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绍兴兰亭与书圣王羲之
宋人洪迈曾经在《容斋随笔》（卷一〇）评价王羲之“为艺所累”：
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而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不就……此一节，可以知其为人，而亦以书名之故，没其盛德。
洪迈给予王羲之极高的评价，并不是针对其书法成就，而是基于他的军事谋略和战略眼光。洪氏甚至认为王羲之的军事成就恰恰被其在书法领域的巨大成就所遮蔽。提及王羲之，后世之人皆称颂其书法，其他事迹或者成就往往被一笔带过。生于南宋的洪迈距离王羲之生活的年代相差约700年，有感于王羲之在当世接受的情形，于是有此感叹。洪迈并非不认同王羲之的书法造诣，但是为何会产生此种感叹？作为活跃在东晋琅琊王氏家族的佼佼者，“书圣”的称号过于耀眼，以致掩盖了王羲之在其他领域的才能。这才是洪迈感叹的原因。王羲之一生虽然在多地生活，但是其与会稽山水最渊源情深。
王羲之，字逸少，父王眶，祖父王正，曾祖王览。作为家族南渡后成长起来的江东一代的代表，王羲之以其独特的方式继承并延续了王氏顶层士族的兴盛。永和九年（353），王羲之时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召集当时名士于兰亭集会。这场集会为中国文化史、艺术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会稽（绍兴）文化史上的不朽盛事。参与这场盛会的皆是当时名流，少长贤集，群贤毕至。除了王羲之及其儿子凝之、肃之、徽之、涣之以外，还有谢氏兄弟谢安、谢万，以及郗昙、庾韵、袁峤之、孙统等人。这是一场集中展示王羲之以及东晋士族面貌的集会。王羲之的家庭、交游以及书法、文学和思想，他所处的政治局势和他的军事见解都有所展示。更重要的是，这场集会的地点是会稽，这令王羲之和会稽永远联结在一起，传扬至今。
兰亭游会的参与者共计42人。宋人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九）对这场集会产生的诗文作品做了统计：王羲之三篇（包括序），孙绰、徐丰之、孙统、谢安、谢万、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袁桥之等人各一篇五言诗和一篇四言诗，庾友等人各一篇五言诗，华茂、王丰之每人一篇四言诗，并附有孙绰一篇后序，总计三十九篇。“东晋文学建立在追求玄谈风神的审美情趣中，所以表现出与西晋缛丽完全不同的清淡风格。不管是玄理的表达，还是山水的描绘，都体现了这一特征。”[17]这三十九篇诗文是东晋文风的一次集中展示，同时也是会稽书写的高峰。王氏家族虽然文名逊于谢氏家族，但是仍以文学擅长。王羲之在此次游会写就的《兰亭集序》不仅是书法史上的名篇，亦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隋书·经籍志》载王羲之文集九卷，名为《晋紫金光禄大夫王羲之集》。
集中展示王羲之文学成就的就是《兰亭集序》，徜徉在会稽的山水中，亲朋好友会聚一堂，王羲之详细地记录了这场盛会：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开篇点明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之后，重笔描绘了山阴兰亭的自然环境。“会稽、永嘉——也就是今天浙江的绍兴、温州一带，汇聚着中国最为秀丽的山川，著名的天柱山、秦望山等逶迤相接，浙水、剡溪蜿蜒流淌，两岸层峦叠翠，烟岚缭绕，碧水清潭，草长莺飞，孕育着无穷的灵气，引发人无穷的遐想。”[18]会稽的山水秀美，环境清幽，是东晋名士钟爱的胜地。王羲之对会稽山水格外喜爱，在他担任会稽内史期间，三月三上巳日，他将集会的地点定在兰亭。兰亭处于崇山峻岭之间，王羲之目之所及之处皆是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心情舒畅，“乐”是文章上半部分的中心。首先是节日集会，亲朋环绕，名士济济一堂。作为会稽长官，王羲之感到了饱览人才之乐。其次，美景环绕，环境清幽，王羲之感到了山水之乐。再次，虽无管弦之乐，但是与会众人饮酒赋诗，畅叙幽情，使其快乐。复次，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大好的天气亦令其开怀。最后，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王羲之感到了游目骋怀之乐。在百余字中，王羲之从不同的方面描述了这场集会以及作为集会发起者、参与者的惬意。因为这场集会与王羲之本人的喜好相符，没有纸醉金迷、丝竹管弦的奢华，只有曲水流觞、纵情山水的雅致。会稽的山水激发了王羲之的情致和玄思。卸任之后，王羲之遂携家眷定居会稽山阴，此处山水怡人是重要原因。
