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王氏家族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绍兴王氏家族对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氏一门学艺，致力于书法艺术的提升，其中，影响最大的仍属王羲之。
王羲之一生，满怀抱负，却未能尽情施展，最终没能成为像王导一般立下卓越功业的人物。但是王羲之却因其书法获得了超过其他王氏成员的影响力，王羲之在东晋时已经是书法名家，并且在其中年之后名声大振，隐隐有成为书法第一的趋势。真正让王羲之确立“书圣”地位的关键一步是来自唐太宗的推崇，洪迈亦点明这一点。唐太宗亲自撰写了《王羲之传论》，[44]对王羲之的书法造诣做了高度评价。
王羲之与其子献之并称“二王”，在南朝宋齐时期，王献之书法受追捧的程度甚至超越了其父王羲之。唐代建立之后，太宗重新将王羲之确立为书法典范，为了树立这一绝对的权威，其对献之书法加以批评。唐太宗称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不仅如此，太宗又在弘文馆设立书学，专门教授王羲之书法。并且四处搜罗王羲之书法作品，命人临摹之后，赐给朝臣。“至此对王羲之的独尊已成为一种国家性命名仪式”。[45]皇帝的身体力行带动了唐代士大夫阶层皆效仿王羲之书法的风气，自此王羲之的书法派系成为中国传统书法的主流，虽然二王书法风格存在差别，但是同出一系，自此后世皆自觉学习二王书法。
王羲之书法为何能在唐代获得太宗及其一众士大夫的肯定，除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原因，其书法本身的艺术意蕴是重要原因。李嗣真《书后品》把王羲之的书法比喻成画作，用优美的语言，着重从情感方面评价了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将其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融入书法，正如其在《兰亭集序》中所言“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一样，后人在品鉴、临摹其作品时也能与之产生心灵相通，隔代相知的微妙体验。这使得王羲之书法产生了超越技艺层面的精神韵味，这种意蕴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持续不断地产生精神影响力。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人类总是存在某些相通的生命体验和情感，而王羲之的书法能够传达这种情感和体验，这是他的书法作品被后世不断追捧的重要原因。李嗣真《书后品》评王羲之书云：“右军书每不同，以变格难俦，书《乐毅论》《太史箴》，体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顺孙之象；《逍遥篇》《孤云赋》，迹远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画像赞》《洛神赋》姿仪雅丽，有矜庄严肃之象。皆有意以成字，非得意以独妍。”李嗣真进一步解释，王羲之书法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断产生变化。王羲之本人在创作时融入当下的情感，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体现在书法之中，就形成了每幅作品均不同的独特景象。而喜怒哀乐，是人类共有的情感。具体的书写技巧与笔法可能会因时代不同，或成为潮流，或备受冷落，但是蕴藏于字间的人类共同的情感却永远不会过时。王羲之书法之所以成为典范，固然与历代帝王和士大夫的不断推崇有关，其书法本身的情感意蕴是能够支撑其书圣地位的内部基石，二者缺一不可。
从唐代开始，王羲之被确立为书法典范，历经宋元明清，直至今日，其地位和影响力仍然在持续。宋代帝王亦推崇二王书法，太宗、高宗均大力推行二王书法。宋太宗下令编纂的《淳化阁帖》中，二王书法作品占重要比重，随着此帖的推广，二王书法在宋代广泛流传。除了帝王的推动，书法家的推崇亦是王羲之书法迅速传播的重要条件。徐玉如指出，王羲之书法产生影响的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南朝，羊欣及王羲之后辈对其书法的推崇，第二个重要阶段就是唐宋，这个时期“书法巨匠多于历史上任何一朝，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薛稷、李邕、孙过庭、徐浩、李阳、颜真卿、张旭、怀素、柳公权等都是此中佼佼者。五代以降，李煜及苏、黄、米、蔡等承前朝余绪，刻求意趣上的创新，在前代的窠臼中开拓前进”。[46]王羲之书法作为主流，以上诸位书法家皆受其影响，又在王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自身的风格。“所以初唐人的笔法，都是王羲之风格，继承了王羲之遗风。到了盛唐，颜真卿变法出新，以端庄丰美的字形、沉厚雄健的笔法，陶铸万象、
栝众长。元和以后，沈传师、柳公权、裴休等人又趋于瘦硬的风格，大约是想矫正玄宗李隆基以来过分丰腴的失误。柳公权在书法方面受颜真卿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因此唐代的颜体、柳体、欧体的楷书已臻至完善。”[47]王羲之在书法史上本就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对于前代钟繇和张芝书法进行改造，创立“今楷”“今行”“今草”。
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48]
李煜明确点出，王羲之之后的书法家皆从其书法中汲取营养，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皆分别继承王羲之书法某一方面的特征，在王羲之的基础上继续前行，将楷书的发展推向高峰。宋以后，元代赵孟頫，明代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清代的翁方纲等人亦延续前辈书法家的路线，学习王体，各成一家。从南唐到明代，世人皆将王羲之的字迹作为书法的典范，正如唐太宗的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成为一种“尽善尽美”的象征。这并非指王羲之的书法已经完美到不需要再发展的地步，而是表达出王羲之书法的丰富性，能够为审美取向各异的书法家们提供营养。书法家们推崇王羲之，把他当作学习的对象和精神力量，结合所处的时代特征以及自己的生命、情感体验，不断攀登带有本时代精神气质的书法高峰。在这个意义上，王羲之的书法通过一代代书法家的继承与创新，永久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1]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72页。
[2] （唐）李延寿：《南史》，《王弘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3页。
[3]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62页。
[4] 萧华荣：《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琊王氏传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页。
