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狂人日记》中的悖论及其意义

《狂人日记》中有很多悖论叙述，这些悖论看似矛盾，却正是真理显现的地方。根据该文本的叙述，最明显的悖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小序与日记的悖论

《狂人日记》小序的叙述者是一个自认为“清醒”的“余”，而日记部分的叙述者是一个也自认为“清醒”的“我”。虽然他们都自认为清醒，但又互相认为对方“疯狂”。小序中的所有人（包括愈后的狂人，《狂人日记》为其愈后所题）都认为狂人“疯狂”，而日记中的“我”又认为小序中的所有人都“疯狂”，因为在狂人眼中，他们都是一群吃人者。这样，小序中的狂人就有了“狂”与“不狂”的悖论性，日记中的狂人也有了“狂”与“不狂”的悖论性。

小序的语言是文言文，日记的语言是白话文。把《狂人日记》作为整体看，它的语言就具有了悖论性。语言代表文化，语言的悖论性暗示文化的悖论性。事实上，任何文化都具有悖论性，只不过人们常常被思维定势蒙蔽了眼睛，认为一个文化总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而实际情况是，任何文化都永远处于变动之中，总是呈现为新与旧的混合物，并不存在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化形态。任何暂时的文化都是新旧杂呈、充满矛盾的，因而任何文化都是悖论性的。因此，任何对文化原生状态的辩护和还原努力都是愚蠢而可笑的。《狂人日记》把文化的悖论状态用语言的形式予以清晰呈现，是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奚落与嘲讽。不仅如此，语言悖论又暗示了这样一种意识：新文学初期的白话文提倡者将有被传统文化视为“狂人”的必然命运。任何新文化的提倡者，都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被传统文化视为另类、异己，而后被扼杀、消灭。

小序揭示了狂人的“康复”，即被正常世界收编的结局，意思是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总是充满悖论。一个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人在不同的阶段拥有不同的“自我”，而不同阶段的“自我”总是相互矛盾的，这些矛盾的“自我”统一为人的主体。所以，主体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主体，而是一个复合的、充满矛盾的悖论性主体。对任何人物的评价，都不能从某个阶段的某种特点出发，给他一个“盖棺定论”，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用语言可以描述清楚的“人”，也不存在一个只有单个侧面的“人”，当然也就不存在一个扁平的人。“扁平”人物只存在于为了表达某种观念的需要而创造的文学作品之中。文化是发展、变化、矛盾的，人也是如此。任何人都是充满悖论的，而不是可以用几个词语概括清楚的，只有观念中的人才是清楚透明的。《狂人日记》向我们暗示，观念中的人应该复杂化，我们应该从更多的角度审视人，也要从更全面的视野看待人。

小序还说了一个读者对象的问题，“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意思是说，文本设定了一个作为“医家”的隐含读者。事实上，“医生”在叙述层是“受述者”，《狂人日记》的隐含读者并非真是“医生”。不论是作者构想的隐含读者，还是读者推测出来的隐含读者，都不是医生。但是文本设定的受述者却把隐含读者往医生身上引导，这就为读者设定了一个医生的身份。医生身份与读者自己建构、推测出的启蒙者身份、被启蒙者身份、反思者身份发生冲突，从而形成了读者悖论。也就是说，《狂人日记》的读者也是一个悖论性存在，它隐含的读者也是矛盾的，这就揭示了全社会的人都是悖论性存在的事实。

小序与日记正文在整体上是一对矛盾的存在。从整体上看，小序的内容消解了日记的内容，日记的内容又消解了小序的内容。站在小序所在的世界，小序中的所有人物都否定了日记中狂人的思想。站在日记所在的世界，日记中的狂人又否定了小序中的人的思想。两个互相抵消的世界同时呈现，而两个世界看起来都有其合理性。这就揭示了更深的世界性悖论：对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能简单地做二元价值评判，任何事物都是多层面的、丰富的、充实的。实在世界本来就没有善恶之分，所有的善恶都是这样：当事物的某一面呈现在一个主体的某一面面前时，若二者互相理解则显现为善，若二者不能互相理解则显现为恶。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二元对立，其实都是人的观念的二元显现，而不是事物本身存在二元。人的观念并非只有二元，而是多元，因此任何二元观念的显现都是暂时的，也是片面的。

