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相关研究情况
（一）非洲工业化的研究情况
非洲工业化是非洲经济研究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60年代以后，非洲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比较多的研究成果。2000年以后，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全球化的新阶段，以知识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非洲国家重新制定并实施了工业发展战略，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非洲工业化也开展了跟踪研究。
1.2000年后国外关于非洲工业化的研究情况
2007年出版的《非洲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系统：制度、市场和政策》一书在理论上分析了如何通过集群升级来实现工业化，对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埃及、乌干达、南非等国家的产业集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案例分析，并认为政府在非洲工业发展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应该更多通过政策干预来培育产业集群，而不是由政府来建设产业集群，重点是如何创造有利于“随着需求、机会和条件的变化而实现创新能力提升”的经济环境。[22]
2010年出版的《非洲的发展僵局：对政治经济学转型的反思》一书以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南非进行的改革和发展轨迹来进行案例比较研究，认为非洲过去的发展战略大多以失败告终，非洲已经陷入发展的僵局。南部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发展历程表明，基于积累和增长的常规发展战略是不够的，不能为其居民提供更好的发展前景。东亚的发展模式不太可能解决南部非洲目前存在的贫困和边缘化问题。南部非洲国家的贫富差距较大、土地所有权较为集中和社会分化较为严重，如果不采用超越传统发展战略的方式，那么南部非洲国家乃至其他南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23]
2010年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狮子在前行：非洲经济体的进步与潜力》指出，非洲的经济增长正在创造大量新的商机，预测到2020年在四个领域可以实现年产值共计2.6万亿美元。这四个领域分别是：服务消费者的部门（消费品、电信和银行业等）（1.38万亿美元）、现代农业部门（5000亿美元）、资源部门（5400亿美元）、基础设施部门（2000亿美元）。非洲将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4]
2011年出版的《基于集群的工业发展：亚洲和非洲的比较研究》一书以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亚洲和非洲国家为案例进行产业集群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以集群的方式来发展，需要制定有效的产业发展政策，并得出三点启示：（1）加强企业家培训，以利于从国外吸收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2）加强基础设施投资，为工业园的企业提供软、硬两方面的关键基础设施支持；（3）提供补贴信贷，改善创新企业获得信贷的机会来支持产业集群的发展。[25]
2011年联合国的研究报告《2011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在新的全球环境中促进非洲的工业发展》认为，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全球环境，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再次将工业化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希望以此来实现经济多样化，增强抵御冲击的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实现高度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减少贫困；认为非洲国家要从过去的工业化中吸取教训，维护政治环境的稳定，提高技术水平，加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联系，避免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进程，保持工业发展计划的连续性；非洲国家制定新的产业政策需要加强基本情况分析和战略设计，根据非洲国家的具体国情来制定和实施工业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国内资源调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抓住南南合作创造的新机遇。[26]
2013年联合国的研究报告《2013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非洲区域贸易》认为，由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推动的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变化已经改变了全球传统权力结构，并见证了来自南方的新权力的出现，非洲正处于其发展轨迹的关键时刻；认为过去三十年来许多非洲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导致其在全球经济中日益边缘化，这主要是产业政策不足的结果，以商品为基础的工业化可以为非洲大陆提供增长引擎，减少其在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化并增强其抵御冲击的能力；需要设计和实施有效的发展计划和工业战略，以解决制约因素并利用非洲国家参与增值和以商品为基础的工业化的机会，成功的产业政策将通过更高的、可持续的增长率和税收收入来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并认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的实施以及《非洲加速工业发展行动计划》（AIDA）需要加快在区域和大陆层面优先推进。[27]
