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文学文献学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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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说唱文学文献的研究

这一时期是说唱文学研究的初创期,在此领域耕耘的学人在数量上虽然并不多,但大多具有深厚的学养,因此研究有着较高的起点,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可观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研究者不仅收罗文献,撰写著述,而且创办报刊,致力于学术成果的交流与普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阿英、戴望舒、赵景深、傅芸子、傅惜华等人先后在《大晚报》《星岛日报》《神州日报》《中央日报》《华北日报》等报纸开办俗文学副刊,为说唱文学在内的通俗文学研究提供园地,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一些学术期刊如《文史杂志》等也办有俗文学等相关专号,刊发说唱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提到这一时期说唱文学文献的研究,不能不提起两位重要的先驱者,分别是钱静方和蒋瑞藻。

钱静方在其《小说丛考》一书中广泛利用正史、笔记等资料,对80余部小说、戏曲、弹词作品的本事渊源进行追溯梳理,排比材料,重在考察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内容与史实之间的异同,其中有关弹词者有《玉蟾蜍》《三笑姻缘》《十美图》《大红袍》《白蛇传》《玉蜻蜓》6种。

蒋瑞藻在其《小说考证》各编中,共辑集470多部小说、戏曲的相关资料,搜罗广泛,内容丰富,涉及作者、成书、本事等各个方面。全书旁征博引,参考了大量典籍,其中有不少现在已很难或无法见到,赖此书得以保存,其重要学术价值由此可见。该书所收虽多为小说、戏曲,但也有一些属于说唱文学作品,如《董西厢》《凤双飞》《玉蜻蜓》《天雨花》《三笑姻缘》《庚子国变弹词》《十美图》等。

两人著述的重点虽在小说、戏曲,但对说唱文学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进行了文献资料的初步搜集和整理,为其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说唱文学研究注重文献的搜集、整理,即便是史论、概论方面的论著,也大多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立论,引证丰富,有不少兼具资料集的性质和功用。比如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一书,虽然是一部从整体上介绍中国俗文学产生、演进的通史类著作,但引证文献非常丰富,有不少是其他学人未曾涉及的,仅从文献的角度来看,也是很有价值,具有开创性的。

这里对这一时期出版的偏重实证研究、兼具资料集性质的著述稍作介绍。

《北平俗曲略》,李家瑞著,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刊行。该书分说书、戏剧、杂曲、杂耍和徒歌5个部分,对62种说唱文学、戏曲样式进行简要介绍,其中除戏剧之属所收8种戏曲剧种外,其他多属说唱文学。对所收说唱文学样式,皆介绍其名称、渊源、特点等基本情况,并附收一篇作品作为例证。所收作品皆标明出处,一些还附工尺谱。该书依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丰富俗曲立论,征引丰富,很有参考价值[55],论者称其为“我们中国人研究民间文艺以来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叙述”[56]。此外,李家瑞还编有《北平风俗类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一书,利用丰富的俗曲、笔记资料汇编而成,论文则有《打花鼓》《说弹词》等。

《中国俗文学研究》,阿英著,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年版。该书为作者俗文学方面论文集,其中有关说唱文学者有《马如飞的珍珠塔及其它》《关于石玉昆》《弹词书目记事》等。

《北平俗曲百种摘韵》,罗常培著,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版。该书依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一百种俗曲,将其所有的韵字摘出,分十三辙,其排列依照注音符号为序。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有两部特殊的著作,即张履谦的《民众娱乐调查》(开封教育实验区出版部1936年刊行)和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以云游客为笔名出版的《江湖丛谈》(北京时言报1938年刊行)。