叙述者是隐含作者创造的，一个隐含作者，创造了两个互相否定的叙述者、两个对立的人格。叙述者人格可以看做隐含作者人格的显现，那么，《狂人日记》的隐含作者人格也就存在悖论。隐含作者的人格悖论导致价值观悖论，因而《狂人日记》的思想也就是一个悖论性的思想。一方面，隐含作者充分理解和同情狂人的处境与心态；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处境是迫不得已的，这种思想是不能持久、必然要被消灭的。所以他始终在矛盾中挣扎、困惑、自我斗争。

（二）狂人形象的悖论

狂人到底是狂还是不狂？学术界对此问题争论颇久，邵伯周对该问题进行过非常系统的梳理。新中国成立前，欧阳凡海认为狂人是“披着狂人外衣的新时代的觉醒者”；何于之认为狂人是“一个患有迫害狂之类的病者”；20世纪50年代，朱彤认为狂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战士”“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不愿意忍受奴辱命运挺身起来战斗的民主主义者”；冯雪峰认为狂人是“一个反封建主义者”；徐中玉认为，因为狂人反对旧传统“才被目为狂人，诬为狂人”，“所谓狂人，就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心目中的称呼”，“不是狂人，是反封建志士”；60年代，陆耀东认为狂人是“本阶级的叛徒，时代的英雄，被折磨成了‘狂人’”，所以是“一个活生生的狂人”；卜林扉认为“狂人并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名称，狂人确实是个狂人”，他“受尽迫害而发了狂”；70年代末80年代初，张惠仁认为狂人是“一个时代的先觉，反封建战士的正面形象”，“五四时代的英雄人物”，本质上就是鲁迅自己，是一个“拟狂化的、诗化的、象征化的形象”；孙中田、宋学知认为，狂人既是迫害狂患者，又是反封建战士。严家炎认为：“顺着现实主义的路，读到的是一个疯子所说的话，顺着象征主义的路，读到的是最清醒的战士所说的具有反封建意识的真理。”严家炎的论点是对前几十年对狂人形象认识的总结，即从现实层面看，他是一个狂人；从象征层面看，他是一个反封建战士。在这之后，将狂人看做一个象征的艺术形象渐渐成为主流。邵伯周认为：“提出‘象征’说，并从创作方法方面来解释《狂人日记》，才能找到回答‘狂人’是一个什么形象的正确途径。这是《狂人日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突破，是近年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1]

邵伯周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在他之前的研究的主要缺陷是，研究者总是要用现实、科学的方法为狂人形象找一个现实依据，他们实际上没有摆脱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文学形象总是具有一个现实的底本。循这种研究思路，评论者会因为自己的阶级立场、观察角度、理解层次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叙述者设置的隐含读者难于分清自己是正常人、病人还是医生，所以读者更难判断狂人是否正常。判断狂与不狂，依赖于接收主体的自我身份定位。大多数人都自动地站在“正常人”的角度看问题，用一个“正常人”的眼光审视狂人，从正常人的“理性”判断狂人在生理层面的“狂”或精神、理性层面的反封建性，所以得出的结论基本倾向于一致，跳不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

狂人形象是一个悖论。用细读法研究《狂人日记》得出的结论与上述研究结论均不相同。首先，我们不用判断狂人是不是一个狂人。因为所有小说形象都可视为是虚构的，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都是言非所指的，所以，狂人形象就仅仅是一个象征物。其次，我们不能站在某一个角度看问题，而是要把狂人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分析，要分析这个富含象征意味的形象的多重意义。狂人形象是一个充满悖论、反讽、复义、张力的文学形象。我们的工作是从整体上指出狂人形象所表达出来的意义与效果，而不是纠缠于他的狂与不狂，因为这种争论毫无意义。

