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说唱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_说唱文学文献学述略-QQ阅读男生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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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说唱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这一时期各地文化部门及研究者虽然从民间搜集到大量的说唱文学资料，但因政治形势的变化，大多未能来得及整理，更不用说编印专门的资料集了。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辛苦搜集的资料被毁，造成无法估量和弥补的巨大损失。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还是出版了一些具有资料集性质的说唱文学著述，对相关文献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出版的具有资料集性质的著述主要有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根据实地调查所得撰写的著述。这一时期有不少研究者深入各地，对说唱文学进行实地调查，获得不少重要资料，并写成考察报告或相关著述。这些考察报告依据第一手资料写成，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如章鸣的《扬州清曲采访报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1963年内部刊行）。作者于1962年3月20日至5月16日在江苏南京、扬州采访调查扬州清曲57天，访问很多老艺人及文艺工作者，录音600多分钟。该报告即据此写成，全文分“扬州清曲”的历史发展情况，艺术活动和流行地区，曲目，曲牌，唱念表演，乐器，伴奏，清曲同民歌、扬剧的关系等部分，对扬州清曲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报告后附《现今曲友艺人情况简介》《本所所藏扬州清曲的录音节目》《有关扬州清曲的文字、曲谱参考资料》。整个报告资料丰富，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此类书籍以张次溪的《人民首都的天桥》（北京修绠堂1951年刊行）影响较大。作者从13岁起，就留心天桥的各类演出与民间艺人，多方调查走访，搜集资料，前后长达30年，在此基础上写成《人民首都的天桥》一书。该书第四章《天桥演出的曲艺和杂技的演变》、第五章《天桥人物考》、第六章《天桥的曲艺场和杂技场的情况》专门介绍天桥一带曲艺的演变、艺人的情况以及演出场地，文献丰富、可信，对研究以天桥为核心的北京地区的说唱文学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类是说唱艺人回顾艺术人生、介绍演出经验的谈艺录。这一时期一些著名的说唱艺人通过口述或撰写的方式梳理和总结自己的演出心得和艺术经验，为青年演员的表演及观众的欣赏提供指导和帮助，这些谈艺录兼具艺术和文献双重性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笔者所知见者，主要有如下一些。

《曲艺的创作和表演》，老舍等著，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该书所收文章系从当时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主办的讲座中选出，出自作家、艺人之手，其中出自艺人者有侯宝林的《相声的表演艺术》，白凤鸣、王决、王素稔的《京韵大鼓的源流与鼓词的创作》，白凤鸣、王决的《京韵大鼓的说唱和表演》，高元钧、刘洪滨、刘学智的《山东快书的源流和表演问题》等，涉及相声、京韵大鼓、山东快书等多种说唱文学样式。

《如何表演山东快书》，杨立德、张军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该书作者杨立德系山东快书杨派创始人。全书分山东快书的简单历史、演唱山东快书的基础知识、表演经验介绍、向初学山东快书的朋友们进一言四部分对其演出经验进行了较为全面、准确的归纳和总结。

《表演山东快书的经验》，高元钧、刘学智、刘洪滨著，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三位作者皆为著名的山东快书艺人，1953年至1955年在部队讲授山东快书，编写有山东快书教材《山东快书》（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化局1953年刊行），后进行修正、充实。该书即是在此教材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全书分四章，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山东快书的源流与沿革、击节乐器“鸳鸯板”、表演问题以及语言的创造。

高元钧、刘学智、刘洪滨还与李润杰、高凤山合作撰写《快书、快板研究》（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一书，该书分山东快书研究、快板研究以及快书和快板的发展前景三部分，也是作者演出心得与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刘学智，刘洪滨又著有《数来宝的创作和表演》（上海文化出版社1964年版）一书。该书分形式介绍、创作体会和演唱技巧三部分，介绍作者有关数来宝的创作与表演经验，书后附有数来宝作品《青海好》《人民首都万年青》《从军记》。

《怎样表演京韵大鼓》，白凤鸣、王决著，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版。该书分京韵大鼓的起源与发展、京韵大鼓的形式特点、练唱方面的一些问题、表演方面的一些问题、怎样使用木板和鼓简五个部分，为业余爱好者演唱京韵大鼓提供指导。书后附有《“草船借箭”曲谱》《京韵大鼓传统节目曲目》。

《演唱单弦的心得》，荣剑尘著，杨大钧记谱整理，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该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荣剑尘介绍演出心得的《演唱单弦的心得》[46]，后一部分为《荣剑尘岔曲集》，收录荣剑尘演唱的岔曲作品30个，所收作品均标出简谱。

《扬州清曲唱念艺术经验》，王万青口述，张仲、王澄记录整理，扬州市文化处1962年刊行。王万青为著名扬州清曲艺人。该书分概论、论气、论板、论声、论字韵、论唱法等部分，介绍演唱扬州清曲的方法与技巧，是王万青几十年演出经验的总结。

《二人转史料》第一集，王肯整理，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年版。该书分两辑，其中第一辑为艺人程喜发的回忆录，第二辑也收录了一些艺人的经历等资料。

同类书籍尚有苏州市戏曲研究所编印的《评弹艺人谈艺集》（1963年刊行）等。

相关文章则有刘叶秋的《忆鼓王刘宝全》（《曲艺》1958年第3期）、梅兰芳的《鼓王刘宝全的艺术创造》（《曲艺》1962年第2期）等。

第三类是有关说唱文学的研究著作。其中不少著作出自对说唱文学素有研究的学人之手，引证丰富，内容翔实，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曲艺论丛》，傅惜华著，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该书收录作者1937年至1951年间有关说唱文学的论文11篇，“其中三篇论述明清两代以降民间的时调小曲，有七篇记述北京的子弟书和鼓词，还有一篇介绍北京现在最流行的几种曲艺”，目的在“希望将这些旧曲艺的遗产可以当做研究与整理的对象，贡献给研究民间文艺者和从事曲艺改革的同志们的参考资料”[47]。所收各文建立在扎实可信的文献基础上，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信息，如《明清两代北方之俗曲总集》一文对《驻云飞》《赛驻云飞》等20部明清时期北方的俗曲总集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具有明清时期北方俗曲总集叙录的性质。