[5] （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〇，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63页。
[6] （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〇，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64页。
[7] 萧华荣：《簪缨世家：两晋南朝琅琊王氏传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2—63页。
[8]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10页。
[9]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176—177 页。
[10] 渠晓云：《六朝文学与越地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页。
[11]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56—2557页。
[12] （宋）张敦颐著，（宋）李焘：《六朝事迹编类》，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13] （南朝梁）钟嵘：《诗品》，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14] （南朝梁）钟嵘：《诗品》，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15] （唐）姚思廉：《梁书》卷三三《王筠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85页。
[16] （唐）姚思廉：《梁书》卷五〇《王籍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3页。
[17] 渠晓云：《六朝文学与越地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
[18] 刘占召：《王羲之与魏晋琅琊王氏》，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19] 刘占召：《王羲之与魏晋琅琊王氏》，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页。
[20]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21]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0页。
[22] 沈尹默：《二王法书管窥》，《20世纪书法研究丛书》，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23] 刘占召：《王羲之与魏晋琅琊王氏》，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24] 王僧虔：《论书》，栾保群主编：《书论汇要·上》，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25] 刘占召：《王羲之与魏晋琅琊王氏》，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
[26]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21页。
[27]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9页。
[28]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2页。
[29] 姜开民：《王羲之书法艺术性成因的再认识》，王汝涛：《王羲之书法与琅琊王氏研究》，红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30] 姜开民：《王羲之书法艺术性成因的再认识》，王汝涛：《王羲之书法与琅琊王氏研究》，红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31] 姜开民：《王羲之书法艺术性成因的再认识》，王汝涛：《王羲之书法与琅琊王氏研究》，红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32]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94—2095页。
[33] 刘占召：《王羲之与魏晋琅琊王氏》，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页。
[34] 叶岗：《永和兰亭之会对江南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6期。
[35] （唐）张彦远撰，刘石校点：《法书要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36] （晋）王羲之：《百姓帖》，（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53页。
[37] 陈涵之主编：《中国历代书论类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399页。
[38]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96页。
[39] 刘占召：《王羲之与魏晋琅琊王氏》，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
[40] （南朝宋）刘义庆著，黄征、柳军晔注：《世说新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41]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1页。
[42]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1页。
[43] （南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四，《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44]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122页。
[45] 陈志峰：《论王羲之“书圣”地位的建构——基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考察》，《中国书法》2019年第7期。
[46] 徐玉如：《王羲之书法接受史研究》，《名作欣赏》2006年第8期。
[47] 《中国书画导报》编辑部：《王羲之对后世书法发展的影响》，《文化评论》2018年第2期。
[48] （唐）李煜：《书名》，（清）董浩等：《全唐文》卷一二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