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为什么来海南

1987年年底，我作为第一个从中央机关下派到海南的干部。原本计划在海南只工作2年，没想到一晃儿就是33年。时间过得这么快，过程也这么坎坷。刚到海南时，有人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海南？”当然，近两年也有人问我：“你怎么那么有眼光，选择了海南！”

我为什么来海南？为什么选择海南？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亲身感悟“改革开放决定国家未来”。鉴于此，我将投身改革开放事业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并选择海南这片改革开放热土，为之竭心尽智。家国情怀、执着精神，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献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精神支柱。

1.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投身改革开放事业

1951年，我出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市。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我，切身经历了曲折坎坷岁月，又有幸见证了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经历都深深刺激了我、感染了我。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改革开放没几年，基本上解决了老百姓吃不饱饭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年代，我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给国家与民族自强、给老百姓生活水平带来的巨大变化。正是基于此，自觉参与改革、奉献改革，不仅成为我几十年来的主要工作，而且成为我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

1968年1月，我参军入伍，成为沈阳军区一名学习外语的学员。在那个年代，能在部队里学习外语，是一种幸运。1970年12月，我告别了之前的工作岗位，到部队政治处担任新闻宣传干事，1971年年初被送到《旅大日报》（也就是现在的《大连日报》）学习半年。从山沟里出来的我，开始真正地接触新闻、接触社会，开始了对国家命运、对社会未来的思考。

1976年10月，我从沈阳军区调入国防大学（当时称“军政大学”）。由于我学过两年日语，被分到了外国军队战略教研室。这个教研室在当时可是个热门的“香饽饽”。虽然外军教研室很吃香，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一直在思考，国家百废待举，需要变革。我意识到自己应当从事现实问题研究。从这一点看，可以说我得到了时代给予的一个机会。

在我的一再请求下，在外军教研室待了半年后，我被调到政治部当宣传干事，后来又到马列教研室当教员，开始系统学习研究科学社会主义。这段时期，我迸发出极大的学习热情。国防大学的同事说，“小迟的办公室总是灯亮到深夜”。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感到耽误了太多学习时间，不得不争分夺秒！

1979年下半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进修，开始了在北大国际政治系为期一年半的学习生活。能得到这个机会，个中苦辣此不细说，但我真是倍加珍惜，拼了命地学习。我是穿着军装、以进修教师的身份来到北大的，在国际政治系主要跟78、79级两个班。北大的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给了我很深的思想启蒙。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老师的支持下，一年半的时间，我除了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还跨了哲学系、经济系，考了18门课程，又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用了半年时间通过了其余6门课程的考试。后来，北大破格给我颁发了本科同等学力证书。

1984年，我考入中央党校攻读研究生。记得刚入校两个月即当年“十一”后，中央党校召开了一次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研讨会。会上，王珏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特级教授、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发表演讲，我作为学员代表也做了发言。我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议论，经整理后发言稿在中央党校校刊上发表。会后，王珏老师找到我，希望我多关注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后来我被推选为中央党校理论部学术组组长，开始重点探讨和研究改革问题。

通过前期在部队和北大学习时的思考和积淀，到了中央党校学习以后，我的角色似乎一下子就变了，与其说是学生，不如说是冲在改革前线的一名战士，对改革的研究开始起航。从那时起，我开始专注于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在这一时期，老一辈经济学家的严谨治学对我影响深远。比如，王珏教授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关于股份合作制的理论研究，都给我很大的启示。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研究邓小平改革思想，在中央党校积极开展改革相关的讲座和改革研讨等。记得一个晚上我作的改革专题讲座，场面十分火爆，听讲座的人络绎不绝，有的领导干部没有座位就坐到水泥台阶上。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成长，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求学之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我，找到了自己人生事业的方向和志趣。经历过吃不饱饭、捡粪拾柴的年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尤其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伟大转折，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来之不易，感受到改革开放的艰难、复杂，感受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国家强大。因此，我从30多岁起到今天从事改革研究近40年来，从未懈怠过。中央党校的一位老领导曾鼓励我：“福林，做改革开放的研究，就是给老百姓做最大的善事。”我的一生、我的追求、我的行动也与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

2.在中央机关了解中央建省办特区战略意图

1986年10月初，我还在中央党校读书时，接到中央通知，抽调我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做改革研究工作。有了前期的铺垫和准备，一下子研究视野全面打开，开始了国家层面的经济与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放眼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海南的改革开放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大背景下起步的。海南这一“更大的特区”的建立，是邓小平同志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全局布下的一颗重要棋子。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开发建设海南岛的战略思想是早已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从创办“更大的特区”、开创“很了不起”的事业到实现“很大的胜利”，是深思熟虑、精心构想的一个杰作。实现邓小平同志办好海南“更大的特区”的战略构想，完成这一项“很了不起”的伟大事业，出路在于尽快建立起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大概是1987年10月底左右，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领导向我讲述了一件事情。中央要开一次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请我所工作的办公室提出一份材料，即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意图，海南经济特区应该怎么办？办公室提出的一个思路建议是，在海南建立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自由贸易区。据我所知，会议邀请了海南建省筹备组主要负责人许士杰和梁湘同志列席。正好，他们就住在我们办公所在的中央办公厅厂桥招待所。针对“建立社会主义自由贸易区”，产生了一个“先喝‘洋奶’还是先喝‘娘奶’”的讨论。会上，梁湘同志担心，能不能请专家先做个讨论研究。他担心的是，海南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如果很快把海南推向国际市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会不会外来资本一时进不来，国内投资者又受到限制。

