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真伪论说

《鹖冠子》在学术史上曾经饱受争议，真伪难断。韩愈、柳宗元作为影响深远的著名学者，却对《鹖冠子》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导致后人形成认识的分水岭。韩愈正面评价《鹖冠子》，而柳宗元认为其言语“鄙浅”，是后人伪作。宋明清学者各有附议，但仅是提出了更多的细节性问题，论点并未有推陈出新，并且“伪”书是主流认识。马王堆《黄老帛书》的出土，为《鹖冠子》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和新的契机。学者们发现《鹖冠子》与《黄老帛书》有很多类似甚至相同的语句，思想具有连贯承接性，基本可断定《鹖冠子》其书为真，为周末汉初黄老学的代表著作。

一 从韩愈、柳宗元评论延伸出的真伪之争

《鹖冠子》在唐朝之前的评说较少，汉代的记载仅有鹖冠子著书《鹖冠子》，无涉内容。南北朝时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第十七中》中说：“鹖冠绵绵，亟发深言。”[18]刘勰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认为《鹖冠子》语句流畅，意旨深奥。同时认为贾谊采用了《鹖冠子·世兵第十二》中的文句，《文心雕龙·事类》篇说：“观乎屈宋属篇，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词，唯贾谊《鸟赋》，始用《鹖冠子》之说。”这大概是唐朝之前学者的共识。此后唐朝《艺文类聚》《群书治要》 《意林》中均引用了《鹖冠子》的一些文句，[19]由于几乎没有评说，只能说明其尚在流传。直到韩愈、柳宗元发表了态度完全不同的评论，才使众多的学者关注《鹖冠子》，真伪之辩也更加细致深入。韩愈在《读 〈鹖冠子〉》[20]中说：

《鹖冠子》十有六篇。其词杂黄老刑名，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当矣。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学问篇》称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船，一壶千金者，余三读其辞而悲之。文字脱谬，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减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

韩愈从内容上赞赏《博选第一》篇中的“道凡四稽”与“五至”说，而对《学问第十五》篇的内容感同身受。韩愈首次总结《鹖冠子》是“黄老刑名”之说，陆佃也持此说，宋濂又发扬为“黄老之至言”。由此可见，古人在褒奖《鹖冠子》的同时，已基本认定该书是黄老学著作。

但柳宗元和韩愈的态度完全不同。柳宗元非常欣赏贾谊的《鸟赋》，但当时的学者普遍认为贾谊此篇是仿照《鹖冠子》而作。因此他专门到京师寻访《鹖冠子》，却无所得。到长沙时才找到，但他读完之后认为不是《鸟赋》采用了《鹖冠子》中的内容，而是《鹖冠子》借鉴了《鸟赋》中的优美词句来增强可读性。《鹖冠子》乃是好事者伪作，柳宗元在《辨 〈鹖冠子〉》[21]中说：

余读贾谊《鸟赋》，嘉其词，而学者以为尽出《鹖冠子》。余往来京师，求《鹖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伪为其书，反用《鸟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子曰：“贪夫殉财，列士殉名，夸者死权”。不称《鹖冠子》。迁号为博极群书，假令当时有其书，迁岂不见耶？假令真有《鹖冠子》书，亦必不取《鸟赋》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类。

柳宗元认为《鹖冠子》伪作的原因有二：一是言语鄙浅，除了和贾谊《鸟赋》中类似的语句优美外，其余没什么可读性；二是司马迁在引用类似语句时没有提到《鹖冠子》。其实这两点都不能作为证伪的充分必要条件，前者是主观阅读感受，后者是单本孤证。但由于柳宗元是文学巨擘，从之论者甚多。[22]其中有新意的是王应麟与《周氏涉笔》的作者，前者从文本、后者从内容方面补充论证了《鹖冠子》之“伪”的理由。