2013年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2013年全球发展展望：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产业政策》认为，过去二十年来，全球经济的重心向亚洲和南方国家转移，在制定和实施产业发展政策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克服多重障碍的挑战，特别是在技能、融资、中小企业以及基础设施软硬件等领域；认为技术人才是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因为它可以刺激创新并帮助各国提升全球价值链。[28]
2013年出版的《产业政策革命Ⅱ：21世纪的非洲》一书结合产业政策对非洲工业化进行了分析。书中布鲁斯·格林瓦尔德（Bruce Greenwald）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非洲普遍存在的市场失灵为产业政策提供了理由，其发展政策的中心焦点应该是如何促进学习、如何创造“学习型经济和社会”；对非洲来说，需要重新工业化、重组经济，使其更加融入全球经济，摆脱过度依赖初级商品出口，提高民众的收入，增加就业，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实施环境友好型的产业政策。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工业和技术的升级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发展水平如何，都能成功找到与它的比较优势相符合的产业。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战略就是利用后发优势，通过追踪精心挑选的牵头国家，采用“雁行”模式来发展经济；中国、印度、巴西等中等收入的大国将成为世界新的增长极，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收入水平（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拉斐尔·卡普林斯基（Raphael Kaplinsky）认为，中国、印度和其他南方经济体的有效适用技术的出现，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虽然这可能不会持续），这些全球经济的新情况对于非洲未来工业发展既是威胁也是机遇，这就为政府的干预政策提供了理由。[29]
2014年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2014年非洲经济展望：全球价值链和非洲工业化》认为，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于推动非洲工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非洲产业结构转型。政府可以通过国家政策优先吸引外国企业投资来融入全球价值链，以便为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1000多万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认为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是整合和升级全球价值链的基础，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与外国先进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分四步来实施相关的政策：一是评估具有潜力的价值链产业和目前在经济体内运作的价值链产业有哪些；二是评估提升价值链的可能性或确定参与价值链的方法；三是分析现有政策可能对价值链发展构成的潜在障碍；四是根据前面的分析制定适当的政策。[30]
2015年丹麦学者林赛·惠特菲尔德（Lindsay Whitfield）等合著的《非洲产业政策的政治：比较视角》一书分析了非洲经济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并以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加纳、乌干达为案例分析了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认为经济转型不是来自自由市场力量的相互作用，而是需要主动的、有针对性的政府政策，经济转型是由成功的产业政策推动的。但非洲国家的当前的政治解决方案不利于工业政策，因为执政团体内部的权力分散，导致高度竞争，精英阶层越来越关注短期政治生存，难以有效推动政策的执行，而国内资本家的技术能力较低。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是非洲政治解决方案发生变化的一个潜在因素，因为即使在没有工业政策的情况下，也可以帮助国内资本家增加他们的技术能力。此书认为，非洲国家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加快21世纪的经济转型。一是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价值部分。这将创造财富并增加知识技能，但它可能无法为低技能工人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并解决农业生产者的低收入问题。二是侧重于在低生产率农业文化或城市非正式部门“滞留”的大部分人口中提高收入。这一方面的战略包括提高粮食作物的农业生产率，并支持进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农业综合企业的全球价值链。这一战略需要外国直接投资，将技术能力带入非洲国家，并通过工业政策支持（新）国内资本家参与这些活动。[31]
2015年埃塞俄比亚阿尔卡贝·奥克贝（Arkebe Oqubay）的著作《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认为，产业政策不仅可以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在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低收入非洲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边干边学”是埃塞俄比亚政府决策和企业或机构表现的共同特征。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需要政府做出及时政策反应的问题。政府亟须提升其决策能力和政策学习能力，尤其是制定各种政策机制的能力。因为埃塞相关研究机构数量有限且能力不足，可靠数据的难以获得已经成为埃塞产业发展的一大难题。政策学习必须以可靠的数据分析结果作为支撑。作者强调了非洲国家在政策学习方向应该注重的三个方面：应重视政策独立在政策学习中的重要性，“边干边学”是国家在政策学习过程中进行能力建设的主要方法，应科学地使用信号和机制（如低绩效宽容度、隐形之手和关联效应）以引导和促进政策学习。[32]