狂人既有逻辑又无逻辑；既疯狂又清醒；他的言论，从传统角度看怪异而不可理解，从新文化角度看深刻而清晰。这个悖论暗示了两种文化、两种理性、愚民与先驱相遇时交锋的必然性，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不仅如此，狂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悖论复合体；是逻辑与非逻辑的悖论复合体；是先驱与疯子的悖论复合体；是先觉者与叛徒的悖论复合体；是被吃者与吃人者的悖论复合体；是希望与绝望的悖论复合体；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悖论复合体；是医生与病人的悖论复合体；是进化论中的“超人”与“动物”、与“人”的悖论复合体。狂人形象如此复杂，意在表明：新兴的文化与阶层具有全面反传统的内涵，而反传统过程的复杂程度还要远远大于反传统本身。

任何人在正常与疯狂的层面，都可以既是正常的，又是疯狂的，都具有两面性。人的构成方式是复杂的，并非只有清醒与疯狂这二元。普通人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只会做二元判断，严格按照矛盾律和排中律的要求思考。例如，按照排中律，人们会认为一个人不是疯狂的，就是正常的，二者必居其一。依照矛盾律，人们会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正常的，又是疯狂的。这种逻辑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对文学形象复杂性的理解，也限制了我们对人的本质复杂性的更深层面的认知。人的思维总是在逻辑中展开，这让我们的思维无法超越逻辑。如果引入一种新的逻辑观念，就会有助于我们反思西方形式逻辑的局限。

印度中观派哲学大师龙树所提出的一种“四句破”的哲学思维方式，颇能启发我们的思维。“四句破”又译“四句分别”“四歧式”“四句门”等。它打破了常规的“肯定—否定”的二元对立项，将其发展为四项：肯定、否定、复合肯定、复合否定。二元对立的命题是“正—反”，“四句破”的命题为“正—反—既正又反—非正非反”。例如《华严经》所举的精彩例子：“如来灭后有，如来灭后无，如来灭后亦有亦无，如来灭后非有非无。”如来灭后可能有四种状态，但最恰当的状态大约是“非有非无”，根本就不能以有无论之，因而也就超越了有无。[2]

用“四句破”的思维方式理解狂人，就可以得到一个更为确切可信的说法。就“狂”与“醒”的状态而言，一个人也就存在四种可能的状态：醒—狂—亦醒亦狂—非醒非狂。把狂人看做“醒”或看做“狂”都是片面的，站在一个角度看为“醒”，站在另一个角度看为“狂”，这样看问题可说略胜一筹，观者多了一层变换角度的灵活性，但仍未超出二元对立看问题的常规。要更好地解释清楚狂人形象，必须用复合肯定与复合否定的思维方式。从复合肯定的角度看，狂人是既醒又狂，既狂又醒，醒即是狂，狂即是醒。因为狂，所以醒；因为醒，所以狂。在这个层面上看问题，狂人形象特征就会呈现得更为清楚：狂人的疯狂让他变得清醒，而变得清醒的同时也就显得疯狂。要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复合肯定再次进行否定，研究者视点站得更高，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狂人的本质特征：非醒非狂。因为“既醒又狂”的认识仍然没有摆脱“醒”与“狂”的思维模式，所以“既醒又狂”的认知只有在更高的层次上才能分析得出，那就是“非醒非狂”，我们根本就不能在“醒”与“狂”的层面谈论这个问题。

只有将观察者的视点降格在“醒”的层面，才知狂人之“狂”；同理，只有当观察者的视点降格在“狂”的层面，才知狂人之“醒”。只有当视点超越了“醒”与“狂”，达到复合否定“非醒非狂”，才可以看到复合肯定“既醒又狂”；只有当我们站在对复合否定的再否定“非非醒非非狂”的视点，才可悟到狂人是“非醒非狂”的。可惜的是，一般人都难以做到这一步，很多人都在“狂”与“醒”之间争论，少数人看到狂人有时为“醒”，有时为“狂”。更少数人看到狂人“既醒又狂”，鲜有人看到狂人的“非醒非狂”。

