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王氏家族的文化传统与绍兴

琅琊王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保持着第一大族的地位，除了政治上源源不断产生人才，即承继建功立业、家族为上的家风外，在文化方面的建树，即王氏家学亦起到了重要作用。琅琊王氏家族在文学、书法、绘画、音乐领域皆取得了重要成就，家族中出现了包括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文学家王融、王褒在内的一大批名家。钱穆言：“其一门累世风流文采，最为当时之冠冕。”^[9]

琅琊王氏的书法成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脱颖而出，家族以书法为业，涌现了包括“二王”在内的多位书法家。除书法外，王氏一族在文学领域也成就斐然，尽管王氏的文名不如书名显著。当时士族文名首屈一指的是谢氏家族，但是王氏也擅长文学，并且出了王融、王褒等著名的文学家。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政治和社会地位超然，生活优越，有充足的条件追求人生享受。琅琊王氏作为士族顶层亦不例外，但是王氏有其独特家风，即追求积极用世、建功立业，所以王氏一族在艺术领域取得至高成就的同时，亦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兴趣，并且家族频出能够左右朝政的高官。

王导就是王氏一族政治和文化成就皆突出的代表，“王导以其雄才大略不仅使晋祚延续，而且在其有生之年使得琅琊王氏达到了政治的巅峰。王导一代不仅确立了琅琊王氏一流的高华门第，而且在文学上有所建树”。^[10]王导由于政治地位高，所以传世作品多为书、启、教、表、疏等实用性文章，《隋书·经籍志》记录《晋丞相王导集》十一卷。王导代表作《上疏请修学校》一文，逻辑严谨，论证缜密，刘师培评云：“择言雅畅。”王敦虽为武将，但是“善属文”，今存作品十余篇，皆为表、奏、书等实用文章。司马睿信任倚重刘隗而猜忌疏远王氏，王敦深感政治危机，由此，为司马睿上疏，表达其“非敢苟私亲亲，唯欲忠于社稷”^[11]的立场。王导、王敦共同帮助司马氏稳定了南方局面，功勋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但是正当王氏一族炙手可热之时，司马氏对其由亲密信任转向猜忌忌惮，王导在朝廷中变得被动。王敦作为军队将领，对此十分不满，连上两封奏疏表达自己的愤懑。王敦语气激荡，满腔不满一泄而出，言论颇为大胆。在后一篇文章中，更是一一列出刘隗的罪状，直言司马睿任用奸邪之辈，毫不避讳。王敦文章风格与其人物风格是一致的，极具气势，肆意无畏。

王导一辈之后，继之而起的王羲之一代，亦有许多擅长文学的子弟。王羲之《兰亭集序》为千古名篇。此外，王胡之、王彪之和王洽也皆有作品传世。王胡之喜好山水，“好谈谐，善属文辞，为当时所重”，存诗二首、文四首。王彪之今存诗四首，文近四十篇。由于王彪之熟悉典礼制度，因此文章大多涉及礼制，包括婚礼、丧礼、朝会礼、纳后礼等。王洽今存文七篇，主要是表和书信。东晋后期，王羲之七子皆有文采：长子、三子、四子、六子皆有不少作品存世，五子王徽之和七子王献之最为著名，兼善文学与书法，有乃父之风。永和九年，王羲之组织兰亭集会，次子王凝之、三子王涣之、四子王肃之和五子王徽之皆作《兰亭诗》，他们的诗歌也因《兰亭集》而得以保存。王献之在王羲之七子中最为出名，除了书法与父亲并称“二王”之外，文学才能亦颇为出众，今存诗四首，文数篇，其中《桃叶歌》三首广为流传：

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

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桃叶歌》曲调就是由王献之所创，语调清新明朗，在南朝颇为流行。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桃叶渡”条言：“桃叶渡在县南一里秦淮口，桃叶者，晋王献之爱妾名也。”^[12]除王羲之一支外，王导的后代亦擅长文学，其孙王珣、王珉皆有文名。王珣“文高当世”，今存文九篇，多是书信、序、赞等实用性文章。刘宋之际，琅琊王氏子弟中善文学的有王弘、王韶之、王敬弘、王僧达、王微。王弘乃是王导曾孙，官至宰相，亦是王氏一族在此时期的领袖。王僧达是王弘之子，擅长诗歌，钟嵘《诗品》评其为中品，与谢氏一族的谢瞻、谢混以及王微等人同属一品，钟嵘认为，他们的诗歌风格继承了张华诗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13]钟嵘认为，其诗歌风格清浅，风流媚趣。王微为王弘侄儿，文学才能突出，但是二十九岁即卒，英年早逝。王微作《杂诗》二首，分别被《文选》和《玉台新咏》收入，可见其在当时之文名。

南齐时期，王氏家族文名尤盛，出现了王融这位永明新诗体的代表诗人。王融为王僧达孙、王弘曾孙，可见其文学乃是出自家学。钟嵘《诗品》评曰：“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而卒。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绩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14]钟嵘指出，王融在诗歌韵律方面取得的成就，如王融作《知音论》，但是未完成就去世了。王融与谢朓、沈约齐名，并称“三贤”。王融曾与钟嵘谈论诗歌的韵律与对偶，并尝试写作《知音论》，可以称之为永明新诗体的首位探索者，对近体诗的产生做出了重大贡献。王融作品数量颇多，《隋书·经籍志》记载《王融集》十卷，今存诗、文各五十余篇。王融在诗歌创作中积极进行格律和对偶的探索，其中如《临高台》诗：

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井莲当夏吐，窗桂逐秋开。

花飞低不入，鸟散远时来。还看云栋影，含月共徘徊。

诗歌五言八句，韵律和谐，对仗工整，写景细腻生动，风格清新自然、含蓄蕴藉。

入梁、陈后，王氏一族中擅长文学的主要有王筠、王籍和王褒。王筠，祖父王僧虔素有文名，名下五子皆擅长文学。王筠诗今存五十余首，大多为宫体诗：

昭明太子爱文学士……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15]

王筠诗歌善押强韵，辞藻华美，才华过人。齐梁正是宫体诗盛行的时代，王筠因文才之名得昭明太子赏识。其诗歌中，咏物、闺情诗居多，咏物则“指物造型”，闺情则风格细腻，情韵绵长。王籍七岁能属文，被其当代人视为谢灵运的接班人。今存诗歌二首，其中《入若耶溪》是写景名作：

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

《梁书·文学传》载：“（籍）除轻车湘东王咨议参军。随府会稽。郡境有云门、天柱山，籍尝游之，或累月不反。至若耶溪赋诗，其略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以为文外独绝。’”^[16]此诗在当时就被称为“独绝”，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两句更是成为写景名句，其中包含了王籍独创的以静写动手法，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琅琊王氏在南朝最后一位以文学扬名的是王褒，在当时与庾信齐名。王褒的生活轨迹横跨南北，前半生在梁度过，侯景之乱后，被虏至西魏。王褒的诗歌风格也因此发生改变，前半期在梁时，王褒深谙用韵、对仗和用典等诗歌形式技巧，诗风清丽自然。进入北方后，王褒诗歌在保持形式特点的基础上，又受到了北方质朴风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