2016年出版的《非洲制造：学会在工业中竞争》一书认为，工业对非洲至关重要，制造业在维持经济增长中也起着特殊的作用，工业为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创造了新的可能性，而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工业化的速度快慢。作者认为应该采取全方位的工业发展战略，包括缩小基础设施和技术差距，获得更好的外国直接投资，做好改革措施的监管工作，努力促进出口，建立产业集群等，与此同时，管理和使用好资源收益，并借助外部援助来促进工业发展。[33]
2016年爱尔兰学者卡罗尔·纽曼（Carol Newman）等编著的《制造业转型：非洲和新兴亚洲的工业发展比较研究》一书认为，虽然非洲未能实现工业化主要是由于糟糕的工业政策，但也有部分原因是运气不好。独立后经过短暂的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之后，非洲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混乱和随后《结构调整计划》的失败造成许多非洲国家20多年的低增长和低投资。到2000年，随着非洲国家开始重新关注工业发展的时候，非洲不仅仅要与欧美发达工业国家竞争，还要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工业国家竞争。此书通过比较研究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与柬埔寨、越南等亚洲国家的工业发展情况，认为，非洲应对工业化挑战需要新的发展思维，单一政策很难有效推动工业化发展，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解决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和技能的差距问题。随着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本上升，非洲国家迎来了新的工业发展机遇。[34]
2016年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狮子在前行Ⅱ：实现非洲经济体的潜力》认为，非洲地区具有强大的长期经济增长基础，在一个老龄化的世界里，非洲有着不断增长的年轻劳动力优势，并且很快将会出现世界上城市化率增长最快的地区。非洲的制造业产值可以从现在的5000亿美元增加到2025年的9300亿美元，其中1/4的潜力来自满足国内需求的非洲公司（非洲1/3的食品、饮料和类似加工产品需要进口），另外1/4可能来自出口增加。加速工业化带来的回报将包括生产力的逐步提升和未来十年创造的600—1400万个稳定就业岗位。[35]
2016年出版的论文集《非洲的可持续工业化：迈向新的发展议程》指出，非洲工业化受到全球化和贸易国际化的较大影响，非洲的增长和结构性变化似乎并没有遵循从农业到制造业的传统路径，而是转向低成本、低价值的电信和其他次要零售业务等为主的服务业，目前服务业已经是许多非洲国家最大的经济部门。还有许多增长集中在建筑行业，而不是技能培训、能力建设等领域。为了促进以服务为主导的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非洲国家必须以知识和技能为基础来推动经济。在短期内，需要更多的投资来改善职业培训和满足服务业的技能需求。从长远来看，提高中高技能知识密集型服务的战略投资和地区综合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增加服务业的出口量和附加值。[36]
2017年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2017年非洲经济展望：创业与工业发展》认为，非洲国家过去曾试图实现工业化，但往往收效甚微，因此需要新的工业化战略。必须评估过去的错误，同时解决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当今全球经济环境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在继续挖掘制造业潜力的同时，工业化战略还应针对非洲国家显示潜在比较优势的其他部门。更重要的是，工业化战略也应该考虑如何促进高增长的企业家精神。虽然小型年轻公司往往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但增长速度较慢，而技术水平和积极性更高的企业家比其他类型的企业家更有可能成长并为新的工业化浪潮做出贡献。[37]
2017年鲍勃·亚当森（Bob Adamsen）等学者编著的《弥合技能差距：在非洲和亚洲的创新》一书认为，非洲和亚洲现在和将来都将成为世界上青年人数最多的地区。如果大量的青年人能够获得工作，那么他们可能是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但是为了使就业机会最大化，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青年失业率已经是成人失业率的三倍，预计未来几年这一情况将不会有任何改善，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学校的技能培训，减少学校教育与工作需求之间的差距。[38]
2017年尼日利亚政治经济学学者奥耶班克·奥耶茵卡（Oyebanke Oyeyinka）的著作《尼日利亚的产业集群、机构和贫困：欧提巴信息和通信技术集群》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一直被视为发展的途径，一些国家通过采取各种工业手段在结构上将其经济从农业转变为制造业。产业集群作为产业组织的一种独特形式，已经被发现有能力通过集聚产生的收益、积极合作或集群中的个人和企业共同行动来促进企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该书分析了尼日利亚产业集群的情况，并以尼日利亚欧提巴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集群为案例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为非洲国家的产业集群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案例分析。[39]
2019年出版的《21世纪的经济发展：历史上非洲的经验教训》一书认为，非洲的经济发展需要看清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双重标准，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积极作用，努力遏制人口的快速增长，增加国内盈余以形成投资资本，促进非正规经济部门向正规经济部门的过渡，制定产业政策，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工业化对于非洲国家来说非常重要。[40]