至此，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较高的视点，看到了狂人“非醒非狂”的特点，也就不会再陷入争论狂人是否疯狂的泥潭里，而是会在这一充满悖论的形象之中发掘更多的意义。狂人身上的每一处矛盾，都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

上文提到的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混乱、先驱与叛徒、吃与被吃、希望与绝望、启蒙与被启蒙、医生与病人、人与动物的悖论，都遵循这一逻辑方式。我们应用复合肯定与复合否定的方式理解狂人身上的这些因素，得出如下结论：（1）狂人“亦理性亦非理性”的，狂人“非理性亦非非理性”的。（2）狂人“亦逻辑亦反逻辑”的，“反逻辑亦非反逻辑”的。（3）狂人“既吃人又被吃”的，“非吃人者亦非被吃者”的。（4）狂人“既希望又绝望”的，“既无希望又无绝望”的。（5）狂人“既是启蒙者又是被启蒙者”的，狂人“既非启蒙者又非被启蒙者”的。（6）狂人“既是医生又是病人”的，“既非医生又非病人”的。（7）狂人“既是人又是动物”的，“既非人又非动物”的。

以最后一点而论，狂人首先发现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身上多少保留了一些动物性。狂人不希望人与那些没有进化为人的动物为伍，不希望人仍然像动物那样残害同类，所以开始希望人改正吃人的毛病。他眼中的吃人者，更接近于动物。当狂人发现自己也吃过人时，就发现了自己其实是“亦人亦动物”的存在。因此，狂人就想到了一种更理想化的人的存在方式：“既非动物又非人”的高级存在：真的人。“真的人”是尼采所说的“超人”，是一种超越了人的存在的人。尼采对“超人”的定义是“大地的意义”，是既非动物又非人的存在，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超越人的存在。鲁迅对尼采的学说非常着迷，他在《狂人日记》中借用了尼采关于人与超人的观念。尼采认为，对于人类来说，猿猴是一个笑柄或是一个痛苦的耻辱；对于超人来说，人类也是一个笑柄或痛苦的耻辱。人类完成了由虫到人的过程，但是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仍然是虫的，人类曾经是猿猴，但现在的人比任何一只猿猴都更像猿猴。人类在选择进化之路的过程中，有些向下堕落，退变为动物，而人类的理想应该是向上超越，完成人同动物与当下人类的彻底告别。因此，成为超人才是人类进化的应有方向，就是成为一种“既非动物又非人”的高级存在。

综上所述，《狂人日记》中的悖论，其呈现方式是复合肯定的方式，终级理想是复合否定的方式。复合否定是对悖论的否定，悖论的呈现是为了取得被否定的动力。复合肯定呈现了矛盾，但并不陷入矛盾的一方，从而摆脱常规理性或反理性的束缚。复合否定则超越矛盾，为创造新的价值观与新的世界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狂人日记》中的悖论的意义，就远远超越了简单的价值评判思维，我们就不用再在封建与反封建的思维套路中纠缠。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一点已经不用讨论，但是否定的方式却需要策略：简单否定只能限制我们的思维空间，通过复合肯定呈现出矛盾双方，再通过复合否定为我们开辟新的空间，这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与可行策略。