王应麟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说：“《鹖冠子·博选》用《国策》郭之言，《王》篇用《齐语》管子之言，不但用贾生《鸟赋》而已。柳子之辩，其知言哉！”在文本方面补充了柳宗元因袭之说，说明《鹖冠子》中还有另外两处可疑的段落：《博选第一》篇的“五至”说和《战国策·燕策》中郭隗的言论；《王第九》篇中“成鸠之制”的社会结构与《国语·齐语》中管子的设想一致。而《周氏涉笔》是从内容上否认《鹖冠子》:[23]

韩文公读《鹖冠子》，仅表出首篇“四稽五至”，末章“一壶千金”，盖此外文势阙，自不足录。柳子厚则断然以为非矣。按《王篇》所载全用楚制，又似非贾谊后所为。先王比闾起教，乡遂达才，道广法宽，尊上师下，君师之义然也。今自五长，里有司，扁长，乡师、县啬夫，郡大夫，递相传告，以及柱国令尹，然动辄有诛，柱国灭门，今尹斩首，举国上下，相持如束湿，而三事六官，亦皆非所取，通与编氓用三尺法，此何典也？处士山林谈道可也，乃妄论王政，何哉？陈氏曰：陆佃解今书十九篇，韩吏部称十有六篇，故陆谓其非全。韩公颇道其书，而柳以尽鄙浅言，自今考之，柳说为长。《崇文总目》今书十五篇，述三才变通古今治乱之道，唐世尝辩此书后出，非古所谓《鹖冠子》者。

《周氏涉笔》的作者考察韩、柳之说，不赞成柳宗元关于《鹖冠子》因袭贾谊《鸟赋》的说法，但也反对韩愈的正面评价。他认为《王第九》对官员的刑罚太苛刻，而官民同法，简直是妄论王政，因此总体上赞同柳宗元。殊不知“法”正是贯穿《鹖冠子》全书的主线，法的正义性与普遍性也是其寻求的核心价值之一。宋濂十分反对周氏的看法，在《宋濂文粹》中评论《鹖冠子》说：

楚人撰，不知姓名。常居深山，以鹖羽为冠，著书四卷，因以名之，其书述三才变通，古今治乱之道，而《王篇》所载楚制为详，立言虽过乎严，要亦有激而云也。周氏讥其以处士妄论王政，固不可哉！第其书晦涩，而后人又杂以鄙浅言，读者往往厌之，不复详究其义。所谓天用四时，地用五行，天子执一，以守中央，此亦黄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时，其成功必如韩愈所云。黄氏又谓韩愈猎取二语之外，余无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论人也如是哉！陆佃解本十九篇，与晁氏削去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五篇云。

宋濂认为《鹖冠子》本来言语晦涩，后人又增添删改，如果不仔细阅读就不能真正领悟其核心义理。周氏与黄震等人没有通晓文义，就加以贬斥，可见士人喜欢胡说八道的程度。宋濂延续了韩愈的赞赏态度，并且驳斥了附和柳宗元的部分学者。

明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四部正伪》一书中，综合柳宗元、陆佃、宋濂三家之说，文本上认可柳宗元之说，而在思想上认可韩愈、陆佃。他认为“《鹖冠子》是战国有其书，而后人据《汉志》补之”。后人确实以《鸟赋》文饰《鹖冠子》，但“词气瑰特浑奥，时时有之，似非东京后人所为”。《鹖冠子》成书于西汉年间，且语句义理方面都很有造诣。可见，明朝学者在文本、义理方面对《鹖冠子》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既摒弃了柳宗元对文辞义理的浅陋认识，也弥补了韩愈对文本考究的疏忽。

近人吕思勉也与胡应麟观点相近，他在《经子题解·鹖冠子》中说：

按《汉志》止一篇，韩愈时增至十六，陆佃注时，又增至十九，则后人时有增加，已决非《汉志》之旧，然今所传十九篇，皆词古义茂，决非汉以后人能所为。盖虽非《汉志》之旧，而又确为古书也。……全书宗旨，原本道德，以为一切治法，皆当随顺自然。所言多明堂阴阳之遗。儒、道、名、法之书，皆资参证，实为子部瑰宝。

