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20世纪初，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历史性，换句话说，一种语言或者一个单词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而是长期以来不断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日后发展的起点。这种看待语言的方式被视为近几个世纪以来语言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完全可以在涉猎语言学的时候，提及诸如“进化论”“达尔文主义”之类的论断，以此表明在过去百年光阴中，语言学与其他学科有着非常相似的发展趋势。话虽如此，这也不意味着语言学者总能认清语言的本质，由于隐喻是人们惯用的表达方式，在多数情况下，隐喻只会模糊事物的本相。人们谈及语言本身时，常将它描述为一种“生物”，例如语言的“生命力”，新语言的“诞生”，旧语言的“死亡”，即使说话者并未必意识到这一点。而此类表述的言下之意在于语言如同动植物，具有生命。当然，语言又与小狗或者山毛榉不同，后二者独立存在，而前者是人类的一项技能，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活动。我们决不该在这一特殊活动中忽视说话者以及说话的目的。当谈及文字的生命如一些著作的标题：《语言的生命》（La Vie des Mots）《文字的传记》（Biographies of Words），这些作品的作者主观上尚未把语言视为毫无生命的物体。只有当人类说、听或者记录语言的时候，语言才会存在。这种存在方式并不足以与“生命”这个单词的本义以及它的引申义相提并论。因为，语言有且仅有一种固定的含义。它是人类的一种习惯，是人类个体的习惯性行为，它能够让话说者的想法在对方的脑海中引发共鸣。因此，我们可以将一个单词与人类的行为习惯相提并论，例如脱帽或者将手指放在帽子上。在此类情况中，人类会形成一套特定的肌肉活动，当有人感知到这些活动时，这套肌肉活动便会向他展示动作发出者的所思所想，又或者向对方传递某些信息。诚然，行为是个人的，但它可理解的前提是，该行为属于具有类似习惯的群体，由此，语言被视为一套具有明确社会特征的人类习俗。
基于上述论述，我们可将语言与“生命”联结，但“生命”这个词依然与传统语言学派使用的定义存在差异。在本书，笔者将对语言进行生物学或者传记学梳理，也就是说，对说话者语言以生物学或者传记的方式进行探究，还会在本书第2卷用较长的篇幅阐述幼儿学习母语的方式。多年以来，本人实地观察丹麦儿童语音并以自己的儿子弗朗茨（Franz）为研究对象，收集到相当丰富的语料。[1]遗憾的是，我无法直接观察母语为英语的儿童语音现象，因此，本书涉及英语语音的实例大多援引英美心理学家的著作。在此，我向这些学者示以最为诚挚的谢意。假如本书能够引起英美语言学家的关注，促使他们开始从事儿童个体、群体语音系统性研究的话，笔者与有荣焉。于笔者而言，此项研究独具魅力，语言学家也许会注意到，即便对于那些经常近距离观察研究的心理学家来说，该研究中的诸多内容可能因其平淡乏味导致被忽视的可能，但这些平凡乏味或许和语言的生命与发展息息相关。
从另一个角度讲，语言学也会受到外国人的影响，本书第3卷将涉及完全掌握母语之后的个人仍将具备将国外差异性的语音引入母语语音系统的倾向。这自然会引出以下问题：这些语音变化是否遵循同一发展方向，人类的语言在宏观上究竟有无进步。通过对历史上众多语言的探索，笔者坚信，关于人类语言起源这一问题的答案终见端倪。
至于语音音变理论，特别是对语音规则教条式的盲从批判可追溯至笔者于1886年发表的论文。本书对语言“进步还是衰退”探讨，可以视作笔者在1894年出版《语言进化论——特别着重英语》（Progress in Langua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的全新修订。因此，书中的诸多观点对于忠实的读者来说并非全新。但我依然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笔者已经将旧内容与新资料统一整理、系统归纳，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语言进化理论。
