关税区”）写进了海南省建省后的第一次党代会报告。这份报告得到了全体代表的高度赞赏。

在我代表秘书组向主席团汇报参会代表对报告修改意见的时候，我说：“有37处地方可以做一些文字性的修改。”许书记把我拉出去说：“修改什么？一个字都不能改！”我说：“许书记，党的十三大报告听取各方意见还改了上百处啊。文字、标点符号、修辞的这些修改意见也可以吸收嘛。”许书记说：“福林同志，要讲政治，我们要的是方向，不是个别文字的修改！”

第二个故事，是省委省政府第一次请求搁浅后，我们仍然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海南关于建立特别关税区的意见。1990年，我以“特别关税区问题研讨小组办公室”的名义，形成了一份题为《关于尽快设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几个问题》的材料递交到了中央某领导办公室。1990年夏天的一天，我接到中央某领导办公室主任的电话，电话中要我深入思考四五个问题，即特别关税区对内地尤其对深圳等特区能形成多大的冲击？海南的条件到底怎么样，会做到什么程度？他要求我认真准备，过些天，中央相关机构会通知我到北戴河汇报。可惜，由于1990年武汉发大水及其他原因，我未能接到去北戴河汇报的通知。

3.创办中改院 为特别关税区鼓与呼

1990年以后，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筹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建院当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海南走向大开放、建立特别关税区热忱、高亢地鼓与呼。

1991年11月1日，建院当天，中改院举行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暨海南对外开放战略研讨会，重点研讨设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可以说，这个会议在海南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这个会议的层次较高，中央相关部委的几位领导和数十位重量级专家都参加了研讨会。海南省委书记、省长等也参加了会议。二是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大家深入研讨海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思路和实际措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研讨海南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这个会议，不仅在海南引起很大反响，而且在全国反响都较大。在那个特殊年份，又一次掀起了岛内外关于海南实行大开放的热烈讨论，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南日报》以及香港的《文汇报》等都对此作出大篇幅报道。

1992年5月，中改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海南厅举办《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会，数十位相关部委的领导和经济学界的重量级专家都参加了此次会议。这也是迄今为止的30年中，中改院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唯一一次的会议。

1992年7月1—2日，中改院在海口举行了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国际咨询会，除中方的重要专家外，还有几位国际专家参加，目的是就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的重大问题进一步听取国内外专家的意见。经过2天深入的讨论，大家完全赞同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到了应当决策、抓紧行动的时候了。

回想起来，建省初期研讨研究海南特别关税区那段岁月，曲折坎坷但又风风火火。由于种种原因，确实错失了重大历史机遇。但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激情澎湃。虽然很难，但奔着这样的目标，本着这样的精神、责任感，为之奋斗过、努力过，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