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母语与外语

“母语”一词不应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儿童自然习得的语言并非经常为母亲所说的语言。即便一位母亲使用外语口音或者方言，她的孩子依旧如其他孩子能够准确发音。我在许多丹麦家庭中发现这一现象，这些母亲一生都在讲挪威语，可孩子却讲着正宗、流利的丹麦语。在我所知的两个家庭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第一个家庭中的母亲操着浓重的瑞典口音，另一位母亲则明显带有美语发音，但她们并未妨碍孩子讲出一口正宗的丹麦语。因此，我不同意帕西的看法，他认为孩子习得的是母亲的语音系统，[8]也不同意阿尔伯特·道扎特（Albert Dauzat）与帕西相似的理论。[9]父亲通常对孩子语言的影响较小，实际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与孩子自3岁起便建立亲密关系的成人，他们大多是仆人，不过，同龄或者年纪稍长的玩伴对孩子的语言影响更甚，他们能够在一起玩耍长达几个小时，玩伴咿咿呀呀的口语在孩子听力最为敏感时期的大脑中回荡。在这段时期内，孩子不常见到父母，每天只有片刻光阴与他们团聚，比如共餐。另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居住在格陵兰岛的丹麦孩子在学习丹麦语之前，都要学习爱斯基摩语；卡尔·弗雷德里希·迈克尔·迈因霍夫（Carl Friedrich Michael Meinhof）指出，生活在非洲殖民地的德国儿童学习当地语言的时间要早于德语学习。[10]

这绝非贬低母亲的影响力，母亲的作用的确强大，但主要体现在儿童语言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小语言”阶段。但是在这一时期，孩子的模仿能力最薄弱。孩子对语言细节的关注只能追溯到自身被迫进入一个更大的社交圈中，在此社交圈，他必须让自己所说的话为众人理解，并以同样的方式才能与所处社会的语言达到一致，而在此之前，他与母亲仅仅满足于能够理解彼此。

孩子之间的影响不可低估。[11]学校里的男生会取笑同学口音当中的一切特别之处。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在《斯托基公司》（Stalky and Co）中向我们讲述了斯托基和比特尔如何细心改掉麦克特克的爱尔兰口音。当我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自己10岁的经历浮现眼前。当时，我从日德兰半岛转学到西兰岛，自己口语中的一些表述与腔调备受同学嘲笑。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学习通用语言或者标准语言的阶段，最重要的因素是儿童自己。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孩子们被迫在家里讲不掺杂任何方言的语言，而在户外与同学玩耍时，又会讲方言。他们能够将两种不同的话语形态完全区分开，也能用这一方式学习两种联系并非紧密的语言，有时，还会导致两种语言奇怪的混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的确如此。多数孩子能够轻松地从一门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不会将二者混淆。特别是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或者从不同人的身上接触到这两种语言。可见，语言转换对他们来说，尤为容易。

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固然对他们有益，但这种优势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首先，学习双语的儿童对其中任何一种语言的掌握都不及单语儿童。从表面上看，这名双语儿童似乎能够像母语人士那样讲话，但他并未真正地掌握到语言的精妙。另外，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双语儿童长大后成为伟大的诗人、雄辩家？

其次，精通两种语言而非一种语言所需的脑力必定削弱孩子学习其他事物的能力。舒哈特指出，如果把双语人士比作两根琴弦的话，那么这两根弦必定松弛。曾经，一位古罗马人因掌握了三种语言就骄傲地声称自己拥有三个灵魂，在笔者看来，他的三个灵魂注定平庸。卢森堡的儿童一般会讲法语、德语，但正如卢森堡当地人指出，很少有人能够将这两种语言说好。“德国人经常对我们说：‘作为法国人，您的德语讲的真好。’法国人表示：‘他们德国人把法语讲的不错。’但是，我们永无可能如真正的德国人或者法国人流利地使用他们的语言。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多语人士并没有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必要的事物之上，而是浪费在学习两种或者三种语言中来表达同样思想。”[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