以上综述以著作和研究报告为主，并没有包括大量的研究论文，但也能看出国外的相关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认为工业化对于非洲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和创造就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制造业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目前非洲快速发展的服务业并不足以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二是认为非洲需要产业政策，需要通过制定中长期的工业发展战略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三是认为非洲政府需要发挥重要作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缩小基础设施和技能方面的差距，经济转型不是来自自由市场力量的相互作用，而是需要主动的、有针对性的政府政策来推动。总的来说，国外的研究成果对非洲工业化现状、问题和现阶段的具体措施分析较多，但是对传统工业化的问题、人口资源环境对非洲工业化发展的影响分析的较少。
2.国内关于非洲工业化的研究情况
1984年吴能远在《论非洲工业发展战略》一文中指出，非洲拥有发展各种工业十分有利的资源条件，但非洲国家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其根本原因源于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畸形的单一经济结构，与其领导者片面理解自力更生方针也有关系。因此，独立以来，非洲各国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否定、排斥外资作用的倾向，总是过分地采取国家垄断、高度集中的形式，可以说它们实际上执行的是一种近似闭关锁国的政策。其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包括：实行“国有化”“管理非洲本地化”是必要的，但失诸简单、急躁；过分依靠举债发展工业，不符合非洲的生产力水平的实际情况；非洲国家经济落后，小国如林兼之政局多变，战争频仍，是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作者认为非洲工业发展战略应取取对外开放、内外向兼顾型战略。第一，重视农业，在农业发展和粮食问题逐步解决的同时，积极发展各种中小型农村工业特别是粮食加工工业，力争既能满足国内需要，又能出口换汇。第二，对外资既要限制又要利用。第三，加紧对现有国有企业的整顿。第四，大力发展地区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工业的生产和销售上的地区性协作与分工。并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非洲国家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41]
1984年曾尊固在《非洲加工工业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指出，加工工业是非洲突出薄弱的经济部门。独立后非洲国家采取“出口增值”和“进口替代”两种加工工业发展战略。加工工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包括资源与原料问题、人才问题、资金和基础设施问题、市场问题等。非洲国家正在采取的对策包括加强地区性经济合作、建立特区、发展中小工业等。[42]
1991年姜忠尽、尹春龄在《非洲工业化战略的选择与发展趋向》一文中指出，非洲工业发展要实行综合平衡发展战略。第一，大力发展中小型工业，调整工业布局，重视并积极发展中小型工业，暂停或延缓一些大型企业项目的发展计划，减少对外国技术和投资的依赖；第二，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乡村工业，从非洲的现实出发，最大可能地利用当地资源，提供就业机会；第三，发挥矿产资源优势，增强采矿业的经济杠杆作用，采矿业的发展应持慎重而稳妥的态度。应从目前和长远利益考虑，制定一个既符合国情又基本适应新产业革命形势的发展战略，继续发挥采矿业的经济杠杆作用，可能是比较切合实际和有益的。[43]
1996年安春英在《非洲工业发展面临挑战》一文中指出，非洲是一个工农业资源、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大陆，拥有十分有利发展工业的资源条件，非洲国家工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自身原因。国际因素的波动是非洲工业发展的晴雨表，国际因素包括：工业品出口价格起伏波动；国际援助资金转移，投资减少；外债的困扰。国内因素是推进工业发展的关键，国内因素包括：政局不稳阻碍了工业正常发展的进程；发展科学事业，培养科技人才成为提高工业生产率的关键；改善基础设施，为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保证已刻不容缓；加强区域合作，建立区域市场是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44]
2003年陈宗德在《全球化中的非洲工业发展战略》一文中认为，非洲工业落后，只有少数国家建立了制造业，产品以最终消费品为主，实现工业化仍是非洲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全球化既为非洲国家利用国际资金和市场提供了新机遇，也带来严峻挑战，非洲国家在确定产业发展战略时，应注意恰当地处理好几个问题，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重视人力资本开发，提高劳动者素质，努力发展制造业，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改变资源出口型的经济结构，逐步消除贫困。[45]
2012年李智彪在《中国、非洲与世界工厂》一文中指出，一边是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一边是分散割据的单一经济现状，这种情况决定了非洲要成为世界工厂必须进行整体规划，即有一个全非性的组织来整合全非的资源，规划全非的产业布局。鉴于非洲农、林、牧、渔、矿各种资源应有尽有，具有发展多元化制造业的优越资源条件，非洲的世界工厂目标定位可以是多元综合型的制造业。考虑到非洲大多数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发展水平低，建设世界工厂应特别重视发挥不同区域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的作用。启动初期，可重点发展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还应重视工业与农业的同步发展，坚持经济发展优先原则和通过经济发展来提高环保能力原则。[46]
2014年王南在《电力：非洲工业化的挑战与机遇》一文中指出，非洲工业发展现状不尽如人意，电力短缺和电力工业落后是重要原因之一，电力短缺并不是一个易于解决的问题，它涉及资金、技术、社会、政治甚至外交等方面。为了应对电力短缺对于工业和经济发展的挑战，许多非洲国家已将电力行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领域，并为此出台了电力发展规划和优惠政策着手进行合作，随着电力短缺现象的逐步缓解，以及电力行业的不断发展，非洲工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推力也会持续增强，并且有望迎来新的机遇。[47]
