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鹖冠子》文本的真实性与研究空间_道法为民：《鹖冠子》研究-QQ阅读男生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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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鹖冠子》文本的真实性与研究空间

判断《鹖冠子》的真伪，首先要确立真伪的标准。古人多以《鹖冠子》是否与《汉志》中的“一篇”相符为标准，断为“伪书”。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纵然《鹖冠子》十九篇均成书于《汉志》之前，也无法断言就是刘向看到的“一篇”，说《鹖冠子》为“真”。因为参照《汉志》中“篇”的普遍规范，从十九篇的文体及内容之间的衔接来看，混为一篇的可能性实在很小。根据推测，当时可能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汉志》中的“一篇”本，一种是民间流传的多篇本。刘向也许没有见到另外的本子，也许见到了，但对此进行了删节，仅保留他认为是先秦道家的篇章。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判断《鹖冠子》真伪，存在一定的漏洞。如果以周末汉初黄老学的时代特征与理论内涵为参考标准，明晰《鹖冠子》各篇章的成书时期，并与其他书籍互证，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录学的记载来判断真伪，则更严密，也能凸显《鹖冠子》的思想价值与理论意义。

《鹖冠子》完全符合周末汉初黄老学的理论特征，已在第二节论述。从《鹖冠子》与其他书籍的互证来看，对话体《度万第八》《王第九》与论述体《博选第一》明显引用了《黄老帛书》中的相关内容，思想具有顺承一致性。论述体《天则第四》《环流第五》引用了《管子》中的相关段落，但由于主要概念的改换，使《鹖冠子》呈现出与《管子》相对不同的风貌。《世兵第十二》和《天权第十七》讨论兵道，结合史实与认识论说明了黄老用兵之道，和银雀山汉墓竹简的联系非常紧密。《黄老帛书》成书于战国中期，《管子》成书于战国末期，而银雀山汉墓竹简写于汉初，为断定《鹖冠子》成于周末汉初提供了文献佐证。

结合目录学的记载，《汉志》中的“一篇”到《隋志》的“三卷”增幅较大，学者多有非议。之后虽然有十五、十六、十九篇的差异，但基本是由于流传版本的不同，记载无大异。增幅的情况因为汉代“篇”定义的模糊，以及当时可能另一版本的存在，不能因此断定《鹖冠子》为伪书。排除这个可疑的判断标准，综合以上方面讨论，可基本认定《鹖冠子》是成书于周末汉初的黄老学著作。

马王堆帛书出土以来，学者们基本认为《鹖冠子》为真，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参考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指引。基于前辈学者的研究，本书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推进。

一文献方面

1.《鹖冠子》是否一人所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哪些篇章可以代表鹖冠子本人思想，哪些是后人（弟子）阐发。本书尝试根据文体的不同，将全书除去《世贤第十六》《武灵王第十九》外的十七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记载鹖冠子与弟子庞子的五篇对话，以天地为道法依据。包括《近迭第七》《度万第八》《王第九》《兵政第十四》《学问第十五》。

第二部分：没有论及北斗、泰一相关内容的五篇论述。包括《博选第一》《著希第二》《夜行第三》《道端第六》《备知第十三》。

第三部分：北斗、泰一相关的七篇论述。包括《天则第四》《环流第五》《泰鸿第十》《泰录第十一》《世兵第十二》《天权第十七》《能天第十八》。

第一部分的文献，是在道法的原则下，以天地为形上依据。“九道”说明了道的具体内容，“圣生道，道生法”显明了圣人的绝对地位、自然社会法则的总原则，确立了“以五为一”“以一度万”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构建了“成鸠之制”的大一统政权以及“五正”的多层次政治观。可以说，这五篇文本已经包含了全书的多数重要思想，具有主导地位。

第二部分的文献，是对话体篇章某一主题的解释或相近论证，进一步阐述重贤、法自然的道法原则。《博选第一》说明选贤的重要性，核心命题是“道凡四稽”与“五至”。前半部分与《黄老帛书·经法四度》中的“四稽”类似，后半部分与《战国策·燕策》中郭隗的说法相似。《著希第二》篇说明人先天的情欲和后天的修养。人均有情欲，但君子能遵循礼义自我约束。《夜行第三》说圣人遵循道而有“夜行”,《道端第六》说明人事应当效法天地，《备知第十三》特别说明圣人在乱世，不仅要知道做义事，也要知道君主之心，才能保全自身，建功立业。这些篇章是对话体篇章中“圣生道，道生法”的进一步解释，因此被收录其中。