会稽的山水激发了王羲之对于生命的思考，在与会稽文人的交流中共计产生了三十九篇诗文，皆是有感于此处风景：
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萧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
（王玄之）
清响擬丝竹，班荆对绮疏。零赫飞曲津，欢然朱颜舒。
（丰之）
江南多竹，“竹子”在他们的诗歌中多次出现，可见会稽的竹林不仅是当时名士集会的重要场所，竹林本身亦是士人的象征。与此类似的是“兰花”，兰花与竹子皆是高洁的象征，会稽兰花“千载抱遗芳”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些成熟的山水诗歌集中展现了兰亭集会的风貌与兰亭周围的山水。东晋中期会稽的风貌在这些诗歌中得以保存，让今人得以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体会当时名士畅游的盛景，以及会稽的山林之美。会稽在东晋刚刚得到开发，因此保存有大量原始的山水竹林，这使得名士流连忘返，纷纷驻足，同时又吸引着各地的士人前来。王羲之坐镇会稽，与之来往的皆是当时名流，他们畅游美景，或吟咏成颂，或讨论玄学、佛学、儒学。会稽独特的山林之美激发了众多文化人士的诗思、玄思、佛思，客观上促进了东晋文化的发展。
《兰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书法在这篇作品中发挥到极致，而《序》本身也成为后世无法超越的书法精品。兰亭集会因为《兰亭集序》而被永远地载入文化史和艺术史，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的文化盛事。提及《兰亭集序》，会自然而然地引出王羲之的书法问题。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是年王羲之47岁，此时期正是他书法的成熟期。
王氏书法传家，是当时最为顶级的书法世家。在整个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王氏的书法家远远多于其他家族。可以说，书法与王氏家族的兴衰沉浮相始终。王氏的书法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王戎、王衍兄弟。在王祥、王览兄弟的后代中，擅长书法的子弟更多。王导、王敦兄弟，以及王羲之的父亲、叔父都以书法著名。因此，书法是王氏的家学，王羲之从小耳濡目染，热爱书法水到渠成。换言之，琅琊王氏家族作为最顶尖的书法世家，王羲之成为“书圣”是王氏数代积淀的一次爆发。出生于书法世家的王羲之，从少年起就接受父亲、叔父、堂叔父的教导，还有卫夫人做其家庭教师。因此，王羲之不仅接受的是一流的书法教育，更生活于浓厚的家庭氛围之中。这是王羲之书法得以成就的第一个原因。
除家风之外，王羲之个人的经历亦是重要原因，即所谓的“书，抒也”，书法是王羲之书写心灵的重要体现。王羲之的书法风格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因他的人生际遇发生改变，书法蕴含着王羲之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书法对于东晋士族而言，不仅仅是用来陶冶性情，亦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首先，善于书法是一项较为重要的政治资本。从咸和九年（334）加入庾亮幕府开始，王羲之先后两次在出仕和归隐之间徘徊。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恰恰是复杂的政治经历，促使王羲之书法之名大盛。作为王氏的子弟，郗鉴的女婿以及庾亮的幕僚，后来又依靠尹浩，王羲之所处的政治环境复杂险恶。多年来周旋于多股势力之间，这种独特的经历使其将精力投注于书法。
独特的家庭氛围和一直以来接受的书法教育，使得王羲之从幼年起就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当时作为琅琊王氏的年青一代，其书法名声自然不如家族其他长辈显赫。咸和九年（334），王羲之加入庾亮幕府。此时，东晋的政治局势大致是王导联合王羲之岳父郗鉴与庾亮对峙。王敦叛乱之后，王氏失去了对于朝政绝对的把持地位。王羲之的婚姻促成了王导与郗鉴一文一武的结盟，二者共同抵抗庾亮。王羲之此时作为年轻的王氏子弟，加入庾亮的幕府，实在使人不解。不但是王羲之，其本家兄弟王从之、王胡之亦在其中。同时加入的还有孙绰和殷浩。同年，庾亮拜征西将军，坐镇武昌，幕府一时“俊才如林”。王羲之因为出身王氏，在政治立场上天然亲近王导，为何他不去投奔王导，而是选择入庾亮幕府。“庾亮的幕府此时人才济济，名流如云，这就像高手过招的擂台，谁在这个舞台上脱颖而出才是关键。”[19]王羲之此时三十四岁，正是大展拳脚之际，作为王氏子弟，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家风深埋心中。