3.许书记请我来海南

1987年11月的一天，许士杰同志在京找到我，“福林同志，海南要办大特区了，要搞自由贸易区了，怎么样？你来跟我一起干几年好不好？”我回答他：“许书记，我还穿着军装。”他说：“这有什么呢？你要是同意，我找你们领导说！”我说许书记您不用去找，我去找领导当面汇报。我向他表了态：“许书记，请让我考虑。如果我决定了，我会下决心跟着你。”

当时，我感到海南马上要成为改革开放的一片大热土，充满着希望，但我又有点犹豫。因为这个时候我还穿着军装，还在中央机关工作。这是一个临时机构，不是常设机构。所以，到底去不去，成为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选择题。后来，我去找了办公室领导，跟他汇报了我的想法。他问我：“你是不是下决心了？”我说：“我下了决心了。”他又问我：“你对海南有多少了解啊？”我说：“我了解得很少。”他不吱声，“你再仔细考虑考虑吧”。

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三大结束后，11月9日晚，受中央领导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十三大报告起草组同志，为党的十三大顺利召开举杯。没想到，席间我的领导向大家当场宣布，“迟福林要到海南去了，两年后必须回来！”

我还记得，晚宴上宣布这件事情后，中办领导拉着我，说“福林同志，你一会儿有事儿没有？怎么样，陪着我去打会儿乒乓球”。没打两下，他对我说：“福林同志，刚才宣布这个事儿，你真的想好了吗？”我说：“我本来是征求他意见，我没想到他直接宣布了，既然这样，我就坚定地去。”他接着说：“我建议你仔细考虑一下。你现在的工作单位目前还是一个临时机构，你还是个军人。尽管你是代理组长，但是职务还没有解决啊。”我说：“我就不想这么多了，既然已经宣布了，我就去吧，就去两年。”他说：“你真的下决心了？”我说：“我真的下决心了！”

30多年后回想起那个晚上，我充分理解和感恩这位领导的好意。直到今天，我也感谢他从关心我的角度说的这一番话。但是，当时作为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一名青年人，真的感到海南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回看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安徽创造了包产到户的模式，江苏创造了乡镇企业模式，深圳创造了经济特区建设的模式。那么，海南就是要创造“社会主义自由贸易区”的大开放模式。海南岛是一张白纸，一切从头开始，它应该是改革开放最好的一块试验田，这张白纸上能够写出好的文章，这片土地能画出好的图画。

4.下决心脱下军装 投身大特区

从中央机关到海南工作，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军人变成老百姓。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下通知给国防大学办理我的转业手续。1987年12月21日，我到国防大学转业军人办公室，当时一位姓李的主任对我说：“迟福林，你这个情况很特殊啊，中央通知我们给你办转业手续，这样校党委也不用讨论了，就同意你转业了，咱们现在就办手续吧！”不到十分钟，国防大学就把我的转业手续给开出来了。接着，我拿着转业手续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从国防大学赶到了国务院军转办，又带着国防大学的转业通知书和国务院军转办的同意函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

没想到，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办理手续的一位女同志问我：“你是哪一个迟福林？”我说：“还有一个叫迟福林的吗？”她说：“我们这里有两个迟福林。”我问：“什么意思啊？”她说：“一个是国防大学给的进京指标的迟福林，一个是中央组织部通知进京的迟福林，你到底是中央组织部的，还是国防大学的呢？”

我一下子就傻眼了，“还有这样的事呀？我既是国防大学的，又是中央组织部通知我转业的，是同一个人”。“太可惜了，那你就浪费一个进京指标啊！”那个年代，一个军人拿到进京指标谈何容易。后来，又是不到十分钟，我就办理好了进京手续。那位女同志告诉我，“赶紧去国防大学所在的海淀区红山口派出所办理你的户口簿吧！”这样，我下午从北京市公安局大概又骑了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到国防大学。派出所办理手续也很简单，没有问什么，就给上了户口。

不到一天时间内，我从国防大学到军转办，从北京市公安局再到红山口派出所，穿了20年的军装，当了20年的军人，就这样一下子脱掉了军装，变成了一个老百姓。说实话，真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有点恋恋不舍。但是，当年真的是说做就做，说干就干。12月21日办理完转业手续，23日我就来海南报到了。