这是两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述,前者系“相国寺特种调查之二”,是对河南开封相国寺民众娱乐情况的调查报告,其中与说唱文学相关者有说书、大鼓书、道情、相声、竹板快书等,为深入了解20世纪30年代中原地区特别是开封的说唱文学情况,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后者所写多为个人见闻,披露了北京、天津地区江湖社会的内幕,作者为著名说书艺人,对当时评书、相声、大鼓、竹板的演出情况特别熟悉,因而介绍得也较为详细,其中有不少是外人难以知晓的,对了解晚清以降北京、天津地区说唱文学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类著作尚有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光明书局1930年版),陈汝衡的《说书小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赵景深的《大鼓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弹词考证》(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阿英的《弹词小说评考》(中华书局1937年版),张长弓的《鼓子曲言》(正中书局1948年刊行)等。

相关论文则有陆永恒的《近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复兴的经过》(《南华文艺》1卷2期,1932年1月),叶德均的《谈谈两卜俚曲》(《民俗》第91期,1929年12月)、《关于俗曲的演变》(《歌谣》3卷10期,1937年6月)、《俗曲史料钞》(《大晚报》1946年12月31日),王季思的《刘知远故事的演化》(《国文月刊》第79期,1949年5月),柏森的《大鼓旧闻钞》(《大晚报》1946年11月12日),张长弓的《“鼓子曲”的搜集与整理》(《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0日)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1]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刊行。

[2]赵万里:《西谛书目》“序”,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3]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载《郑振铎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9页。

[4]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5]赵万里:《西谛书目》“序”,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6]参见潘建国《马廉不登大雅堂藏书及其小说研究》,载其《古代小说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阿英《弹词书目记事》之《鄞县马氏弹词目》,载其《小说二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张守谦:《〈缺名戏曲小说书目〉及其著录的小说罕见本》,《天津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

[8]参见《阿英藏珍珠塔版本目》,《小说二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9]江巨荣:《赵景深先生的藏书》,载李平、胡忌编《赵景深印象》,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10]具体书目参见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赵景深先生赠书目录》(中文线装书部分), 1988年刊行,该目分善本和普通本两部分,其中被列入善本的弹词、鼓词有11种,平湖调29种,南音3种,道情2种,宝卷26种,被列入普通本的说唱文学书籍数量更多。赵景深赠书的总数为线装书2195种8052册、中文平装书约9000册、外文书200余册。

[11]有关赵景深研究说唱文学的情况,参见其《我是怎样研究曲艺的》一文,载其《曲艺丛谈》,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版。

[12]参见李悦、万素《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大事记(1976—2000)》,《戏曲研究》第62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13]戴云、戴霞:《傅惜华的研究著述与其戏曲收藏》,《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

[14]傅惜华:《明清两代北方之俗曲总集》,载其《曲艺论丛》,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3页。

[15]这一部分提要已由谢雍君整理,载其《傅惜华古典戏曲提要笺注》一书,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

[16]吴书荫:《吴晓铃先生和“双棔书屋”藏曲》,《文献》2004年第3期。

[17]吴书荫:《吴晓铃先生和“双棔书屋”藏曲》,《文献》2004年第3期。

[18]引自王汎森《刘半农与史语所的“民间文艺组”》,载《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刊行,第124页。

[19]以上转引自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笔者对“中研院”历史语言民间文艺组相关工作的介绍,亦参考了该书。

[20]俞大纲:《发掘中央研究院所保存的戏曲宝藏》,《俞大纲全集》论述卷,第385页,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385页。

[21]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前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22]详情参见黄仕忠、关瑾华《国立中山大学“风俗物品陈列室”旧藏唱本考略》, 《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

[23]《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民俗》周刊25—26、27—28、29—30期合刊,1929年9—10月;《风俗物品陈列室藏物》,《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9 年年报》,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集刊》第六集第62 、63 、64 期合刊,1929 年1月。

[24]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载《郑振铎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3页。

[25]参见雷梦水《书林琐记·车王府钞藏曲本的发现和收藏》,载《学林漫录》第9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刘复《中国俗曲总目稿》“序”, 1932年刊行。

[26]《写本戏曲鼓儿词的收藏》,《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6期,1925年11月18日。

[27]顾颉刚:《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孔德月刊》3、4期,1926年12月、1927年1月。