入庾亮幕府，能够让他迅速扬名，获得更高的政治资本。他的从弟王从之、王胡之亦出于同样的考量。因此可以推测，当时武昌幕府是能够迅速让士族年轻子弟脱颖而出的最佳选择。王羲之兄弟们加入庾亮幕府，并不是背离家族，恰恰是王氏家风的体现。王导也并未阻止他们，只是时刻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家族责任。王羲之无法脱离王氏家族，彻底靠拢庾亮，因此他必须要小心地周旋于王导和庾亮两股势力之间。而庾亮主动招募王羲之，除了看中他的才能之外，更加看中他的身份，即王导从侄和郗鉴女婿。王羲之的身份使其成为多股势力争相争取的对象，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身份，他并没有明确投靠任何一方，始终与几大势力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既亲近又保持距离。随着王导、庾亮和郗鉴的先后离世，王羲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凶险局势。要之，入武昌幕府，王羲之周旋在王导、庾亮、郗鉴三方势力之间，还能使得三方大致满意，说明其政治才能的干练与灵活。
王羲之的书法在此时期进步迅速，并且经历了风格的转变。庾亮幕府顿时名士云集，王羲之等人经常来往切磋，相互交流，书法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在人才众多的武昌幕府中，士族子弟必须有突出的才能，方能脱颖而出。王羲之苦练书法，除了个人喜好和家学渊源，与其想要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不无关系。因为庾亮、庾翼兄弟二人亦喜好书法，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评价庾亮兄弟言：“颍川庾亮，晋太尉，善草、行。庾翼，晋荆州刺史。善隶、行，时与羲之齐名，亮弟也。”[20]庾翼与王羲之齐名，但是在入武昌幕府之前，王羲之书名并不如庾翼出名，在幕府期间，王羲之苦练书法，书名大盛。《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21]
在此之前，庾亮向王羲之求书，王羲之还言“翼在彼，岂复假此”，认为自己书法不如庾翼。此时，王羲之书法大进，庾翼看到之后心悦诚服，称赞王羲之是张芝再生。王羲之此时书法精进，首先得益于武昌人才济济，他博采兼取，集众家之长。沈尹默表示：“羲之从卫夫人学习，自然受到她的熏染，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22]王羲之摆脱卫夫人的书法风格就是在武昌幕府，这是王羲之书法转变的第一个契机。此时的王羲之集中学习张芝的书法，此前他跟随卫夫人练习钟繇书法，张、钟二人的书法是王羲之书法的基础。庾亮兄弟对于王羲之书法评价颇高，庾翼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已经达到了前朝大师的水准。在武昌幕府，王羲之书名大盛。
王导、庾亮和郗鉴相继去世，两派纷争并未因此停止。王羲之作为焦点人物，其面临的政局也日益凶险。王允之去世后，王羲之被委派接替其江州刺史的职位。“王羲之的这次任职是难以摆脱的家族责任，也是庾亮、王导争斗的后续。虽然王羲之的任期很短，但是凶险的政治环境随时会有性命之忧。”[23]这种体验不仅影响了王羲之对待政治的态度，同时也影响了他的书法。尽管王羲之的任期只有四个月，但是位置紧要，作为接替王允之的王氏子弟，其任命意味着将代表琅琊王氏直面王庾之争。王羲之避无可避，这种极致的生命体验，再次为王羲之书法注入活力。
江州是两派争斗的焦点，王氏把控这个职位，庾氏绝不会罢休。前任王允之死于争斗，王羲之的惶恐日益增加，他上书“称病”求去。此时，王羲之多年来一贯的政治态度发挥作用，即在两派中保持中立，不过分依赖一方。他与庾亮、庾翼兄弟都保持着融洽的关系。王导此前让其以家族利益为重，不要真正亲近庾亮兄弟，王羲之并没有完全执行。他多次称赞庾亮，并且支持庾翼北伐。中立的态度，让王羲之平安度过了江州刺史的四个月。
永和元年（345），庾翼去世。在此之前，王羲之的书名越来越盛，连庾氏子弟都争相学习他的书法：
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庚犹不忿。[24]
