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非洲迎来21世纪重大发展机遇：人口红利窗口期

世界人口分布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许多国家已经进入或将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是21世纪世界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地区，人口红利的潜力巨大，但基于该地区死亡率下降、生育率长期居高不下情势，人口转变进程缓慢，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时间将明显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二战后，世界人口数量增加了近3倍（从1950年的25.4亿人增加到2015年的73.8亿人），但新增人口的分布十分不均衡。亚洲、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数量分别新增30亿人、9.7亿人和4.6亿人，而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仅分别新增1.9亿人、1.8亿人和0.3亿人。总体而言，发达国家长期保持较低的生育率，中国、俄罗斯等国生育率也在大幅下降，其人口转变进程趋于完成，这些国家已经进入或将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亚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生育率也已经大幅下降，其人口总数未来将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是未来世界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地区，其生育率长期居高不下，人口转变进程才刚刚开始，其人口数量从1950年的1.8亿人增长到2015年的9.7亿人，并预计在2050年再翻一番多，达到21.7亿人。^[11]

非洲将迎来人口红利的窗口期。2015—2100年非洲的人口增长将占到世界人口增长总数的86%。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认为，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和抚养比的缓慢下降，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人力资本进行正确的投资并采取扩大青年机会的政策，那么它们的人口红利总量可能是巨大的：每年至少有5000亿美元，相当于该地区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3，且这一趋势将持续30年左右。^[12]非洲巨大的人口红利潜力不但能为自身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如何将这一潜在机遇变为真正的发展引擎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人口转变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基础。人口转变一般分为三个阶段：高死亡率与高生育率并存阶段、死亡率下降但生育率仍维持较高水平阶段和死亡率与生育率同时下降阶段。在人口实现从“高死亡率、高生育率”到“低死亡率、低生育率”的转变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人口负担较轻的时期，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态势，这一时期即“人口红利窗口期”。从20世纪开始，世界各个地区相继开始进入死亡率和生育率由高到低的人口转变过程，许多国家利用人口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最晚开始人口转变的地区，随着其死亡率和生育率的逐渐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必将迎来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抚养比的变动态势

抚养比，又称人口负担系数，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考察人口红利的一项重要指标。抚养比越大，表明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即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重。按照国际标准，非劳动年龄人口是指0—14岁少儿人口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两部分人口的总和。抚养比高的国家，大量资源用于抚养非劳动年龄人口，而抚养比低的国家则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医疗、教育、投资和技术研发等领域。研究表明，东亚地区在1965—1990年期间抚养比快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明显快于人口的整体增速，在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努力下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13]

目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正处于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通过图1-1可以看到，该地区的抚养比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有以下四个特点：其一，抚养比的峰值时间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差不多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在1985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缓慢下降，而世界其他地区的峰值大多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其二，抚养比的峰值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抚养比的峰值为1985年的94.1%，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为1965年的88.3%，亚洲为1965年的80.1%，大洋洲为1960年的68.6%，北美为1960年的66.5%，欧洲为1965年的56.1%。其三，抚养比从峰值到谷底的时间远多于世界其他地区。世界其他地区的抚养比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峰值之后，随着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抚养比在21世纪10年代开始到达谷底，随后开始缓慢上升并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下降的时间和速度都明显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在1985年出现拐点，但由于其生育率下降速度非常缓慢，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预计将在21世纪80年代才能到达谷底。从抚养比的峰值到谷底，撒哈拉以南非洲预计将用约100年的时间，而世界其他地区用了50—55年的时间。其四，实现了与世界其他地区人口的“错峰转变”。通过图1-1可以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唯一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抚养比变化情况明显不同的地区。当世界其他地区的抚养比在2010年前后开始上升的时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还在不断下降，并将在2040年开始低于欧洲，到2060年时将低于世界所有其他地区，并将保持到2100年以后。虽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抚养比变化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但却可能因此“因祸得福”，实现与世界其他地区人口的“错峰转变”。当世界其他地区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较低的抚养比和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地区。这也预示着撒哈拉以南非洲是2060年以后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