2016年李智彪在《非洲工业化战略与中非工业化合作战略思考》的文章中指出，非洲工业化面临的主要难题包括：非洲工业化的产业布局问题，生产规模化与市场碎片化冲突难题，经济多元化与资源依赖症破解难题，工业化模式与路径选择难题。非洲的工业化必须瞄准重工业，没有重工业的发展，非洲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就生产要素特别是生产资料条件看，非洲各种重工业原材料最丰富，具有发展重工业的资源优势，非洲工业化与非洲一体化必须同步发力、同步推进，改造单一经济结构的着力点应主要放在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上面。非盟、非洲各区域合作组织和非洲各国必须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推动非洲一体化快速向前迈进，力争早日实现非盟提出的非洲一体化各项目标，尤其是正在建设中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这是任何一种工业化战略能够有效推进的前提条件。[48]
2016年舒运国在《非洲永远失去工业化的机会吗？》一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非洲国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利用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较为合理的工业化发展政策，扎实启动了非洲大陆的再工业化进程，21世纪成为非洲大陆工业化的最佳时期，这是非洲大陆工业化的现实希望，非洲大陆未来不但不会失去工业化的机会，而是大有希望。[49]
2016年姚佳梅在《从一体化视角看非洲工业化的新动力》一文中认为，虽然非洲一体化组织也将工业合作列为重要合作领域，但成效甚微，为诸领域合作之短板。当前，非洲一体化组织已出台区域工业化战略和政策，借此引领成员国间工业合作，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促进包容性增长，前景可期。非洲实现一体化和工业化为大势所趋，但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背景下，非洲国家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其发展道路坎坷而曲折。[50]
2016年赵桂芝、张哲在《独立以来非洲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基于影响因素及路径演变的分析》一文中认为，非洲的工业发展不需要试图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是更多地突出比较优势，立足于资源禀赋的开发利用，在能源、矿产和生物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和深加工上形成产业优势，尽可能地延伸产业链，更紧密地与非洲农业现代化进程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面向全球市场的非洲绿色生态农产品和食品产业链。结合生态环境保护的大趋势，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建立生态工业，包括环保机电、环保化工和环保建材等，适度承接从中国或南亚国家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建材业和电子电器装配业。在工业发展中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通过互联网条件下的精确营销和精确制造，打破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瓶颈，形成区域性工业品竞争优势。[51]
2017年任苑荣的博士论文《中非贸易投资对非洲产业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指出，非洲产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关系，南南合作取得初步成效，以美国为代表的南北合作对非洲产业转型的影响并不显著。短期内中非贸易制约非洲产业转型，对非投资对非洲产业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非洲推进产业转型意义重大，加速非洲实现产业转型的关键在于帮助其突破基础设施瓶颈制约。[52]
2018年刘晨在《非洲经济奇迹：驱动因素与长期增长》一文中指出，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而非制造业的流动，但是服务业部门在规模扩张的同时，生产效率并未随之增长，非洲国家的资本积累对经济的贡献率远低于亚洲转型经济体，较低的资本积累也是制造业比重下降、产品结构单一、出口竞争力弱、技术进步率低的关键原因。在推动多样化路径的同时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将是非洲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重要任务，这包括采用适当的产业政策、增加国内储蓄和国内信贷、提升人力资本以及塑造良好的商业环境等方面。长期而言，增加资本积累与推动结构转型仍然是非洲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首先应提升政府能力、改善政府治理，其次应改善国内储蓄和金融市场状况，并且要增加基础设施投入，设计适当的产业政策，提升资本积累对制造业发展和结构变革的作用。[53]
以上综述以研究论文为主，可以看出国内的相关研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非洲工业发展是国内学者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学者提出具有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的真知灼见，对非洲工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具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对非洲工业发展的路径也有较为一致的共识。二是以宏观研究为主，具体的案例研究较少，由于受到多方面原因的限制，国内学者对非洲国家工业发展的案例分析较少，这也将是未来的努力方向。三是以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较少，国内经济学学者较少进行非洲经济研究，大多是国际关系、世界史等学者跨专业进行非洲经济研究，可以鼓励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等专业方向的学者加强非洲经济研究。
（二）中非产业合作的研究情况