庾翼不忿于自家子弟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并且要与他一争高下。这说明两点：第一，此时王羲之的书名可能已经胜过庾翼；第二，庾翼和王羲之关系亲近并不是浮于表面，二人情感维系良好。在此年，王羲之经历了无比凶险的江州刺史生涯。“丰富的人生阅历凝注于笔端，他的书法艺术自然又有了超越。这一时期王羲之的书法已经超过了庾翼，在社会上得到了高度赞誉，许多人慕名学习，王羲之作为书法大家的身份，逐渐得以确立。”[25]武昌幕府时期，王羲之书名始盛；江州刺史时期，王羲之书名大盛。这两个时期，是王羲之第一次政治生涯的两个重要节点。政治上的复杂经历，为王羲之的书法提升提供了契机。在卸任江州刺史之后，王羲之心有余悸，归隐了五年之久。此时王羲之正值盛年，按理说正是积极进取的好年华，但是王羲之选择了急流勇退。王导去世之后，王氏与庾氏的争斗并未停止，王允之去世代表着王氏在这场争斗中失利，琅琊王氏已经无法再像此前一样左右东晋局势。再加之岳父郗鉴去世，王羲之在朝廷中失去了强有力的靠山。因此，他选择暂时归隐，但是并非放弃仕进的念头。
王羲之第二次仕途生涯正逢桓温和司马昱、殷浩两派争权时期，其政治环境亦比较复杂，但是这一次他没有经历性命之忧。王羲之被任命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这是后世“王右军”称号的由来。对于这一次的任命，王羲之欣然接受。王羲之早年曾担任司马昱会稽王友，是司马昱的旧下属。昔日的同僚殷浩当权，起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此前，王羲之无奈归隐，但他并未放弃建功立业，因此一旦有机会，再次选择入仕。司马昱与殷浩出于这层关系以及王羲之本人的声望，召他担任会稽内史，以此来抑制桓温集团。
王羲之早年在司马昱属地会稽担任王友，东晋士族崇尚玄谈。王导和殷浩都是清谈名家。司马昱亦喜好清谈，作为司马昱的王友，职责就是陪同司马昱游宴和会客。司马昱喜好谈玄，本家堂叔王导又是名家，王羲之自然受到影响。在王氏一门中，王导一支政治进取心更强，其他几支则没有那么强的权势欲望。“关于琅琊王氏之崇奉天师道，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即其家族成员名字中有一个‘之’字。这一秘密也是首先由陈寅恪先生揭示出来的。人们阅读六朝时期文献，可以看到很多人名中有一个‘之’字，以琅琊王氏而言，从东晋中期王羲之一辈开始突出起来，他们都是同族兄弟。人们多以为这是其家族的排行，然而，王羲之子王献之一辈依然如此命名。”[26]“之”字就是琅琊王氏家族笃信天师道的标识。
天师道是王羲之一支的家族传统，而崇尚玄谈则与苦练书法类似，是积累政治声望的重要手段。王羲之笃信天师道，陈寅恪认为，“治吾国佛教美术史者类能言佛陀之宗教与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之关系，独于天师道与书法二者相互利用之史实，似尚未有注意及之者”。[27]天师道为何与王氏书法具有深厚的联系？王氏子弟尤其是王羲之这一支名字中有“之”字，带有明显的天师道信仰标识。而道教信仰的一个必备技能就是书法，这里的书法并不是用于审美欣赏，而是为宗教服务的实用性技能。在道家修行中，抄经和画符是基本的技能，往往擅长书法的人更加得心应手。寻找碑帖再临摹下来，是书法用于道教实践的典型体现。“写经又为一种功德”，[28]天师道的信仰者通常通过写经来建立功德。能让如此重视名讳的王氏大族把代表天师道信仰标识的“之”加入子弟的名字中，可见对天师道信仰的虔诚。奉教越是虔诚，越重视立功德，而写经可以立功德，那么必然重视练习书法，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书法的发展。
王羲之书法的发展与其实用性需求具有重要联系。王羲之晚年隐居山阴，与教士来往密切，写经是日常的事务。前文提及，王羲之书法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是其在武昌幕府时，他摆脱钟书改练张草，此时他的书法基础钟、张兼备，已经成为大家。但是他的水平还停留在追平前辈的阶段，尚未推陈出新，形成自己的风格。促使王羲之书法再进一步，从继承到创新的重要契机就是实用性需求。文字的实用性功能促使文字书写的不断简化，这是文字发展的一个必要过程。汉字亦不例外，秦统一天下之后推行小篆，汉又推行隶书。隶书相对于小篆已经大大简化，“但字形呆板，波磔捺笔太多，影响了书写的速度和运笔的一致性”。[29]王羲之多年练习钟繇的书法，对此深有体会，“他一改钟繇楷书‘存隶外放’的特点，变为‘敛锋不发’，使楷书变得轻盈灵动，体式爽俏。后人为区别这两种楷书，将王羲之创出的楷书称之为‘今楷’”。[30]王羲之改良钟繇书法，乃是出于提高书写效率的需求，他重视行书的练习亦是相同的原因。他改良钟繇的行书，自创“今行”。并且不满于此，王羲之进一步改良了书写效率比行书更高的草书。他以张芝的草书为基础，“首先将章草的波磔省去，凡过去章草用波磔的地方，他都用圆转的笔画替代。同时他一改章草各字独立，多不相连的体势，使多字相连且一行之内上下呼应，成一气呵成之势。在他的手里完成了章草的蜕变，不仅使草书显得龙飞凤舞，婉转流畅，充满活力，大大提高了草书的观赏性；更重要的是书写更加快捷，极大地提高了书写速度，成为民间交流最常用的书体。人们将其称为‘今草’”。[31]