图1-1 1950—2100年世界各地区抚养比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人口司数据（https：//esa.un.org/unpd/wpp）自制。

（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红利窗口期的计算标准

人口红利的概念和理论产生于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经验的分析总结。“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之前，经历了以死亡率和生育率明显下降为主要特征的快速人口转变。^[14]人口红利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潜力，主要产生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例大于非劳动年龄人口（14岁以下或65岁以上）比例的情况下。^[15]从内涵上看，人口红利的主要特征就表现为“二低一高”（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赡养负担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人口红利窗口期。

人口红利在理论上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但其计算标准和实现程度却因时因地而不同。根据人口红利“二低一高”的特征，后来的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人口红利窗口期计算标准。本文简要列出以下三种。其一，联合国采用的计算标准。联合国人口司在2004年的研究报告《到2300年的世界人口》中提出，当人口平均年龄低于40岁时，人口红利窗口期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低于30%、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低于15%。^[16]并以此将人口转变划分为三个时期，幼年期（1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高于30%）、青年期（1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低于30%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低于15%）、老年期（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高于15%），其中青年期就是人口红利窗口期。其二，非洲研究中采用的计算标准。喀麦隆学者贝宁吉赛（Gervais Beninguisse）认为，抚养比低于80%就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受抚养人比例低于45%，15—64岁人口至少为55%。^[17]美国学者图尔伯德（Vincent Turbat）结合西非地区的情况，认为许多青年在28岁之前一直是被抚养人口，在63岁之后已开始成为被抚养人口，因此将计算抚养比的年龄修改为28岁以下和63岁及以上人口。^[18]其三，中国研究中采用的计算标准。中国学者陈友华以瑞典生命表人口为基础提出，人口红利窗口期在总抚养比低于53%时产生，而人口负债期在总抚养比62%以上时出现。^[19]中国学者车士义认为国际上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对中国并不太适用，他结合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提出，人口红利必须要同时满足抚养比在50%及以下且老龄化率在10%以下两个条件。^[20]

结合非洲的情况，本文采用联合国的计算标准。理由有以下两点：一是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低于30%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低于15%）比仅仅满足抚养比这一个条件能更准确地反映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和所处阶段。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时间在2060年前后（见图1-1），届时世界其他地区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青年人数量较多、比例较高的地区，因此相对而言，不必采用中国人口红利研究中使用的过于严格的计算标准。

（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红利窗口期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最晚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通过表1-1可以看到，世界各主要地区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并不同步，有明显的先后顺序：（1）欧洲是最先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也是最先结束的地区。20世纪50年代进入窗口期，2000年前后结束。二战后欧洲诞生的“婴儿潮一代”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推动欧洲经济快速发展，并孕育了一个小婴儿潮。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小婴儿潮的一代在90年代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随着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欧洲在2000年前后结束人口红利窗口期，自然人口出现负增长，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稳定或增长只能通过积极的移民政策来维持。（2）北美、大洋洲和东亚地区紧随其后，在20世纪70、80年代进入窗口期，21世纪20年代前后结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二战后都诞生了“婴儿潮一代”，这既得益于战后经济恢复，也得益于科技进步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随着他们进入老年期，北美和大洋洲的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在2015年前后结束。东亚地区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等在二战后也都迎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凭借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经济奇迹”。（3）亚洲（东亚除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窗口期大致集中在21世纪10年代至40、50年代。通过图1-1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亚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抚养比是世界上最低的。其中，东南亚、加勒比和南美洲地区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稍早一些，中亚、南亚、西亚和中美洲地区要稍晚一些。（4）非洲地区是世界上最晚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其中北非、南非地区早于非洲其他地区。北非地区是由于人口转变基本与其他发展中地区同步，南非地区则主要是由于艾滋病造成青年高死亡率的影响。东非、中非和西非地区进入的时间最晚。届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是非常巨大的。