[28]详细情况参见仇江《〈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遗珠(一)——日本双红堂文库所藏车王府曲本简介》,《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29]以上统计数字据仇江《车王府曲本总目》(《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郭精锐《车王府曲本与京剧的形成》第2章《车王府曲本》(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0]详情参见晏闻《〈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遗珠(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车王府曲本漫谈》,《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31]参见俞大纲《发掘中央研究院所保存的戏曲宝藏》,《俞大纲全集》论述卷,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彭飞《等待炎黄子孙共同开发的艺术宝藏》,《上海艺术家》1987年第4期。

[32]对车王府曲本的数量,冯秉文最早说是4400余册(《首都图书馆珍藏〈蒙古车王府曲本〉目录》前言),后来又云北京大学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所藏共1663种、4714册(《刘公案》书前《蒙古车王府曲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另据雷梦水所言全部共1444种、5131册(《书林琐记·车王府抄藏曲本的发现和收藏》,《学林漫录》第9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郭精锐云目前所知数目是1787种、4681册(《车王府曲本与京剧的形成》第2章《车王府曲本》),而吴国钦在《车王府曲本与京剧的形成》一书的序言中却说是1800多种,约5000册。

[33]见仇江《车王府曲本总目》(载《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仇江、张小莹《车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载刘烈茂、郭精锐等著《车王府曲本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4]关德栋:《清蒙古王府藏曲本》“序”,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5]参见郭精锐《漫谈车王府曲本》(《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车王府曲本与京剧的形成》第2章《车王府曲本》。

[36]王国维:《唐三藏取经诗话跋》,《国学月报》第2卷第8、9、10号合刊,1927年10月。

[37]谭正璧:《日本所藏中国佚本小说述考》,知行编译社1945年版,第23页。

[38]胡适:《跋〈销释真空宝卷〉》,《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3号,1931年5、6月。

[39]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载《郑振铎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6页。

[40]马立勋:《聊斋白话韵文》“引言”,北京书局1929年版。

[41]参见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期,1927年。

[42]参见刘修业《探河源传》,载其《古典小说戏曲丛考》,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43]该目载林夕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明清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44]对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陈锦钊《六十年来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一文言之甚详,可参见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文学语言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

[45]该书后改名《北京俗曲百种摘韵》,由来薰阁书店于1950年出版。

[46]赵景深:《大鼓书录》,《文艺》半月刊2卷4期,1938年。

[47]傅惜华:《北平国剧学会图书馆书目》“例言”, 1935年刊行。

[48]该书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但主要撰于1939—1949年,以当时美国国会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馆藏善本古籍为基础编撰而成。其集部下设曲类,分杂剧、传奇、散曲、鼓子词与时调、套曲及其他、曲选集、曲谱与曲律7类,其中鼓子词、时调下收录《道情鼓子词》一种。

[49]该书收录有宝卷作品。

[50]《孟姜女哭长城》(河南唱本),《歌谣周刊》第76号,1925年1月。

[51]《孟姜仙女宝卷》,《歌谣周刊》第76、79、83、90、93、96号,1925年1、2、3、5、6月。

[52]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升平署岔曲》“引言”, 1935年刊行。

[53]张长弓:《鼓子曲存》第一、二、三集篇目,载《张长弓曲论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214页。

[54]参见方宝璋、郑俊晖《中国音乐文献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04—505页。有关20世纪上半期说唱文学唱片的情况,参见容世诚《粤韵留声:唱片工业与广东曲艺 1903—1953》(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徐羽中《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唱片初探》 (海风出版社2008年版)、钱乃荣《上海老唱片190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的专门介绍。

[55]有关该书的评价,参见李长之《“北平俗曲略”》(《国闻周报》11卷5期,1934年2月)、李嘉言《李家瑞〈北平俗曲略〉》(《图书评论》2卷10期,1934年6月)、且同《介绍李家瑞著〈北平俗曲略〉》(《大晚报》1936年4月3日)。

[56]刘复:《北平俗曲略》“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