王羲之对前辈的书法做了大量改良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实用性需求。那么，信仰天师道，写经帖立功德就是王羲之书法实用的一大来源。从继承到创新，王羲之书法又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过程是在王羲之政治生涯的第二个阶段完成的，这也为他在永和九年（353）一挥而就的“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做了充分的技术性准备。技术改进是王羲之书法进步的客观条件，而独特的书法艺术还需要书法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性情，这是王羲之书法成因的主观条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永和四年（348），得殷浩提拔，时年四十六的王羲之重新迈入仕途。殷浩的目的是拉拢王羲之来对抗桓温集团。殷浩是王羲之昔日的同僚和好友，他对王羲之评价极高，称其“清鉴贵要”“清贵人”。王羲之出身于高贵的琅琊王氏，其本人又有名望，所以成为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但是琅琊王氏此时正处于由盛转衰的时期，王氏尽管仍是第一士族，但是实际权力大为缩减。王羲之对于此次出仕的态度仍然比较犹豫，《王羲之传》曰：
羲之遂报书曰：“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32]
作为王氏家族的重要人物，王羲之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当时其他士族的选择。殷浩出身寒微，他争取王羲之的支持，进而希望通过王羲之影响其他士族的态度。而王羲之对此也有清醒的认知，他的背后是整个琅琊王氏，他的选择将影响家族的命运。所以他非常谨慎，没有马上答应殷浩。其在给殷浩的信中表示，自己性格淡泊，崇尚隐逸，不想踏入官场，并以当年王导任命他做官，他没有答应作为证明。
如果联系王氏一族积极用世的家风，以及王羲之第一段仕途经历，可以推断这是王羲之的推托之词。身为琅琊王氏的优秀子弟，又从小接受王导、王敦的教诲，王羲之建功立业的志向从未减退。此时他已经46岁，如果不抓住机会，此生将再也无法完成理想。所以他以退为进，请求朝廷派他去更加偏远的关陇、巴蜀。“关陇和巴蜀正是桓温苦心经营的区域。王羲之为什么想来这里？桓温、殷浩作为政争的双方，此时正在暗自较量，王羲之对此肯定是心知肚明的。王羲之要求朝廷派他去桓温的地域‘宣国家威德’，他的真实意图是想担任殷浩、桓温之间的联络人和调节者，而不是单纯的殷浩对付桓温的棋子。”[33]显然，右军将军显然不是王羲之的理想职位，他渴求更紧要的职位，以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
即使在接受任命之后，王羲之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诉求。担任护军之后，还曾请求外出宣城郡为官。会稽在京畿，并没有大的发展空间，而宣城身为西南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王羲之具有高远的政治理想，他想谋求更大的权力空间，琅琊王氏经世建功的家风流淌在每一代子弟的血液中。他一直在等待时机，但是又不够幸运。20岁时，王敦叛乱，王氏一门元气大伤，盛极而衰，这给王羲之光明的政治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随后按部就班地担任会稽王友，为求机会进入武昌幕府，又处在王导、郗鉴和庾亮之间。他的身份使得他必须小心翼翼，不能痛快地施展抱负。王羲之的政治生涯并不顺畅肆意，而是在三方势力中不断徘徊。虽然成功保全了自己，但是心灵亦经历了艰难的磨炼，这是王羲之书法转变的内在原因。
永和七年（351），王羲之被任命为会稽内史。他与会稽本就有很深的缘分，此时担任会稽内史，王羲之与会稽的牵绊又进一步加深。会稽的山水给予王羲之诗意的生活和美好的精神享受，王羲之对这片山水充满热爱，并且尽自己所能，予以回馈。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期间，正逢殷浩计划北伐，包括会稽在内的三吴地区都要提供军备物资。战争劳民伤财，将加重会稽百姓的负担。王羲之明确反对殷浩北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会稽百姓考虑。会稽时遇天灾，王羲之担心繁重的赋税徭役会令会稽雪上加霜。于是他上书建议减免徭役赋税、禁酒节粮，同时复开漕运、整顿吏治等，为会稽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受到百姓的拥戴。洪迈感叹王羲之为书名所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王羲之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计策，可惜当时殷浩一心北伐，他并不受朝廷重用，所提出的政策也不被采纳。王羲之劝谏无用，他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最终没有实现政治理想。