表1-1 1950—2100年世界主要地区人口红利窗口期和15—64岁人口数量（按时间顺序排列）

根据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先后顺序（见表1-2），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最早进入的国家（2025年前进入）。主要有毛里求斯、塞舌尔、南非、吉布提、佛得角共和国、博茨瓦纳6国。这些国家都是1950年以后生育率下降较快的国家。其中毛里求斯、塞舌尔和南非目前已经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毛里求斯在1990年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入最早的国家，其所取得的非凡成绩已成为非洲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但由于其生育率已经低于替代水平，未来的总人口数将逐渐下降。南非是6个国家中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不幸的是，由于艾滋病的灾难性影响失去大量劳动力，南非将无法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21]

（2）较早进入的国家（2040—2060年进入）。主要有莱索托、纳米比亚、斯威士兰、加蓬、卢旺达、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厄立特里亚、赤道几内亚、塞拉利昂、加纳、科摩罗、中非共和国、马拉维、马达加斯加、南苏丹、喀麦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利比里亚、冈比亚、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多哥25国。其中，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喀麦隆、加纳、马拉维等都是劳动年龄人口数较多的国家。就世界范围来看，在2040—2060年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除阿富汗、也门、巴勒斯坦、东帝汶和伊拉克之外，其余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红利优势在这一时期开始凸显。

（3）较晚进入的国家（2060—2070年进入）。主要有刚果（金）、塞内加尔、莫桑比克、乌干达、乍得、刚果（布）、贝宁、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利亚10国。其中，尼日利亚、刚果（金）、乌干达3国都是劳动年龄人口数超过1亿人的国家，尼日利亚在2070年和210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将分别达到3.7亿人和5.2亿人。就世界范围来看，在2060年之后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国家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4）最晚进入的国家（2070年以后进入）。主要有布隆迪、坦桑尼亚、科特迪瓦、赞比亚、索马里、安哥拉、尼日尔7国。其中，尼日尔是最晚的国家，其进入的时间是2090年。这些国家都是生育率下降极其缓慢的国家，才导致其进入的时间如此之晚。其中，坦桑尼亚、尼日尔、安哥拉3国是劳动年龄人口数超过1亿人的国家，坦桑尼亚在2075年和210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将分别达到1.4亿人和1.9亿人。

表1-2只显示到2100年的数据，但这并不表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在2100年结束。根据2100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低于15%的计算标准，在2100年之后还将有一大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依然处于窗口期。这些国家主要有：尼日尔、科特迪瓦、索马里、安哥拉、布隆迪、尼日利亚、贝宁、乍得、多哥、毛里塔尼亚、马里、赞比亚、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南苏丹、坦桑尼亚、几内亚比绍、乌干达、塞内加尔、科摩罗、莫桑比克、塞拉利昂、刚果（布）23国。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红利窗口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拥有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产生的时间明显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第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在窗口期拥有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超过了东亚、南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表1-2 1950—2100年非洲地区人口红利窗口期和15—64岁人口数量（按时间顺序排列）

续表

续表

总体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红利窗口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点。其一，各次区域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时间点不均衡。其中，北部和南部非洲地区较早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北非地区是由于人口转变基本与其他发展中地区同步，南部非洲则主要受到艾滋病造成青年高死亡率的影响。东部、中部和西部非洲进入的时间最晚。届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是非常巨大的。其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在窗口期拥有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超过了东亚、南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其三，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拥有窗口时间较长的地区，窗口时间为40—45年，超过了亚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等发展中地区。

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将于2065年前后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并将持续到2100年以后，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拥有人口红利窗口期的地区，也是世界上在窗口期拥有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人口红利窗口期为非洲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是重大的发展机遇。但也应该看到，它只是提供了机会窗口，即发展的机遇，它本身并不是红利，唯有充分利用了机会窗口，才可能兑现人口红利带来的红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