2010年陈宝明、赵洋华在《中非制造业投资合作的前景与战略》一文中指出，中非投资合作具有足够的产业转移空间，存在着优势互补，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在当前世界产业分工体系格局中，发达国家通过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控制加工生产和全球市场，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低成本优势对于非洲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非洲国家要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不能陷入发达国家设置的陷阱中去，中国对非洲制造业投资，有利于非洲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初级产品加工业，并逐步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双方具有坚实的合作基础，中国经济增长中，某些重要资源的短缺日益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瓶颈，而非洲国家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过分倚重农矿资源，加强中非制造业投资合作，促使非洲制造业由单一型经济向多元型经济转变，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54]
2012年李智彪在《中国、非洲与世界工厂》一文中指出，现实困境决定中国不能再继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非洲的优越条件决定它可以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对于处于工业化进程初期的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中国众多正在转型升级中的劳动密集型低中端制造业非常适合它们。中国企业近年来在非洲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活动也以低中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为彼此在世界工厂角色转换进程中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非洲建设世界工厂面临的最大瓶颈是资金短缺、融资能力差，中国在这方面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非洲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不仅会推动非洲走上真正的脱贫之路、富裕之路、强盛之路，还将有助于中国解决目前中非经贸关系发展进程中日益突出的几大问题：一是中国同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商品贸易所存在贸易顺差问题；二是中国在非洲资源开发领域的投资所遭遇各种非议；三是中国出口的一些低端制成品对部分非洲国家本土制造业（主要是纺织服装业）造成冲击。[55]
2016年李智彪在《非洲工业化战略与中非工业化合作战略思考》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启动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有助于非洲工业化进程，中国政府提出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是一项系统工程，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计划能否顺利推进，还有赖于其他九项计划能否同步顺利推进，工业化合作计划应与其他计划协同推进，中国现将非洲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优先对象。但不应指望通过向非洲转移中国过剩产能实现去产能任务，非洲在短期内无法承接中国大规模产能转移，稳步扩展中非产能合作示范点，应防止中国企业扎堆进入少数几个产能合作示范国，立足长远进行中非工业化合作的产业布局。中国也应注重中非产能合作进程中融资渠道的拓展，特别是挖掘非洲自身融资潜力。非洲工业化说到底是非洲人自己的工业化，非洲能不能实现工业化，关键还要看非洲人自己的努力。[56]
2016年张忠祥在《中非经贸合作区对中非产能合作的启示》一文中指出，中非产能合作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稳步推进，设立中非经贸合作区符合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需要充分发挥非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园区发展不宜经常易手，也不要做政绩工程，而是要实实在在起到推进产能对接与合作的作用。密切关注非洲发展的新态势，在产能合作方面做好顶层设计，加大资金支持，对中非产能合作进行清晰定位，做到因地制宜，准确解读当地的法律法规，尽量争取非洲国家的政策优惠，提前做好预案，有效化解中非产能合作的风险。[57]
2016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龙的力量——非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了目前中非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其一，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可能对国际市场已经构成威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低成本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类似生产活动。其二，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产品需求较少，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的商品数量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石油、金属和矿产等初级产品的增长。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全球粮食价格的小幅上涨，但是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口价格因此而提升。其三，中国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对非洲贸易不断增长，虽然总体而言可能从对华贸易总量增加中受益，但除矿产出口国外，大多数非洲国家与中国都是贸易逆差。另外，该书也较为客观地分析了中非合作的一些现实情况。其一，中国国有企业在非洲的抗风险能力较强，因此其较长时间的坚持能够较好地为促进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基础性的帮助。其二，中国国企在赞比亚的投资对在当地的影响有限，赞比亚采矿业中只有一个中国国企，瑞士、加拿大、南非、印度和英国的企业拥有“更大和更高品位的矿山”。[58]
