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间说唱文学文献研究

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形势及学术文化环境的巨大变化，说唱文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形成了海峡两岸暨香港的基本研究格局。就大陆地区而言，受各种时代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说唱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说唱文学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样，被纳入政府统一、严密的管理机制。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成立，其戏曲改进局下设立曲艺处，赵树理任首任处长。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总理周恩来发布《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对曲艺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又富于表现力，极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当予以重视。除应大量创作曲艺新词外，对许多为人民所熟悉的历史故事与优美的民间传说的唱本，亦应加以改造采用。”[1]这一时期无论是演艺、研究人员的培养、安排，还是经费的配置；无论是创作、演出，还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及研究，都在各级政府学术、文化部门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

在此背景下，说唱文学研究的学术机制逐步建立。这主要表现为一些与说唱文学相关的学术团体的相继成立，如1949年7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1950年3月29日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3年9月成立的中国曲艺研究会、1958年8月成立的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等等。这一时期还创办了一些专门刊载说唱文学的刊物，如1950年1月创办的《说说唱唱》、1955年4月创办的《民间文学》、1957年1月创办的《曲艺》等。

其次，作为通俗文学、民间文学的一部分，说唱文学因其内容及形式的特点契合当时的思想意识形态，受到高度重视。1949年后，在各级文化部门的统一领导下，文化工作者及研究人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说唱文学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包括对老艺人的走访、对艺人演出的记录、对民间演出本的整理等，具体方式主要有如下两种。一种是“以身怀某一曲种传统艺术的演员为对象，记录、整理他们的传统书目、曲目”。仅扬州市文化局对扬州评话的调查，就初步查清书目33部，以录音等方式记录老艺人口述作品27部，2000万字[2]。那些著名艺人的作品如王少堂的《武松》[3]、陈士和的《聊斋》[4]、高元钧的《武松传》等，在这一时期都曾得到整理出版。另一种是“以各地区最为流行的曲种为对象进行搜集整理工作”，如鼓词、大调曲子、评弹、贤孝、竹琴、清音、清曲等[5]。这一时期在说唱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均是此前几十年间无法相比的，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就说唱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而言，政府的统一管理和组织协调有其长处，那就是可以在各省市乃至全国范围内，集中全国的学术力量和资源，完成一些大的学术项目或工程，包括进行基本文献的普查、大型文献书籍的编撰出版等。比如1961年9月，文化部专门发出《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文化部门进行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工作，采取各种记录方法，抢救传统文化遗产。通知发出后，一大批重要的戏曲、曲艺传统剧目被搜集起来。利用政府掌握的行政资源进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个人的单枪匹马相比，其优势是很明显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一时期有不少重要说唱文学文献的新发现，相关作品整理出版的数量和规模都有较为明显的增长，研究著作也出版了不少。

自然，这种以行政手段、统一方式进行研究的模式也有其不利因素，那就是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考虑太多，对学术研究的约束太多，特别是当学术文化政策越来越“左”时，对学术研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乃至造成严重的伤害。本来不含意识形态色彩的文献搜集和整理工作也因此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比如在搜集资料时，根据意识形态选择或人为放弃一些文献资料；在整理作品时，根据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删改其中的情节、人物和语句，等等。如陈汝衡校订本《花笺记》，作品中的《瑶仙问觋》《回话勾魂》《表诉情由》《哀情苦别》四段因“内容迷信，文字冗赘”，被删去[6]。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走向极端，在混乱、狂热的形势中，包括说唱文学研究在内的各种学术研究陷入瘫痪，一些研究者被迫害致死，许多辛苦搜集而来的资料被烧毁，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比如河南南阳群众艺术馆珍藏有2452篇大调曲子的传统曲目原稿，“文化大革命”期间皆被付之一炬[7]。在此情况下，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自然也就无法进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十年，对学术研究造成的巨大伤害是可以想见的。

以下分几个方面对这一时期说唱文学文献研究的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