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0世纪80年代说唱文学文献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研究很快恢复正常。在当时较为宽松、有利的学术文化背景下，说唱文学研究同其他学科一样，得到较大发展，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呈现出新的生机和面貌，其中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有不少成果，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说唱文学文献的研究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受到各级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及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所投入的学术力量与学术资源是先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相比的。

1980年3月20日，文化部、中国曲艺家协会联合发出《关于收集整理曲艺遗产及曲艺史料、资料的通知》，随后又相继启动《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曲艺志》的编撰。为完成这两套大型说唱文学志书的编撰，各级文化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说唱文学文献资料的普查，如此大规模、系统全面的说唱文学文献调查，可谓空前绝后。这一工作持续了将近十年，所获得的文献资料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规模、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之先前均有较为明显的增长和提高。

二是相关的学术研究体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随着研究的全面展开与深入进行，与说唱文学相关的学术研究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为整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体制方面的保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说唱文学类专业刊物、专业出版机构的复刊与创办。这一时期复刊与创办的专业刊物主要有如下几种。

《曲艺》，该刊物于1957年2月创刊，“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办。1979年1月复刊，由中国曲艺家学会主办。

《说新书》曲艺丛刊，该刊物于1965年1月创办，后停办。1979年2月复刊，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并出版。

《曲艺艺术论丛》，中国曲艺家协会研究部编，1981年5月创刊。

《评弹艺术》，苏州评弹研究会编，1982年创刊。

《河南曲艺》, 1983年创刊。

此外尚有《辽宁群众文艺》《吉林曲艺丛刊》《山东曲艺通讯》《河南曲艺》《浙江曲艺丛刊》《浙江曲艺》《戏剧曲艺丛刊》《说唱古今》《北方曲艺通讯》等。

这些专业刊物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发表学术意见的园地、学术交流的平台，而且刊发了许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对说唱文学文献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以《曲艺艺术论丛》为例，该刊虽先后只出版了十辑，却刊发了一批高水准的研究论文，其中一些偏重文献的梳理与辨析，如苏刃辑释的《有关清代曲艺史料的三篇子弟书》、谭正璧口述的《说“潮州歌”》、刘保绵的《宋代瓦肆伎艺中的说唱艺术》等。

1980年3月，中国曲艺出版社成立。这是一家专门出版说唱文学类图书的出版机构，由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十年的时间，却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说唱文学作品与研究著作[1]。

其次是与说唱文学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成立。在研究机构方面， 198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曲艺研究所，这是一家专门研究曲艺的学术机构。在学术团体方面，1979年11月，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中国曲艺家协会。此后一批与说唱文学研究相关的学会组织相继成立，如1980年5月成立的中国评弹研究会、1980年5月成立的苏州评弹研究会、1984年6月成立的中国俗文学学会、1988年10月成立的中国曲艺音乐学会、1988年11月成立的中国说唱文艺学会等。这些学会将与说唱文学相关的艺人与研究者凝聚在一起，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召开学术研讨会，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进行。所有这些都为说唱文学文献的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三是研究领域得到拓展，研究视野更为开阔。

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学术氛围较为宽松，说唱文学研究全面展开，一些先前不受重视乃至成为学术禁区的说唱文学样式比如宝卷、善书等受到关注，一些较小的曲种被纳入研究范围。与此同时，研究者与海外学界同行的交流与了解也逐渐增多，一些汉学家如波多野太郎、李福清等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和访学，海外相关研究著述被译介到国内。

总的来看，20世纪80年代是说唱文学文献研究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同时对其后的研究影响深远。以下从各个方面对这一时期说唱文学文献研究的情况分别进行归纳和总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