吕思勉认为今本《鹖冠子》已经不是《汉志》所载旧书，但又非汉之后作品。今本《鹖冠子》共十九篇，无论从文体还是篇章内容的衔接看，都不大符合《汉志》中对“篇”的普遍理解。但吕思勉在马王堆帛书出土之前，已将成书时间断为汉代，胡应麟更近为西汉，可见今本《鹖冠子》的语词思想特征比较明显，使学者模糊认识到今本十九篇与《汉书》中记载的“一篇”的存在时间非常接近。马王堆帛书出土后，《鹖冠子》的成书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大大推进了研究进展。

总体来说，虽然柳宗元认为《鹖冠子》“尽鄙浅言”,《周氏涉笔》也批评说“妄论王政”，但以韩愈、陆佃、宋濂为首的一批学者均认可《鹖冠子》是黄老学的重要著作。且朱养和认为“读其词虽似有错综散漫处，然而一种高异之旨堪与《庄》《骚》《灵素》相颉颃”。[24]他认为《鹖冠子》超脱而又不离于现世的精神追求可以与《庄子》 《离骚》相媲美。吕思勉评价《鹖冠子》是子部瑰宝，可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但宋濂、胡应麟、吕思勉都认为今本《鹖冠子》不是《汉书》中记载的“一篇”，在一定程度上是伪书。

综上所述，古代学者认为《鹖冠子》是伪书，主要从文本与思想两个方面来推断。从文本来看，篇数增多，段落雷同，言辞鄙浅；从内容来看，官民同法的道法主旨不符合其时代价值。这些伪书之论已经被当今学者逐条批驳，达成《鹖冠子》为真的共识。但在古时，《鹖冠子》依然是真伪难断的，乾隆帝对于《鹖冠子》的题诗就具有代表意义。

清高宗乾隆帝曾在碧云馆活字本《鹖冠子解》[25]扉页题诗（1773），代表了他对于《鹖冠子》以及韩愈、柳宗元的真伪之争的理解，诗云：

铁器原归厚德将，杂刑匪独老和黄。朱评陆注同因显，柳谤韩誉两不妨。

完帙幸存书著楚，失篇却胜代称唐。帝常师处王友处，戒合书绅识弗忘。

（乾隆癸巳季夏中澣御笔）

乾隆帝认为“柳谤韩誉两不妨”，对于《鹖冠子》文本来说，无论是韩愈的赞誉之辞还是柳宗元的毁谤言语，都不妨事，幸运的是书稿尚存。身负治国重任，要时刻谨记书中所言“帝常师处王友处”，千万不要合上书本就忘记。对待贤人如师者一般，成就的是帝业；对待贤人如朋友一般，成就的仅是王业。乾隆帝之诗首词即提“铁器”（皇权象征），落笔于帝王之业，一方面因其身份，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鹖冠子》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方略，可供资鉴。

以乾隆帝为代表，可以综述古人的基本观点：《鹖冠子》虽然真伪难断，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人包括帝王依然可以从《鹖冠子》文本中汲取积极的思想借鉴意义。《鹖冠子》的真伪迷雾，仅仅依靠古代目录学记载或者义理分析已经难以明晰，所庆幸的是，马王堆帛书的出土为近现代学者研究《鹖冠子》提供了新的光明坦途。

二 近现代学者的主流认知——《鹖冠子》为“真”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帛书老子乙本前附有《黄老帛书》，据唐兰考证即为失传已久的《黄帝四经》。《黄老帛书》的出土，不仅为黄老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同时也为《鹖冠子》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和新的契机。学者们发现《鹖冠子》与《黄老帛书》有很多类似甚至相同的语句，思想具有连贯承接性，基本可断定《鹖冠子》其书为真，为周末汉初黄老学的代表著作。