2017年刘青海在《中非产能合作的路径与机制探讨》一文中以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为例，对在当地的14家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了具体分析，发现中非产能合作绩效的关键因素为东道国的政治制度质量，而中国企业的动态能力等对于中非产能合作绩效的提高也非常重要，选择合作优先国家（地区），首先看是否具有能够使投资者财产与人身安全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否与中国具有密切友好的外交关系，其次看是否具有一定规模的市场与制造业原材料资源，在机制设计上，要用规则保护中非产能合作的互利双赢，加强中非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加强中非投资监管合作体系建设，帮助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动态能力，商签多层次的双边合作框架支持建设产业园区，奖励负责任的企业家活动。[59]
2017年麦肯锡公司研究报告《龙狮共舞：中非经济合作现状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发展》认为，中国对非投资正在加速增长，到2025年在非中资企业营收规模有望达到4400亿美元，同时将推动当地生产力提升，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并加速非洲经济的发展。不过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仍面临着若干障碍，其中语言文化障碍、人身安全与贪污腐败最为突出，亟待双方积极努力予以解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全面释放中非合作的经济潜力，中非双方的企业与政府均需要加强沟通纽带、探索业务发展与合作的新模式、充分发挥非洲各国的人口与自然资源优势，从而推动当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60]
2018年隆国强在《中非产能合作的成效、问题与对策》一文中指出，中非产能合作有利于打造中国主导的全球生产价值链，有利于保障中国资源安全，要加强战略对接，注重顶层设计，立足扬长避短，注重模式创新，政策性金融引领，注重政企合作，中非产能合作关乎中国重大战略利益，必须针对突出问题，充分整合多方力量，充分发挥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军队和其他相关机构等各类主体的积极性，综合施策，达到降低风险、改善舆论、维护权益、行稳致远的目标，以利中非产能合作扎实稳步推进。[61]
2018年李安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非产能合作：潜力、优势与风险》中指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存在十大风险：战争风险、政治风险（包括领导人更替）、恐怖主义风险、社会风险（包括公共卫生危机）、金融风险（包括汇率风险）、法律风险、安全风险（包括抢劫和疾病）、公共风险（包括排华危机）、信誉风险和劳资纠纷风险。中国必须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大胆创新，国际发展合作既是代表国家利益的行为，也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公共产品的实践。市场力量的介入对国际发展合作是一种推动，但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尚需逐步推进，将国家、企业、市场和公民社会组织等力量整合到国际发展合作中来是一盘大棋，这种实验呼吁创新精神。[62]
2019年出版《中国如何重塑全球经济：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影响》一书认为，非洲进口工业制成品、出口初级产品的贸易结构是由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结构调整计划》的结果，使非洲国家开放其国内市场并缺乏连贯的工业政策。目前，中非在贸易结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一些西方媒体对中非合作的报道并没有准确反映中非合作的实际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非洲国家也从中获益良多，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方面与欧美国家的差距在缩小，未来中国将成为非洲绿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对非洲的经济影响不是中国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利益或战略的预设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非洲行为体的能力和作用。[63]
以上综述以近期的研究成果为主，可以看出相关研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乐观看待中非产业合作的发展前景，认为中非产业合作能够较好地改善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状况、营商环境，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升当地非洲人的劳动技能，促进非洲本土企业的发展、壮大。二是客观看待中非产业合作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国内学者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并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国外学者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企业在非洲出现的环境、劳工和企业责任等方面的问题，认为中国企业也在不断改进，并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三是普遍认为中非产业合作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取决于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更重要的是非洲国家要努力抓住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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