第三部分文献，在论及北斗、气泰一的七篇论述体篇章中，将“一”作为道的最高抽象性与天象北斗星联系起来，成为宇宙的枢纽；万物的终极一致性与弥漫无形的气结合，超越了以水等表象事物为主体的粗浅生成论，建立了气本论；圣人通过精、气、神的养炼与自然合一，有了神秘化色彩，开始向宗教形态转变；构建出九皇之制、大同之制的理想政治。

第一、第二部分文献的理论形态接近，但第三部分已经表现出了理论的不同形态。而且无论从气论的发展角度，还是精神、泰一的说法，都表明比第一部分晚出。如果第一部分的五篇对话是弟子所记录，那么第三部分也不可能是鹖冠子本人所写，而是具有理论创新意识的弟子们所著。那么仅有第二部分的五篇论述可能是鹖冠子本人所写，但也只是一种猜测。总体来说，第一部分的五篇对话虽然是弟子记载，但反映了鹖冠子本人的思想，其他篇章是鹖冠子思想的辅助解释或者创新解释。从作者的角度看，只有第二部分中的一些篇章可能是鹖冠子亲手所写，其余皆为弟子们的阐发。《鹖冠子》一书是由鹖冠子弟子记录老师言论的对话篇、收集反映老师思想的散篇、加上后期弟子的传承发展篇三部分编纂而成。从思想的角度看，全书虽然表现出了不同阶段的差异性，但整体思想一致性，可以看作鹖冠子学派的代表作。

2.进一步确定《鹖冠子》的成书时间：先秦、秦楚之际与汉初的哪个断点。学者们通过研究，基本将文献划定为先秦、汉前或者汉初，但具体的历史时期，仍然存在争论。本书尝试在将《鹖冠子》全书分为三部分的基础上，详细说明各部分的成书时间，在文献的思想变化中参照历史背景的变迁，从而能更深入地理解文献的时代意义。

从文中讨论的历史事件、出现的避讳现象、同时期文献的佐证中，可以较为确切地推断一些篇章的成书时间。如《近迭第七》在对话中提及诸国争雄的时代背景，《王第九》中的成鸠之制提及统一政权的可行性，可推断这两篇成书于先秦。《度万第八》中涉及对秦始皇废除谥号一事的批评，可知该篇成书于秦末，或者楚汉之争时期。《博选第一》《著希第二》《学问第十五》中出现了对秦始皇名字的避讳现象。相似的语句如“端倚有位”“端神明”等，在《黄老帛书》中均写为“正”，在《王第九》中也有“与神明体正”的说法，但在第一、第二篇中写为“端”。可知此两篇成书于秦。《学问第十五》篇中“绪端”实则为“绪正”，也出现了避讳现象，同样成书于秦。以上篇章是构成第一、第二部分的主要部分，结合余下篇章的思想特征，基本可以说第一、第二部分成书于汉前。这两部分内容不仅在理论形态上相对一致，而且在时间段上也比较接近。而《泰鸿第十》《泰录第十一》两篇中关于泰皇、泰一的讨论，已经和秦时的思想不同，接近于汉。《世兵第十二》篇和贾谊《鸟赋》存在大段重合，此篇可能也有汉初背景。《世兵第十二》《天权第十七》篇中均出现了“陈以五行，战以五音”的语句，相关思想在银雀山汉墓竹简的《阴阳之十一·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知此两篇成书最晚成于汉初。这些篇章多少已经有了汉初的时代色彩，并和第一、第二部分的理论形态有较大不同。

从《鹖冠子》成书时间的上、下限来看，第一部分中的《近迭第七》《王第九》可以作为成书较早的篇章，代表整体时间段的上限，为先秦；第三部分中的《泰鸿第十》《泰录第十一》等篇可以看作成书较晚的代表作，下限在汉初。从先秦到汉初，这也和黄老学兴盛的历史时期相一致。结合时代背景来看，《近迭第七》《王第九》成书于战国末期，讨论的话题是如何夺取战争胜利以及建立大一统政权；《度万第八》成书于秦末，通过思考政权的合理性批驳秦朝暴政。而在《泰鸿第十》《泰录第十一》中，已经为大一统政权找到了新的至上依据“泰一”，天地也要遵循它而行。这或许是在表明，新的政权需要新的法则依据把天、地、人统一起来。