至今学界已有研究《鹖冠子》的专著5本（国外2本），译注2本，博士学位论文1篇，硕士学位论文5篇（台湾3篇），中外期刊论文60余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另有蔡志忠《漫画鹖冠子》一书，以漫画的方式向大众展现《鹖冠子》的内容，风趣易懂。

专著主要有：孙福喜的《〈鹖冠子〉 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杨兆贵的《鹖冠子新论》，澳门大学2012年出版；林冬子的《〈鹖冠子〉 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戴卡琳的《解读 〈鹖冠子〉 ——从论辩学的角度》，杨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克劳斯·卡尔·诺伊格鲍尔的《鹖冠子：对话诸篇的研究》，法兰克福皮特·朗，1986年出版（Klaus Karl Neugebauer,Hoh-Kuantsi:Eine Untersuchung der dialogischen Kapitel,Frankfurt am Mein: Peter Lang,1986.）。在校注方面，有黄怀信的《〈鹖冠子〉 汇校集注》，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以《子汇》本为底本，结合其他版本进行了校注，比较全面。徐文武的《鹖冠子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通俗易懂，可供参考。

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认为《鹖冠子》为“真”书的学者主要有李学勤、葛瑞汉、吴光、丁原明、孙福喜、杨兆贵等，且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吴光的《〈鹖冠子〉 非伪书考辨》一文总结了《鹖冠子》被认为是伪书的主要原因：第一，历代目录学著作著录的篇数逐代增加；第二，内容和他书相同，被质疑抄袭，如《世兵第十二》认为是抄袭贾谊的《鸟赋》，少数语句与《战国策》《国语·齐语》《管子·小匡》的重复现象；第三，司马迁的《史记》中没有提及；第四，言辞鄙浅，语意驳杂。吴光逐条批驳，认为这些理由均不成立，《鹖冠子》应是汉前的一部古籍。学界基本认为《鹖冠子》为真，但以下问题尚存争议。

1.《鹖冠子》是否为鹖冠子一人所写；

2.《鹖冠子》的成书时间是先秦、楚汉之际（汉前）还是汉初；

3.今本《鹖冠子》是否为《汉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一篇”；

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鹖冠子》的思想有决定性作用，前辈学者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孙福喜认为鹖冠子是楚人，而《鹖冠子》也是一人所著的先秦文献。他认为贾谊在写《鸟赋》时参阅并征引了《世兵第十二》的内容；《博选第一》《著希第二》也没有秦始皇的避讳现象，非秦代作品；《王第九》与《国语·齐语》中的类似内容是来源于共同的原始材料。而汉代时的“一篇”即是一捆，因此《鹖冠子》非伪书。黄怀信也通过分析说明：《鹖冠子》作者是一位出生于楚，游学并定居于赵，喜欢以当地所产鹖鸟羽毛为冠，并以此为号，曾做过庞煖老师而已佚名的隐士。《鹖冠子》文字的最终撰作年代，当在公元前236—前228年的先秦文献。这两位学者经过分析，认为《鹖冠子》是一本先秦文献。

吴光在《黄老之学通论》一书中，从《鹖冠子》的作者、成书年代、学派倾向和学说特点，说明鹖冠子学派及其著作《鹖冠子》的出现，正是与战国末叶至汉初历史发展及学术演变的趋势相吻合的。鹖冠子的活动年代在公元前300年—前220年前后，其书当成于“战国末期至秦楚之际”。[26]葛瑞汉也在《鹖冠子：一部被忽略的汉前著作》中认为整本书思想一致，内在关联性强。书中之所以出现三种不同的理想国，是因为作者经历了从楚国末年、秦代、秦汉之间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学者认为《鹖冠子》是一部先秦至汉前成书的文献。

