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说唱文学重要文献的新发现

这一时期说唱文学文献最为重要的新发现当数明成化说唱词话的发现。1967年，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澄桥大队宣家生产队因建造猪棚，平整土地，对该生产队西北的一处墓葬群进行挖掘，结果意外发现了一批古书。这批古书后为上海古籍书店收购，1972年7月送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鉴定。经专家鉴定，这是一批刊于明成化年间的民间说唱文学作品。随后，考古组派人前往发掘地点进行调查，根据查访所得与文献资料判断，这批刊本“可能是当过西安府同知的宣昶夫妇的随葬品”[8]。

这批新发现的说唱文学作品包括13种说唱词话和1种戏文[9]，说唱词话为《花关索传》（分前集、后集、续集和别集4集）、《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石郎驸马传》、《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陈州粜米记》、《仁宗认母传》、《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包龙图断歪乌盆传》、《包龙图断赵圣帝孙女仪公案传》、《包龙图断白席精传》、《张文贵传》、《开宗义富贵孝义传》、《莺哥孝义传》，戏文为《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这些作品皆由北京永顺堂书坊刊印，原装订为11册，所用纸张为竹纸，书中有大量插图，其版式、字体、插图等风格多承元代之风。刊刻年代最早者为成化七年（1471），最晚者为成化十四年（1478），故学界称其为明成化说唱词话。这些书籍后转交上海博物馆收藏，并进行重装[10]。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国家都处于混乱状态，受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一重大发现未能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1972年，《文物》杂志才首先予以报道，并刊载了赵景深的研究文章。1973年，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依照原版式用黄纸影印百部，分装成12册，以《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16种附《白兔记》传奇1种）为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1979年，又重印一次。至此，这批珍贵的早期说唱文学作品才广为学界所知，并开始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这批说唱词话的发现对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推动作用，其中13种说唱词话为现存最早的词话刊本，比明末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话》早了近200年。这一发现使研究者得以见到元明时期说唱词话作品的原貌，“它是说唱文学较古老的刊本。我们可以通过它看到中国古代戏曲、说唱文学和小说相继的发展过程，从而更加了解几百年前元明间的 ‘词话’究竟是什么”[11]。正如胡士莹所总结的：“通过它看到中国古代戏曲、说唱文学和小说的相继的发展过程，填补了宋元以来词话这一说唱文学的空白。”[12]这批说唱词话刊本的发现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在中国版刻史、目录学史、俗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文字史上意义极为重大，它们日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自非偶然”[13]。

对这批说唱词话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展开，相关研究论文有尔泗的《明代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之发现》（《戏剧艺术论丛》1979年第1期）、宁宗一的《对〈明代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之发现〉一文的两点辨证》（《戏剧艺术论丛》1980年第3期）、谭正璧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述考》（《文献》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等。

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说唱文学文献新发现还有如下一些。

东汉说唱俑的出土。这一时期四川地区先后出土了多件汉代说唱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件：一为成都天回崖墓击鼓俑，一为郫县宋家林说唱俑。前者系1957年四川省博物馆在成都天回镇一个东汉时期崖墓的随葬品里发现。其具体形态为“头上着巾，戴笄，额前有花饰。大腹丰凸，赤膊上有璎珞珠饰。其左臂环抱一鼓，右臂向前平伸，手中握一鼓棰欲击，下身着长裤，赤足，右足前伸，左足曲蜷于圆榻上。面部表情幽默风生，额前皱纹数道，张口露齿，是一个典型的丑角形象。高56厘米”[14]。有人根据击鼓俑手上所持道具及动作、神态称其为说书俑[15]、说唱俑、成相俑或俳优俑。这件击鼓俑与1954年在四川羊子山二号汉墓出土的陶俑在形态上很相似。后者系1963 年在四川郫县宋家林东汉砖室墓出土，高66.5 厘米，上身裸露，左手握鼓，右手执鼓槌，作击打状。前者为坐式、后者为立式，代表了汉代此类陶俑的两种类型。后来四川地区又陆续出土了一批汉代的同类陶俑，皆没有超出这两种类型者。

这些汉代陶俑因涉及说唱文学的起源、演变等重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对这些陶俑所表演的具体内容，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意见有两种：一种称这些陶俑为说书俑，认为他们是在说书；一种称这些陶俑为说唱俑或俳优俑，认为他们表演的内容未必是说书，目前还没有一致的意见[16]。不管最终的结论如何，这些陶俑的出土为人们探讨早期的说唱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宋金元时期说唱壁画、雕砖的发现。这一时期在河南考古挖掘的宋金元时期的墓葬中，发现多处与说唱有关的壁画和雕砖，包括安阳天禧镇的宋墓说唱壁画、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在禹县白沙宋墓发现的说唱壁画、1973年在洛宁宋墓发现的说唱雕砖、1973年在焦作西冯封村金元墓中发现的说唱雕砖俑等[17]。这些实物文献的发现对了解宋金元时期说唱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聊斋俚曲、鼓词抄本的新发现。1959年，中国书店从山东民间收购到一部《聊斋外书》抄本，全书27册，其中有4种俚曲、鼓词是学界以往未曾见过的。此外，中国书店于1949年后、80年代之前还购藏有一部抄本《聊斋杂著》，该书收录有《幸云曲》《姑妇曲》《寒森曲》《富贵神仙》等7部俚曲[18]。

贵州弹词的新发现。1960年，中国艺术博物馆进行十年来戏剧工作成就展，在其展品中有新发现的贵州弹词，共485折，140多万字。贵州弹词是流行于贵州地区的一种曲艺形式，又称贵州扬琴、文琴，这些资料的发现使人们对贵州弹词的流传和分布有着更为全面、直观的认识，正如一位学人所言：“这是新近发掘出来的、过去从未知道过的曲艺。”[19]

这一时期重要说唱文学文献的新发现尚有如下一些。

长篇弹词《榴花梦》完整抄本在福建福州被发现；1957年2月，赵万里等人在安徽绩溪县一位收藏家那里买到一部8卷本的《古本董解元西厢记》; 1962年，上海图书馆收藏到一部较为完整的《子虚记》抄本，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0]; 1963年春，上海古旧书店又搜集到一种明代《董西厢》刊本；1955年，上海的旧书店进了一批潮州歌册，施蛰存、谭正璧、赵景深均购得一些，其中施蛰存购得140种，并于第二年转给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21]，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也在“文化大革命”前收集到潮州歌册112部。

值得一提的还有《刘知远诸宫调》的回归祖国。1958年，苏联政府将该书与彩绘本《聊斋志异》一起赠送给中国政府。文物出版社随即将其影印出版，至此这一珍贵的诸宫调真面目始为学人所知，得到较为充分的研究[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