从构成全书的三部分内容来说，第一、第二部分成书于汉前，而第三部分的下限在汉初。第二部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时间上，都和记载鹖冠子对话的第一部分更为接近，两者可以看作鹖冠子学派的前期。而第二部分发展创新了第一部分的思想，时间上也稍晚，可能是学派后期思想的反映。前后期的篇章在时间上可能存在重合性，后期只是比前期同时而稍晚。从两段时期以此区分看待《鹖冠子》的篇章构成，能够在理解各篇的思想内涵与理论特征的基础上，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思想发展脉络，呈现出整体性与阶段特点的一致，更易于全面认识鹖冠子学派。

3.说明《鹖冠子》与其他文献的重复之处，是简单的抄袭，还是有所不同。与其他书籍具有相似的段落，这是《鹖冠子》之前被认为是伪书的重要原因之一。本书对这些相似的段落进行仔细分析，尝试说明这种相似是简单的因袭还是有所不同与发展。

学者们认识比较多的是：《博选第一》与《战国策·燕策》相同的段落，《王第九》与《国语·齐语》相同的段落，《世兵第十二》篇与《战国策·赵策》、鲁仲连《遗燕将书》中相同的段落，与贾谊《鸟赋》中相同的文句。之后戴卡琳发现《天则第四》与《管子·立政第四》一篇中存在相似的段落。除去这些之外，其实还有《环流第五》篇中与《管子·形势第二》篇中的类似段落。鉴于前四篇的重合之处学者已经多做讨论，本书重点说明《环流第五》篇与《管子·形势第二》的相似之处。先看《管子·形势第二》中论及一、道关系：

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

比较《环流第五》中的讨论：

阴阳不同气，然其为和同也；酸咸甘苦之味相反，然其为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为好齐也；五声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故物无非类者，动静无非气者。是故有人将，得一人气吉，有家将，得一家气吉，有国将，得一国气吉。其将凶者反此。故同之谓一，异之谓道。

在《管子》中，是从言和用的角度，来理解道的一与异。但在《环流第五》篇讲“同之谓一，异之谓道”，此处的异同在于人的主体行为，如果与道相符，那么就达到了“一”，如果相异，主客二分，那就谈不上“一”了，仅余下“无己”之道。从主客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一”的范畴比“道”为丰富。这并不是简单的因袭，而是同一话题的差异认识。

从与其他文献重复的篇章来看，《天则第四》也是与《管子》的语句相似，但理解也有差异。《世兵第十二》中的材料虽然大段落与《鸟赋》相似，但也与主题相符合，并不是简单的因袭，而是一种借素材表达自身观点的形式。《博选第一》《王第九》中的重复是与其他书籍共同参考了一种流传较广的“通识”。由此看来，《鹖冠子》的作者确实听闻这些材料，并拿来为己所用，但进行了改造，甚至产生了与原材料不同的观点。这不是简单的抄袭或者拼凑，而是进行了对话和讨论，展现自身的理论特色。

4.讨论全书整体一致性与篇章之间的关系。本书第一章首先将《鹖冠子》文本分为三个部分和两个时期，然后第二、三、四章分别从两个时期的前期、后期说明在不同的法则依据下，圣王观、政治论也随之表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但道法依然是贯彻全书的内在线索。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鹖冠子》一书取材广泛，与《黄老帛书》《战国策》《管子》《鸟赋》都具有相同的素材，但认识却有差异；成书时间跨度较长，经历了先秦、秦末、汉初几个历史阶段；编辑成书的人不仅包括鹖冠子本人，至少也有弟子们的参与。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历史时期，使全书出现了对话记载和论述两种不同的文体形式，思想表现出不同阶段的理论特征，但它的内涵是如此透彻鲜明，“圣生道，道生法”“上贤为天子”“为之以民”，贯彻其中，以至于学者仍然能从散乱的线索、重复的素材、混乱的篇章顺序中读出整体一致性。特色鲜明而令人困惑，大概是所有研究者共同的初步感受。本书尝试从篇章构成、历史分期、思想发展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鹖冠子》，以解读者之惑。

二义理方面

1.“一”与道的关系问题。孙福喜认为“一”就是“道”：“‘一’是道的初始状态和起点，道处于空虚无形的混沌状态时就可称为‘一’。因而‘一’既是万物的起始，又是万物的归宿。‘一’不但是道通往宇宙万物一切通道的起始点，它自身也在这一通道上；而且它也是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的最终归宿。”[31]杨兆贵虽然认为“一”不是道，两者之间存在差异，“一是本体，道最多是与气在同一层次的形上之体”,“一”的地位要比道更为根本。[32]国外的汉学家也认为“一”是《鹖冠子》的终极根源，比“道”的地位更为根本。