（三）《狂人日记》中的其他悖论

除了上述两处明显的悖论外，《狂人日记》整个文本都充满了悖论。下面举几例予以说明。

例如第一节，狂人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突然觉得“精神分外爽快”。狂人自称已经有三十多年未见月亮，以前一直生活在白天。这个夜晚，突然见到月亮，就觉得以前的三十多年都在“发昏”。生活在白天是在“发昏”，生活在夜晚就觉得“爽快”。以前的三十多年，并没觉得“发昏”，一旦清醒过来，对“发昏”状态下的生活就感到格外害怕，以致赵家的狗看“我”两眼也就有了目的。所以，在以前的白天，“我”从未感到过害怕，而现在，“我”感到了害怕。怕和不怕，就有了矛盾。以前的“不知怕”其实是最可怕的，现在“怕”了，其实是“不怕”的开始。月光本无日光强烈，是朦胧而暗淡的，但是月光却照亮了狂人的世界，是使狂人清醒的诱因，日光虽然明亮，却使人发昏愚蠢。因而，在这个矛盾陈述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让人震惊的现实：这个世界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正常”世界的理性和逻辑，便应该来一个彻底的翻转。对世界的翻转性看法的产生，并非世界本身发生了翻转，而是因为观察者的视角发生了翻转。因此可以推断：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若要发现世界的悖论，不能依靠悖论自己显现出来，而是要依靠一双发现悖论的眼睛，依靠人的思维方式发生颠覆性改变，或者依赖人跳到传统思维方式之外。也就是说，让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再可靠，是我们发现生活中潜藏的对立面的根本途径。有了颠覆性思维，才能有颠覆性的真理发现。

正是因为有了新的看世界的眼睛，狂人才发现日常生活表象之中，处处隐藏着杀机，处处有吃人的欲望与事实。一路上的人似乎都想吃“我”，小孩子的脸色也同赵贵翁的一样，他们也想吃我。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注视与被注视的关系，而“注视”本就包含了悖论的两面：关注与仇视。在传统理性中可能将其理解为关注，在狂人看来则可理解为仇视，至此，“看客”便被赋予了否定性内涵，这个否定性内涵的发现，依赖狂人反常规的思维方式。狂人联想起来，是因为二十年前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隐喻历史与传统）一脚。反传统是注视成为仇视的原因，因而狂人必将招致仍然生活在传统理性中的所有人的仇视。

另一个重要的悖论，按狂人的自述，是他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引下反复研究才发现的。这些想吃“我”的人的脸色，在什么时候都没有这么凶，哪怕是被知县打枷，被衙役占了妻子，娘老子被债主逼死。联想起几日来的所见所闻，才发现他们“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即是说，这些人的语言与表情都充满了矛盾，然而只有狂人悟到了“话”与“笑”之悖论的另一方面。循着这一思路，狂人就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巨大的悖论：中国历史满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但字缝中满本都写着“吃人”。就是说，仁义道德实际上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一般人只看到它的正面而看不到它的反面，狂人发现了它的反面“吃人”。所谓“仁义道德”，从发出者角度看是收束个性、牺牲自我利益的利他行为规范；站在受益者角度看，就是扼杀个性、为利己而要求别人谦让牺牲的行为规范。但是，在传统理性逻辑中，人们定势地只站在发出者的角度看，将其视为一种高尚的品德，一旦转换视角，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极其残忍的损害他人利益的规范。学会了变换角度看问题，许多看似天经地义的理论，便会遭到彻底的质疑与颠覆。比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翻脸就可说他是恶人。大哥教“我”做论，原谅坏人几句，就是“翻天妙手，与众不同”，历史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让大众看到历史的哪一面，看到仁义道德的哪一面，都是由少数人决定的，多数人只能沦为被吃者，这就是历史的悖论。

《狂人日记》充满了这样的悖论，整部小说都在对悖论双方的另一面的发现中展开。后面写到的诸多情节，都循这一思路：医生是医人者与吃人者的悖论；大哥（亲人）是爱我者与吃我者的悖论；吃人者是凶残与怯弱的悖论；杀人方法是他杀与自杀的悖论；吃人的历史是传统教育与本性使然的悖论；辩护理由是强词夺理与蛮不讲理的悖论；生存状态是想吃人与怕被人吃的悖论；进化过程是人与动物的悖论；先驱者是清醒者与疯子的悖论；父母是养育者与吃子女者的悖论；连狂人自己也是被吃者与吃人者的悖论。总之，在传统文化的理性中，人们只看到悖论双方的一面，一旦我们有了超常规的思维，悖论双方的另一面就会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鲁迅常说，对中国文化，要从反面理解才可得其正解，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