杨兆贵《〈鹖冠子〉 研究》一文，对全文十九篇进行分篇分析。[27]上编共十章，对《博选第一》《著希第二》《天则第四》《道端第六》《近迭第七（兼论《兵政第十四》）》《王第九》《泰鸿第十》《泰录第十一》《世兵第十二》《学问第十五》十篇各自的特点进行了论述；下编对鹖冠子与《鹖冠子》的关系，形上学与理想政治论进行了综合论述。他认为今本《鹖冠子》十九篇不是鹖冠子一人所写，也不是一时一派之作。其中《近迭第七》《度万第八》《王第九》《兵政第十四》《学问第十五》五篇对话体反映鹖冠子的思想，其他大部分篇章反映战国晚期黄老学派的思想，也有的主要反映兵家思想。

林冬子在《〈鹖冠子〉 研究》中提出，《鹖冠子》与《老子》《庄子》旨意相通，但更多地侧重于社会政治领域。《鹖冠子》力图建立一个理想上的统一的国家，但这种理想并没有现实回应。从思想上来看，《鹖冠子》仍是一部先秦著作。

戴卡琳在《解读 〈鹖冠子〉 ——从论辩学的角度》一书中认为《鹖冠子》成书的时间背景在公元前3—前2世纪前，鹖冠子可能是不少于三个朝代，周朝、秦朝和汉朝的臣民。她将研究的注意力从以篇为单位的研究转移到对各篇中各个段落，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论辩学，讨论了“一”的秩序之源，命名规范，政治主张以及君王观等问题。戴卡琳关于《鹖冠子》成书时间的看法，是一种较为中肯的论断。

丁原明在《黄老学论纲》第二章“战国南方黄老学的思想”第三部分论及《鹖冠子》的思想，从三个部分进行说明：“道”“气”论；法天地与法制度而治；从道法结合到道与仁义忠信的结合。认为《鹖冠子》不仅具有把气提升到宇宙本体的意味，并且由于《鹖冠子》以阴阳二气解释万物生成在时间向度上临近汉代的气一元论，故它适成为由道一元论向气一元论转型的过渡环节；同时《鹖冠子》在战国末年既主张道法结合，又提倡对仁义礼信等加以采用，便成了黄老学由道法结合过渡到道与仁义礼法等各家思想结合的中介环节。[28]

吴根友在《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第一编“道家思想通论”第七节“其他道家——鹖冠子及其他”中论及“《鹖冠子》一书，以道家道论思想为纲纪，兼采儒法两家思想，重在论治国用兵之道”。认为《鹖冠子》反对独用君主一人之智，强调与贤人共治；不主张用兵，但亦不主张去兵；同时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29]

张华在《〈鹖冠子〉 对古代文学的影响》一文中阐述了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韩愈、柳宗元与《鹖冠子》；第二，贾谊与《鹖冠子》；第三，《鹖冠子》对古代文学的影响。作者认为《鹖冠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在作品内容、风格及意象塑造等方面。除去贾谊，《鹖冠子》被后世文学广泛征引，如苏轼在《东新桥》诗里说：“出没如凫鹥，似卖失船壶。”明代文人罗明祖的《罗纹山全集》中有《读鹖冠子》，称其“词格巉峭。而旨意玄微，如对深山，道流穆然，不与人接一语”，是从文风角度来解读《鹖冠子》。《鹖冠子》对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鹖冠子”这样一个放达高蹈的隐士形象。如杜甫《耳聋》诗曰：“生年鹖冠子，叹世鹿皮翁”。[30]

综合前辈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在《鹖冠子》的作者、成书时间方面还存在着分歧：（1）从作者来看，有鹖冠子一人说与多人说；（2）从时间上来看，有先秦说、汉前说与汉初说三种，但均在黄老学繁盛的时期；（3）从学派归属来看，虽然有不同意见，但黄老学是主流。除此之外，文本的逻辑与义理问题也存在较大分歧，如争论较多的四个方面：（1）篇章之间的一致性与相互关系；（2）一、道关系论争；（3）道法是否存在自然法的内涵；（4）元气观的质疑；（5）由名、形关系引起的唯名论、实在论之争。无论是文献自身还是思想义理，这些问题都为《鹖冠子》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