其实在《鹖冠子》中，“一”具有多层内涵，至少包括了：“一”是万物起源；自然与社会法则的一致性；人的同一类本质；认识方法的归纳与演绎；基于道的主客观统一；特指北斗星。这说明在《鹖冠子》中，“一”的内涵是丰富的。至少在《环流第五》《天则第四》《天权第十七》《能天第十八》中的“一”不等同于“道”。如《环流第五》篇讲“同之谓一，异之谓道”，此处的异同在于人的主体行为，如果与道相符，那么就达到了“一”，如果相异，主客二分，那就谈不上“一”了，仅余下“无己”之道。从主客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一”的范畴比“道”更为丰富。

2.“道法”之“法”与西方“自然法”的异同比较。戴卡琳说：“西方学者对于《鹖冠子》的兴趣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们想知道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道家，到底有没有‘Law of nature'（自然法）的观念。”[33]李约瑟也认为：“如果有一本中国古籍能包括‘Law of nature’的观念，应该是《鹖冠子》。”[34]至于《鹖冠子》中是否具有“自然法”的观念，应当对西方语境中的“自然法”以及《鹖冠子》中的“法”进行仔细分析。首先，起源不同。《鹖冠子》中的“道法”，立足自然之道，其中自然作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性，是一种状态，并非自然界之实体。而西方的自然法来自于一个超验的世界，根源于柏拉图的绝对理念，或者是基督教神性的绝对存在。因此黄老派法哲学中的“道”与犹太基督教中的上帝、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柏拉图的理念的含义是不同的。其次，《鹖冠子》中的道法并不包含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没有西方自然法中“天赋人权”的内涵。因为道法仅仅保障到民，而非具体个人。圣人为民，因道立法，可以说道法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君、民之间的权益，保障了民权，但并非每一个体的人权。况且民众的权益也是通过圣人的自觉来实现，而非民众自身的觉醒。道法从根本上强调圣人取得统治权力的合理性，进而保证了民众的利益，这和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民权、人权理解本质上仍有差异。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鹖冠子》基于“道”视域下的万物之“自性”，具有可发展为平等之人权的可能性。

3.“有一而有气”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葛瑞汉认为“这里就可以有一种没有充分发展的‘实在论’基本原理，与晚期的墨家和荀子的‘唯名论’相提并论”,[35]但裴文睿认为《鹖冠子》的作者“在内心有一种关于名称的实在论”。[36]戴卡琳消解了两者的争论，认为《鹖冠子》“在自然领域与人类领域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区别，在抽象的秩序之源和具体的君主之间也没有一个严格的区别，所以，实在论和唯名论之间的对立就失去意义了”。[37]这样的认识比较符合作者原意，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本书的研究力图解答《鹖冠子》的成书时代、作者问题，说明其思想一致前提下的阶段变化，总结其理论特色与不足之处，从而达成对鹖冠子学派整体思想的把握。

[1]孙福喜：《〈鹖冠子〉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2]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3]戴卡琳：《解读〈鹖冠子〉 ——从论辩学的角度》，杨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4]黄怀信、孙福喜断为先秦，李学勤、葛瑞汉断为汉前，杨兆贵认为《泰鸿第十》《世兵第十二》篇成书于汉初，王葆玄认为《泰鸿第十》《泰录第十一》篇成书于汉初。总体上来说，《鹖冠子》当为周末汉初文献。

[5]葛瑞汉、大形彻、吴光均持此说，但吴光同时认为《世兵第十二》也是其中一篇。见大形彻《〈鹖冠子〉非伪书》,《大阪府立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第三十一卷，1983年，第11—23页。

[6]克劳斯·卡尔·诺伊格鲍尔：《鹖冠子：对话诸篇的研究》，皮特·朗（法兰克福）出版公司1986年版。

[7]布鲁斯·威廉姆斯：《〈鹖冠子〉：真实性、原文的历史与分析》，硕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1987年。

[8]吕思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9]陈鼓应：《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从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说起》,《管子学刊》1995年第1期，第55页。

[10]白奚：《先秦黄老思潮源流述要》,《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

[11]白奚：《学术发展史视野下的先秦黄老之学》,《人文杂志》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