那个时候在我脑海印象中，海南岛应该是热带风光、旖旎绮丽。可是，一下飞机，第一眼印象跟我想象的海南岛有很大的差距。当时的飞机场在市中心，机场很小，出机场的路也很窄。出了机场，呈现在眼前的尽是破烂不堪的街道、乱哄哄的交通秩序。那时候的海口，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

下了飞机后，我被接到了省委招待所13号楼，住进了一个四人间。我问：“许书记呢？”他们告诉我：“许书记不在，他和梁湘同志在三亚陪着中央领导同志视察，你等等，等几天就回来。”

过了一天，当时一位海南建省筹备组成员、过去海南行政区的主要领导带着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来到了我的房间。正好宿舍没有人，他们问：“迟福林同志，你干吗来了？”这一问，问得我莫名其妙。我说我有中央办公厅、中组部的介绍函。我调海南工作来了，你们应该接到了通知。他们说：“主要领导都不在，许书记没有跟我们说。”我一听，心里像被泼了一盆冷水。组织部副部长又说：“劝你是不是赶快回去，解决一下地方的职务再过来。”后来，我等了许书记两天。当时三亚电话也打不通，只有一位陈秘书还守在他的办公室。想来想去，我说：“这样吧小陈，我把这个大箱子放到许书记办公室，我先回去吧。”

大概12月26或27日，我含着泪回了北京。我一路想，我是第一个从中央机关到海南来的干部，满腔热血来到海南参与建省办特区，可是刚一来就令我一头雾水。我在上海、北京做过这么几场报告，向大家介绍海南大特区，希望大家一起去建设海南，现在自己却被“赶跑”了？回北京，我怎么和大家交代？这一想，心里真的不是滋味。

到北京下飞机，我直接回到原单位办公室。把自己的遭遇一说，当时的主管领导真的气坏了，“许士杰同志这么千方百计做我的工作，去做骨干我才下了决心送你去！”他的一句话让我十分感动，“迟福林，你哪也不去了，就在这工作！”听了他的话，当场我就流了泪。

大概过了新年以后，许士杰书记到北京开会，找到我说：“福林同志，你怎么走了呢？我回来听说你走了。这回，我带你回去！”我把来龙去脉说给许书记听。许书记听了以后说：“我请的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做呢？”说完以后，许书记对我说：“福林同志，你都还不知道吧。你走后第二天，某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三亚把我喊去，问‘老许，怎么中央机关来的第一个干部就被你们赶跑了呢？’我说，‘不对啊，迟福林来报到了，应该不会走啊’。这位领导说，‘你回去了解一下吧，人走啦！'”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在中央机关工作的老领导、中央办公厅老副主任、后来的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周杰的夫人去看望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时和他说起了这件事情，“中央机关来的第一个干部就叫海南赶跑了！”

许书记对我说：“福林同志，你要不回去，我们没法向中央领导交代呀！一定跟我回去。”后来许书记又找了我的领导，得到的回复是：“你们安排好了职务，才允许他走，不能再发生这种情况。”这样呢，我又在中央工作了两个月，同时主要是研究海南、协助海南，参与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

1988年“两会”期间，许士杰书记来北京开会。办公室的领导对我说：“你可以和他们多联系，给他们做点服务吧。这次不解决职务，坚决不能走。”这个时候，许士杰书记在“两会”前已经明确了我的职务——海南省政策研究室和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负责全面工作。

1988年4月13日上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全体会议宣布海南建省并设立中国最大经济特区。当天中午，在广东团入驻的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礼堂，举办了广东团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的午宴。我也参加了那次有一两百人的午宴。许书记十分高兴，劝我多喝点酒。当年，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曾被派到广东调研和代表中央去征求对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意见，广东一些老领导我比较熟悉。我记得，那天中午我第一次以海南省官员的身份参加了这场特殊的午宴，心情很激动，真的多喝了几杯酒。

“两会”结束后，1988年4月24日，我第二次踏上了海南大特区这片热土。我的中央党校同班同学李永春是和我一起来的，飞机到了海口已经晚上十点多，我被接到了海南工委组织部招待所。结果这一次，条件更差，十多个人一个大房间，给了一个桶打点儿水擦擦身子。四月份的海南天气很热，同一屋几个人通宵打牌声音很大，我一夜没睡着觉。许书记知道后，十分生气。第二天，我才被调整到离许书记住处很近的省委招待所。

当时我两进海南，在北京的同事和朋友间也有些议论。有人说，“迟福林真可以啊，敢下到海南去啊”。后来又传，“迟福林被赶回来了！”当初，熟悉我的同事、朋友大都不理解：你到海南去干什么？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的是：第一，我是个军人，没有参加过地方工作实践；第二，我希望投身改革实践；第三，我更被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办一个更大的特区”、实行大开放的前景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