永和九年（353）上巳日，王羲之召集兰亭集会，时间正是殷浩北伐前夕。因此，这场集会本来就是出于多种目的召集而成，并非单纯的修禊、唱和。参与兰亭雅集的四十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军政官员。在北伐前夕，这一批人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商讨北伐之事。“到场人员中，约为三派：一是桓温派，二是殷浩派，三是调停派，都分别有代表人物，王羲之本人则属于第三派。东晋政治的格局，是朝廷影响力不强之时，就由世家大族参与。考虑到王姓的影响力与王羲之本人在军政界的地位，他出面约各派调停共谋国家大事是绝有可能的。”[34]显然，最终的结果并没有如王羲之所愿，殷浩很快进行了第二次北伐。王羲之并未放弃，他多次给殷浩写信规劝，并提出政见：
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与殷浩书》）
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遗殷浩书》）
王羲之直言殷浩出身寒门，尽管身居高位，但是没有庞大的家族背景，人脉关系淡薄，一旦北伐失败，殷浩将独自承担责任，无人帮扶。所以当下并不应该北伐，而是积极建立人脉，拓展势力，否则殷浩将面临尴尬的窘境。殷浩北伐，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就要负责在后方督办军粮。正是在各处奔波征粮的过程中，王羲之发现战争造成了严重的内政问题。所到之处，一片荒芜，江东地区已经陷入疲惫不堪的境地，实在没有力量再支撑战争。王羲之清楚地认识到，东晋国力微薄，北伐难以胜利，反而会进一步拖垮国力。他力求先保住长江以南，当务之急是修理内政，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如果仅止于此，那么王羲之的见识将与其他反战派和中立派并无不同。洪迈对于王羲之的感慨说明王的政治智慧远不止于此，王羲之更进一步，结合国情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实用性主张。这说明王羲之不是纸上谈兵的理论派，而是具有能力的实干派。
战争不停，军队就需要粮草，王羲之感慨自己无能为力，人微言轻。屡次给殷浩和司马昱写信规劝都不被采纳，但是王羲之并未知难而退，他将继续进言。王羲之作为琅琊王氏的佳子弟，王氏优良家风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导曾经是和天子分庭抗礼的政治家，但是王导本人生活清贫，并不好富贵。王氏家风中的积极用世、建功立业远不止于让家族永保富贵和地位这样浅显。士族子弟从小接受严格的教育，王羲之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渴望建立一番功业，也并非只是出于个人对于权势的渴望，而是政治理想的实现。殷浩评价他“清贵”并非恭维之词，而是王羲之为人行事的真实写照。他冒着得罪司马昱和殷浩的风险，屡次直言劝谏。同时，王羲之还想出切实的方法节约粮食，帮助朝廷和百姓渡过难关：
断酒事终不见许，然守尚坚，弟亦当思同此怀。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此救民命，当可胜言！近复重论，相赏有理，卿可复论。[35]
王羲之请求朝廷颁布戒酒的命令遭到驳回，但是他在给亲友的信件中表示一起违抗朝廷的命令。因为酿酒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而酒的消费主要来源于士族。百姓已经民不聊生，士族还在大肆饮酒作乐，王羲之于是下令在其辖区内禁酒。王羲之亲眼看见了百姓生活的困苦，于是发出感慨：
百姓之命（阙）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庾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便可放之。其罚谪之制宜严重，可如治，日每知卿同在民之主。[36]