即使如此，笔者依然无法将语音理论全部浓缩在本书当中。考虑到篇幅有限，我不得不取消原计划，删减对语言“活力”的实用性评价。不过，书中的相关部分依然涵盖了自己长期坚持的观点，这一观点所涉及的对语言现象的推测与以下种种问题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语音、拼写、语法、习语等方面，语言怎样才算得上“正确”或者“标准”？人类能否（或者是否应该）通过单词量的扩展，让语言变得更加纯粹、更为精准，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微妙的思想，并在口语和写作方面更为得心应手？[2]根据科学原则，建立一门国际通用的人工语言是否切实可行？关于此问题，笔者简述自己的观点：全人类拥有这样一种语言至关重要，从科学理论和实践运用的角度来讲，它与以往所有的尝试[3]相比，伊多语（Ido）是最优秀的。笔者已经在其他著作中详细探讨过该问题。若要谈及语法系统、语法与逻辑、语法类别及定义，笔者向读者推荐两本书，一本是《语言逻辑》（Sprogets Logik，1913），另一本则是本人所著《基于历史原则的现代英语语法》（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1914）第2卷，第1章。不过，我希望在未来的作品中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更加详细的讨论，并将该著作暂定为《语法逻辑》（The Logic of Grammar），其部分章节业已完成，余下内容也在积极准备之中。
笔者已在本书添列语言学史的简单介绍，目的是向读者阐明，前人是如何处理有关语言问题的。在此部分，笔者引用如：西奥多·本菲（Theodor Benfey）、鲁道夫·冯·劳默（Rudolf von Raumer）、贝特霍尔德·古斯塔夫·戈特利布·德尔布吕克（Berthold Gustav Gottlieb Delbrück）[4]、威廉·路德维格·皮特·汤姆森（Vilhelm Ludwig Peter Thomsen）、汉斯·厄特尔（Hanns Ortel）和霍尔格·佩德森（Holger Pedersen）等人的学术著作。笔者甚至查阅了本书所涉及的每一个案例的原始资料，在一些早期的语言学著作中，发现了许多十分有趣却被忽略的问题，也认识了一些应被永久铭记却被遗忘的伟大学者。总的来说，笔者重点梳理语言学发展的主线，而非过多展示其细节；在评价本书的第一部分时，读者也应牢记，这一部分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出后续章节所要探讨的问题。自始至终，我都在尝试通过自己的视角探索语言，对诸多问题的观点会与当前广为接受的理论存在分歧。我希望，读者能够客观地认识到本书或多或少取得了前人不曾取得的成绩。
本书按照国际语音协会系统（Association Phonétique Internationale）撰写，将发音转换为音标，虽然不会精细区分，但此举在于明确常规拼写的不足之处，音标会在“[ ]”给出。在此，笔者就一处疏漏向读者致歉，本书在涉及诸如希腊口语，古英语元音长度等问题上存在不一致现象。不过，这些疏漏并非重要。
在此，我向嘉士伯基金会的各位董事致以谢意，感谢他们对本书的大力支持。我还要感谢谢菲尔德大学的G.C.莫尔·史密斯教授，他免费英译笔者的拙作《当代儿童与成年人语言》（Nutidssprog hos Börn og Voxne）中的大部分内容（本书第2卷的基础），还认真审校本书，并在多处对笔者的英语表达予以纠正、改进，其诚挚的友谊以及不知疲倦的修改，笔者铭记终生。
奥托·叶斯柏森
1921年6月，哥本哈根大学
[1] See Otto Jespersen，Nutidssprog hos Börn og Voxne，Copenhagen，1916.
[2] 相关问题的答案可在笔者于1914年《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语言的力量》（“Energetik der Sprache”）中找到线索。
[3] 包括沃拉普克语（Volapük）、世界语（Esperanto）、成型中立语（Idiom Neutral）、拉丁国际语（Latin sine flexione），等等。
[4] 直到完成语言学史相关章节的撰写，笔者才有幸拜读贝特霍尔德·古斯塔夫·戈特利布·德尔布吕克（Berthold Gustav Gottlieb Delbrück）的《语言学导论》（Einleitung in das Sprachstudium，1908）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