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的背景

非洲的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非洲国家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政治独立，但是今天回过头去看，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长期停滞不前，部分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甚至还不如刚获得政治独立的时候。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现象。随着青年人口的快速增加，大量人口失业成为一个非常棘手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21世纪，面对传统工业发展的困境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非洲如何减少传统工业增长方式的危害、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来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增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本研究的选题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实践层面：非洲的经济发展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非洲的发展问题是全球议程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非洲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表现出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高度热情，将经济发展作为实现政治独立之后的头等大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制定并实施了工业发展计划或战略，积极推动民族工业发展，希望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尽快实现经济独立。今日非洲的可持续发展迹象依然还不明显，许多非洲国家仍处于欠发达状态。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实现政治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尽管一再努力，经济可持续发展仍然是众多非洲国家面临的主要难题。换句话说，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尽管非洲最初预计经济增速将超过亚洲，但实际情况是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不发达的状态。

二战后，有些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较快增长，而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长期停滞不前。通过近三十年的腐败指数、贫困发生率、失业率、性别平等和识字率等发展指标可以看出，大多数非洲国家表现出的仅是发展潜力而不是发展能力。虽然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并未能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48.5%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继续与贫困作斗争，许多人还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目前，非洲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2亿大关（占全球总人口的15%，并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20%）。近年来非洲经济增速较快，但创造就业的能力并未跟上人口的增速，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的制造业增长缓慢，使得就业岗位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有限。

目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在积极通过千年发展目标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来推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是因为非洲的不发达问题不仅影响非洲，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整个世界。

（二）理论层面：经济学理论对非洲经济问题的政策指导也收效甚微

政治独立之后，非洲的经济发展政策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制度主义发展理论。制度主义发展理论对20世纪60-70年代非洲经济发展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1]当“发展”的概念在20世纪40年代末进入研究领域时，西方经济理论的观点认为，实现劳动力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能够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政府的角色是建立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克服信息和协调失败。^[2]制度主义发展理论影响了许多非洲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布基纳法索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政策就是受制度主义发展理论影响的一个例子。布基纳法索1963-1967年的发展计划中明确指出，为了实现发展，政策应该确保进入更高的技术和文化阶段，建立发展框架和学校等公共设施，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来改善政府行为，使一定数量的公共行政机构能够共同工作、促进发展。^[3]从制度主义者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体现在经济多样化程度和经济结构中城市活动等方面。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布基纳法索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与许多非洲国家的政策措施一样，这种模式仅让少数人获益，并未使得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4]第二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依附理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非洲国家试图通过在依附理论的竞争发展模式下制定新政策来改善这种状况。该理论主要通过国际经济体系来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困境，认为殖民统治破坏了发展中国家原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并阻碍了它们的自然发展进程；市场竞争形成垄断和所谓的“自由”贸易安排，发达国家的垄断企业通过国内市场的国际化继续扩张，并剥削发展中国家。在具体政策方面，依附理论建议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退出体系（脱钩）的政策，通过国家干预来加快产业发展，吸引外资，组建区域集团，通过土地改革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来减少和控制结构性的不平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需要彻底的社会变革。^[5]

相对而言，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会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6]然而，许多相关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因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停止。非洲各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地区一样，经济增长因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放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西方主流经济思想为基础的新的发展范式才能卷土重来，成为主导的发展话语。

第三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市场为核心的新古典发展理论。

制度主义模式后来被市场模式所取代。1981年，世界银行提交了一份关于非洲发展形势的报告，即“伯格报告”。它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专家组撰写，并以他们的负责人艾略特·伯格（Elliot Berg）命名。该报告传达的信息是，非洲的经济问题常常是由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国家过度干预经济以牺牲自由市场的运作为代价。并认为，所有非洲国家的发展问题都可以采用相同的“药方”（市场模式）来解决。市场模式主导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非洲经济发展的话语权。其认为政府有意的经济干预可能会使结果适得其反，因为市场竞争为工人和生产者提供机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推动有效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大多数非洲国家实施了《结构调整计划》，其政策建议包括通过私人投资来促进人力资本和技术引进，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来促进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自由流动。^[7]其认为，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投资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因为自由贸易将使它们能够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例如，布基纳法索当时的发展政策是由市场决定的。1991年布基纳法索政府决定在西方经济学家的帮助下进行结构改革，《结构调整计划》主导了布基纳法索的发展战略，许多公共部门实现了私有化。但是到了90年代末，其经济发展状况却还不如以前。

在这一时期，发展的内涵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新古典发展理论将发展概念定义为“人类发展”，超越了最初的新自由主义将发展定位为增长的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概念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其整合了过去几十年的辩论中的观点。从衡量指标的内容就可以看到，其包括了生产力增长率、人权（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指标内容）、环境保护（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为指标内容）、人类发展指标（20世纪90年代成为指标内容）。在政治上，西方国家将发展问题逐渐转移到以西式人权为核心内容的政治问题上，并以此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的内政进行干预，利用政治压力改变不尊重“人权”的国家的政治体制。