王羲之不忍黎民饥寒交迫，曾经申请开仓放粮，但是被朝廷拒绝。他连声追问，既然不能开仓放粮，那么戒酒节流有什么错？他不解，为何朝廷对于黎民受苦无动于衷。王羲之出身于贵族子弟的最顶层琅琊王氏，是天生的特权阶级。而朝廷之所以不下令禁酒就是要保障士族的利益，王羲之实是制度的获利者。但是，他能跳出自己所处的阶层，放弃既得的利益去为普通平民发声、争取权益，这是王羲之的伟大之处。而伟大的思想和灵魂造就了伟大的书法。赵孟頫《识王羲之七月帖》言：“右将军王羲之，在晋以骨鲠称，激切恺直，不屑屑细行。议论人物，中其病常十之八九，与当道讽谏无所畏避，发粟赈饥，上疏争议，悉不阿党。凡所处分，轻重时宜，当为晋室第一流人品，奈何其名为能书所掩耶！书，心画也，万世之下，观其笔法正锋，腕力道劲，即同其人品。”[37]赵孟頫的观点是典型的书品与文品相统一，并且他对于王羲之的看法与后世的洪迈是一致的，即王羲之的书法掩盖了其更大的光芒。王羲之为人正直，不屑小人行为。为官清正，不畏惧权贵，能够为百姓请命，是当时的第一流人品。赵孟頫本身是著名的书法家，当他研究同为书法家王羲之的《七月帖》时，他能以书法家特有的敏锐和专业看出王羲之字间锋芒所隐藏的品性。像王羲之和赵孟頫这样名垂千古的书法大家，他们可能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是心路历程必然都经过磨炼，必须有厚重的人生阅历才有内涵丰富的书法艺术。赵孟頫身为书法家，本来最有可能认可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但是他仍然称王羲之的书法掩盖了他的光芒，可见王羲之军政才能的突出。
永和九年（353）的兰亭集会，正是殷浩北伐前夕，王羲之努力调停，但是结果并不如他所愿。他应该已经预感到战争必然爆发的结果，所以在如此欢乐的唱和中会有生死无常的悲戚感慨。这不仅是有感于个体对于生命的体验，还有外部因素的推动，进而从个体上升到对人类的生命关怀的高度，最终他跟自己和解。因为，个体生命在天地之间都是短暂的，担忧恐惧也无法改变。但是在现实当中，王羲之仍然会选择尽力做实事，保全会稽百姓。
北伐的结果正如王羲之所料，毫无进展。王羲之给司马昱写信劝其放弃北伐：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38]
王羲之表示，北伐的功绩到目前也没有看到，但是这场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显现出来。百姓百不余一，千里断粮。为了给前线运送粮草，跨山越河，劳民伤财。繁重的徭役比秦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继续下去，那么秦朝的命运就是本朝的命运。王羲之已经预感到东晋即将面临的危机，所以苦苦规劝司马昱暂停北伐，把重心转移到抚恤百姓，解决民生上来。并且认为现在补救为时未晚，一旦再延误，将无力回天。王羲之并不是在危言耸听，东晋经过王敦叛乱、党派争权和北伐战争内耗严重，国力已经大不如前。而此时北方兵强马壮，贸然北伐根本无法取得胜利，只是劳民伤财，空耗国力。眼下，应该及时止损，停止北伐，令殷浩等将领牢牢保住淮河一线，确保后赵不会反过来威胁到东晋的国防安全。在此基础上伺机而动，等待机会谋取北方。此时，殷浩北伐还处于并不顺利但并未战败的阶段。王羲之并没有完全否定北伐的决议，只是认为北伐并不是朝廷的重心，改善民生、解决社会危机远比北伐更加重要。后来殷浩失利，北伐失败，王羲之又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即“保江”，对江淮以北的地区不要徒劳留恋。“他根据敌我实力和东晋社会的现状，深刻分析战争所引发的种种社会危机，他为民众不堪重负的困苦生活而日夜忧虑，并想方设法解决民生疾苦。王羲之的这些观点深中时弊，体现了王羲之卓越的政治见解和博大深广的胸怀。”[39]
王羲之尽管一生处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但他多是与当权派具有紧密的联系，或是血缘，或为同僚等，而他自己的政治生涯并不显赫，即他从未处于权力的核心位置。复杂的局势和特殊的身份让王羲之时刻要保持中立的态度才能保全自己。王羲之本人具有高远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但是他高贵的品性决定了他做事有底线，不会为求权力不择手段，也不会为了争权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司马昱、殷浩争斗的焦点就是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北伐此时成为两派魁首争权的砝码。战争伴随而来的军民伤亡以及百姓的流离失所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殷浩起用王羲之担任右军护军，但是并没有同意王羲之本来的请求，调和两方关系，而是希望通过拉拢王羲之来克制桓温集团。王羲之同殷、桓关系都比较融洽，尽管他曾因为北伐的事情数次对司马昱和殷浩直言进谏，但是二者并未真正对他恼怒，可见其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处事圆融有底线，心怀远大宽广是王羲之的政治原则和态度。但是，第二次复起在某种程度上也并未帮助王羲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面临着同第一次相似的环境，夹在两派之间，这注定了王羲之不会有进入高位的机会。他不会因为惧怕得罪当权的任何一方就委曲求全，发表违心的言论。在触碰其底线时，王羲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直和激切，因此赵孟頫称其为“骨鲠”。司马昱和殷浩对于王羲之有知遇之恩，对于王羲之数次直言得罪也并未迁怒于他，一是出于对于王羲之人品的了解，知道王羲之并未怀有私心，而是对于国家政治真正的关怀和担忧；二是对于王羲之一贯处事原则的了解，知道王羲之不偏不倚，尽管不赞同北伐，也不会倒向桓温一方。高贵的品性和不偏不倚的处事原则，使王羲之第二次卷入权力斗争旋涡时又一次成功得以保全。