《宋元明讲唱文学》，叶德均著，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该书将宋元明时期的说唱文学分为乐曲系和诗赞系两大系统，对鼓子词、诸宫调、涯词、陶真、词话、弹词、鼓词等说唱文学的源流及发展演变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实际上也是对这一时期说唱文学的基本文献进行了一番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目的是就已获得的资料说明宋元明讲唱文学和技艺的一般情形及乐曲、诗赞两系的各种讲唱文学的类别及其发展”[48]。

《曲艺论集》，关德栋著，中华书局1958年版。该书收录有关说唱文学的文章22篇，1960年重印时又进行了修订。全书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曲艺文学资料的搜辑和校订的文章”，如《记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宝卷漫录》《变文目》等；“一类是对曲艺文学中某些问题进行初步探索的文章”，如《略说“变”字的来源》《小曲小记》等。这些文章或“提供了一些罕觏的曲艺文学资料”，或“介绍了某类曲艺文学的版本目录”[49]，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同类书籍尚有李啸仓的《曲艺谈》（武汉通俗出版社1951年版）,《宋元伎艺杂考》（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陈汝衡、杨廷福的《大说书家柳敬亭》（上海四联出版社1954年版），陈汝衡的《说书艺人柳敬亭》（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洪式良的《柳敬亭评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所编的《鼓曲研究》（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等。

此外，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研究班编印的《民族音乐》系列参考资料中，有两种与说唱文学相关，即《说唱音乐》《说唱音乐曲种介绍》，两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和功用。

《说唱音乐》，易人等编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研究班1963年5月刊行。该书为《民族音乐》参考资料之七，分说唱音乐文字参考资料目录、文字、全国曲种分类草稿、全国曲种分布流传情况初编、说唱音乐音响、曲谱资料参考目录和曲谱六个部分，收录与说唱音乐相关的参考资料，其中文字部分收有陈汝衡的《说书史话》（摘录）、叶德均的《宋元明讲唱文学》（摘录）、杨荫浏的《诸宫调》与何慢的《评弹流派浅谈》；曲谱部分收录诸宫调、货郎儿、单弦、梅花大鼓、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乐亭大鼓、天津时调等20多种说唱文学样式的唱段67段。

《说唱音乐曲种介绍》，冯亚兰等编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研究班1962年5月刊行。该书为《民族音乐》参考资料之八，按照地域分布，对全国各地65种主要说唱文学样式的音乐体制进行简要介绍。

华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处所编的《华东地区戏曲介绍》（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一书虽重点在介绍戏曲，同时也介绍了温州鼓词、弹词、山东琴书等说唱文学样式。

还有一些著述也收录了较为丰富的说唱文学资料，如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一书著录历代妇女著述，其中也收录了不少清代女作家的弹词作品，如侯芝的《玉钏缘》《金闺杰》《再造天》《锦上花》，陈瑞生的《再生缘》，黄小琴的《三生石弹词》《赤玉莲花弹词》等。

论著之外，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偏重实证、资料丰富的学术论文，主要有魏尧西的《宋代的鼓子词》（《光明日报》1954年11月7日）、钱东甫的《记贾凫西〈鼓词〉》（《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徐扶明的《贾应宠及其〈鼓词〉》（《文史哲》1956年第9期）、解方的《卓越的爱国诗人贾凫西》（《前哨》1957年第2—4期）、袁世硕的《读贾凫西〈澹园诗草〉》（《光明日报》1959年10月4日）、路汀的《贾凫西及其〈鼓词〉》（《光明日报》1962年4月19日）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1]周恩来：《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1年5月7日。

[2]参见《当代中国曲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3]具体整理情况参见王筱堂口述、李真整理《艺海苦航录——扬州评话“王派水浒”回忆》第二十七、三十二章，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2年编印。

[4]陈士和能说45篇《聊斋》，当时只记录了13篇，他就去世了。参见陶钝《要重视发展曲艺创作》《接受教训来者可追》，载其《陶钝曲艺文选》，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版。

[5]以上见罗扬《努力争取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的更大繁荣——在中国曲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曲艺家协会编《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资料汇编》, 2012年刊行，第120、121页。

[6]陈汝衡：《花笺记》“前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7]《大调曲子传统曲目汇编》第一集“前言”，南阳地区群众艺术馆1985年5月编印。

[8]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上海发现一批明成化年间刻印的唱本、传奇》,《文物》1972年第11期。

[9]原书共装订成11册，其中《包待制出身传》、《包龙图陈州粜米记》和《仁宗认母传》3种订为1册，而《花关索传》则有前集、后集、续集和别集4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研究者对这些说唱词话的具体种数有不同的统计法，赵景深分11种（《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文物》1972年第11期），周启付分16种（《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谭正璧则分13种（《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述考》,《文献》1980年第3、4辑），这里取13种之说。

[10]关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发现后的鉴定及由上海古籍书店转归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经过，参见沈津《论新发现的孤本小说〈出像批评海陵佚史〉及其它》（台湾《书目季刊》29卷1期，1995年）、《学术事功俱隆文章道德并富——会议先师顾廷龙先生》（下）（《文献》2000年第4期）两文的介绍。

[11]赵景深：《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文物》1972年第11期。

[1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