第四阶段：21世纪初以知识为中心的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模式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其著作《增长范式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Growth Paradigm）中写道，我们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华盛顿共识以及几乎宗教式地执行这种极端主义的经济正统观念所造成的损害。“共识”的时代已经结束，其带来的是经济的失败和巨大的社会破坏。^[8]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走上历史舞台，这次是“创新”。到20世纪90年代末，创新越来越被认为是以知识为中心的发展框架内的替代发展手段。1998年以后非洲大陆召开了多次会议，以讨论科学和技术进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欠发达国家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受到来自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将其高等教育预算削减。毫无疑问，这一政策受到西方政治力量的支持，牺牲了早期发展战略和一些非洲领导人的前期努力。从21世纪的头十年末开始，围绕科学角色和高等教育角色的争论已经达成新的共识，即认为科学是发展的动力。

正如1998年世界银行报告的标题《知识促进发展》和1999年举行的世界科学大会的主题“21世纪的科学——新的承诺”所反映的那样，作为改进政策和促进技术创新机制的研究和开发成为非洲发展议程的一部分。此外，1999年，非洲知识管理组织（KMA）在南非举办了一次关于解决非洲发展挑战的知识会议。《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诞生于2001年，旨在为非洲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2003年11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非洲部长级科学技术理事会会议强调，所有国家都应该有全面的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并注重发展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2009年1月，经合组织和教科文组织举办了一次关于“创新促进发展：将知识转化为价值”的联合讲习班。2009年4月，经合组织发展合作局举办了一次脱贫创新专家会议。2010年，经合组织通过其“创新与发展议程”制定了“在创新发展议程上进行创新”的发展框架。

（三）非洲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

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全球经济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制造业逐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的经济表现明显要好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1992—2012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全球制造业总产量的1/3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增长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在低附加值和高附加值的制成品上都日益获得越来越多的世界市场份额。这些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使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而非洲仍然处于贫困状态。非洲同期的工业化进展缓慢。撒哈拉以南非洲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25%下降到2000年的13.4%和2017年的9.9%。^[9]

1995年以后非洲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速排名世界前列，但这种增长是在非洲内部相对和平、政治稳定和宏观经济改革以及新兴经济体发展带动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实现的。此外，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为采矿业带来了更多的投资和收益。但采矿业的产业链较短，与国内经济部门的上下游联系有限，难以促进制造业发展和推动经济多元化，虽然表面上许多非洲国家实现了较快经济增长，但这些非洲国家的经济依然非常脆弱，容易受到外部影响。在许多非洲国家，农业生产力仍然很低，农村地区还在为解决生存问题而努力，与市场、服务、政治进程和信息流动的关联度很低，经济结构转型缓慢。

目前，非洲的制造业水平依然很低。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仍然处于前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非洲的制造业增加值（MVA）仅占2014年全球总量的1.6%，1990年以来的增长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同样，非洲在全球高科技产业的份额也是最低的。亚太地区经历了技术结构的显著变化，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制造业仍然高度依赖资源型产品。尽管许多非洲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众开始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农业的就业人口和占GDP的份额有所下降，但主要的推动力是城市化过程中非正规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而非制造业的发展。许多非洲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很低，从农业到服务业的转变也不明显。非洲劳动力主要是从农业转向服务业，由于制造业长期发展不起来，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在许多非洲国家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现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

虽然一开始非洲国家和许多国际组织就意识到，非洲不能也不应该继续走在贫困和欠发达的道路上，但不幸的是，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非洲的经济发展之路走得异常坎坷。在世界经济新的发展趋势下，非洲国家普遍希望能够实现经济较快发展，推动各领域变革也变得越来越迫切，但如何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也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发展的困境也越来越多，发展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各国经济发展数据虽然非常直观，但各国发展的过程和路径却各不相同。关于非洲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争论还在继续，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和非洲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争论的对象、性质和时间点正在悄然发生变化。^[10]

（四）新时期如何推动非洲工业化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正如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曾经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是民族主义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项目，而且每一个已知的经济发展道路都涉及工业化。虽然非洲在工业化方面的努力与国际趋势不同步，但非洲独立后的第一代民族主义者却因此受到鼓舞。从1960年到1975年，非洲工业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长，尽管当时的基数很低，但这种增长率掩盖了非洲大陆内部的差别。在这个时期，5个非洲国家占非洲工业总产值的53%，其他27个非洲国家占非洲工业总额的1%。这个时期的增长表现也不稳定，大部分增长发生在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尼日利亚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从1963—1973年的平均7.6%上升到1973—1981年的12%。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在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正式部门就业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

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国际收支平衡危机，使非洲人自己也慢慢意识到自身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大部分的回应是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发展战略。在决策层面，《拉各斯行动计划》试图将工业发展置于区域发展框架之内，继续改变殖民地经济结构，并试图将工业发展内化为非洲经济体的增长引擎。但是，这种努力被《结构调整计划》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取代。实施市场化政策（自由化、私有化）和国家财政紧缩政策产生的后果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衰退、“去工业化”、贫困人口激增和社会不平等等现象的涌现。近年来非洲经济增速有所回升，但非洲的经济依然依赖于外部市场对非洲资源的需求，工业发展状况与70年代中期基本没有太大差别。

迎接工业化挑战需要非洲国家和国际合作伙伴采用新的思维。今天，全球经济的变化为非洲的工业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东亚地区劳动力工资和生产成本不断上涨，为非洲国家发展制造业、减少日用商品进口并进入全球制成品市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近年来，非洲服务业和农业的发展为其工业化也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非洲能否抓住此次发展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相关政策的能否制定和实施。非洲国家需要通过更加前瞻性的工业发展战略和更有效有为的政府来推动非洲的工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