仅在兰亭集会过去的两年后，即永和十一年（355），王羲之上书辞官归隐，此后王羲之在会稽度过晚年，直到五十九岁去世。王羲之此前还对朝政大事保持着热情，并且在会稽推行了很多惠及百姓的政策，为何在永和十一年突然辞官？王羲之在担任右军将军和会稽内史期间，曾经有机会再进一步，但是王述担任了王羲之理想的职位——扬州刺史。而王羲之与王述本来就有旧怨，王述为人急躁贪财，王羲之深以为耻。王述出身于太原王氏，同琅琊王氏一样曾是高门大族。王述家境衰落，生活清贫，并且为人世俗务实。在讲究门户的东晋，身为士族子弟，贪恋钱财，关心柴米油盐诸“俗务”会令其他子弟所不齿。名士应该风雅脱俗并且喜怒不形于色，王述皆不具备。但是王述政治事业的发展优于王羲之，永和七年（351）王羲之之所以担任会稽内史，接替的就是王述的职位。后来王述任扬州刺史，对王羲之而言，他并不能够接受一个急躁、贪财的王述成为自己的上司：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至终。[40]
王述与王羲之年龄相当，在晚年时声誉逐渐超过王羲之。这令王羲之不平，并且想要找时机给王述一点难堪。王羲之性情洒脱，为人并不斤斤计较，为何在对王述的态度上一反常态。久经官场历练，王羲之如果仅是不认同王述的品性，应当不会做出辞官这样断送政治前途的决定。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王述与王羲之政治立场和观点的不同，王羲之尽管隶属于司马昱阵营，但是并不与桓温交恶。王述则不同，他对司马昱和桓温表现出了明确的态度，亲近司马昱而厌恶桓温。永和十年（354），扬州刺史殷浩被贬为庶人，王羲之和王述是最有希望的接替者。最后，司马昱集团选择王述，是因为王述政治立场明确。王述亦对王羲之有成见，所以他担任扬州刺史之后，有意刁难王羲之，对王羲之的工作吹毛求疵。王羲之应接不暇，终于不堪忍受，愤恨辞官，“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41]王述成为扬州刺史之后，只要王羲之不改变态度，那么他在王述之下再也无仕进的可能。王羲之不愿屈从王述，亦不会追求利禄，因此辞官。王羲之郑重地辞官宣誓，恰恰是其坚持政治理想和政治底线的表现。辞官之后，王羲之隐居会稽：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42]
会稽秀美的山水让王羲之晚年的生活充满诗意，也渐渐抚平了王羲之辞官的愤懑与悲伤。在会稽畅游山水，问仙求道，美好的生活使王羲之发出了“卒当以乐死”的感慨。王羲之洒脱的胸怀再次得以体现，无论经过一番怎样痛苦的心理挣扎，一旦放下追求功业，便彻底寄情山水，不饰虚伪。此生再无可能实现政治抱负，那么朝廷无论再怎么征用，他都不会再次出仕。在会稽，王羲之既纵情山水，也求田问舍，他早已在当地置办田产。王羲之晚年举家迁往会稽山阴定居，这个举动别有深意。会稽当时作为东晋士族玄谈隐居的地方，本身并不处于政治中心，世家大族多在会稽修建别墅，不会长期居住。王羲之举家迁移，意味着他主动远离政治中心，实现了从身体到心灵的归隐。除了著名的《兰亭集序》外，王羲之留存至今的散文作品尚有部分被收录在《法书要录》中。朱熹评价《十七帖》云：“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43]《十七帖》的内容是王羲之晚年写给亲朋好友的书札，内容多为来往问候、日常琐事。如果《兰亭集序》是王羲之行书巅峰，那么《十七帖》则是王羲之的草书杰作。随着官场生活的彻底谢幕，王羲之的生命进入了最后一个时期。他的书法也历经几次转变，进入最后的成熟期。朱熹从王羲之的字间读出了“从容”和“不为法缚”。王羲之此时的书法达到了“书心统一”，不为法术所束缚的自由境界。这意味着王羲之其人的心灵实现了自由，其书摆脱了技法的限制，二者合一，成为朱熹眼中的“知其所以美”。
兰亭地处会稽山阴，这是王羲之人生最后的归宿之地。王羲之深爱这片山水，并且竭力造福回馈了这片山水。会稽和王羲之是相互成就、相互给予的关系。王羲之所有的传记和故事中都离不开会稽山水，而会稽的地方志中也永远为王羲之留下重要的位置。王羲之此后千年的声名、定位都主要源于这场集会中写就的《兰亭集序》，而《兰亭集序》成为王羲之本人、会稽历史以及两者密切联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