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外研究综述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始于1968年的“教堂山镇研究”（Chapel Hill），至今已经历了五十余年的发展与检验。目前已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成为传播学中重要的传播效果理论之一。宏观来看，从传统媒体的一统天下到新媒体的快速崛起，作为传播效果理论的议程设置前后经历了三个层次的演变与发展，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理论从议题议程设置的诞生、验证、发展到属性议程设置的演进，议程设置理论改写了整个传播效果研究的历程，从学者眼中的强效果模式的建立，到有限效果模式的推崇，都试图在努力找寻和改变受众态度方面的证据，然而从研究数据显示，大众媒介在对受众态度改变方面影响并不显著。当议程设置将研究视角从态度转变转向认知层面，研究大众媒介对受众感觉的影响时，传播效果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改变了传播效果的研究方向，标志着议程设置思想的日趋成熟和完善，也预示着传播效果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用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在1963年发表的《报纸与外交政治》一书中的话讲：“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人们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科恩对议程设置理论的表述堪称经典，导致几乎研究议程设置理论的学者都会在论著中将其奉为“金科玉律”。在这期间，该效果理论的主要贡献者是马克斯韦尔·麦考姆斯（Maxwell McCombs）、唐纳德·肖（Donald Shaw）和大卫·韦弗（David Weaver）。他们分别在1968年、1972年乃至1976年多次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通过受众调查检验议程设置的基本假设，主要探测影响议程设置效果的偶发因素，研究媒介议程是否可以影响受众（选民）的相关认知，即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呈现正相关，说明媒体议程的显著性与受众心目中的关注度高度相关。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如麦考姆斯、韦弗、多丽丝·格拉伯（Doris Graber）、山托·艾英加（Shanto Iyengar）、唐纳德·金德（Donald R.Kinder）等学者开始关注大众媒体对议题属性产生的“强大影响”，说明大众媒体既可以影响受众对客体的关注程度，还可以影响受众对议题属性的判断。1972年出版的《美国政治议题的兴起》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大众媒体决定受众在思考议题以及对议题的态度评价。在拓宽议程设置的角度之后，麦考姆斯修改了科恩那句关于大众传播的经典名句，在他看来，大众媒介不仅能告诉公众“想什么”，还可以告诉公众“怎么想”的问题，从此开拓了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二层次——属性议程设置阶段。属性议程设置主要是关于议题的特定属性对公众舆论影响的过程，换个角度理解就是属性的显著性怎样由媒介议程转向公众议程的过程。^[7]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不仅对传统媒体形成巨大挑战，还对经典传播理论与传播研究的显著性提出挑战，从而一举改写了大众传播的现实图景。新媒体时代信息来源多元化、信息获取可视化、信息消费碎片化、信息传播立体化等特点，导致信息流动和传播从传统媒体的线性模式转变为网状模式，对受众的影响不靠单个议题和属性，而是系列议题构成的认知网络，此时媒体除了告诉受众“想什么”和“怎么想”的问题，进一步可以将不同的信息碎片连接起来，为受众构建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判断和吸纳，形成网络分析的理论框架，即议程设置的第三层次——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也被称为NAS理论。网络议程设置与前两个层次就其理论框架而言，依然是考察显著性转移的理论构架，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理论关系，不同的是网络议程设置考察的是议题与属性在内的一系列要素的认知网络。在实证方面，各国学者对网络议程设置理论的信度、效度以及公众议程的解释力做了大量的检验性研究，为议程设置理论的升级换代做出显著贡献。

二 国内研究现状

议程设置理论的奠基人麦考姆斯曾经指出，该理论的重要特征是源于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话语体系的实证研究与验证的成立，但它不局限于美国。其他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也相继开展了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与检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明安香和刘有源在共同撰写的《传播学（简介）》中就论述了“确定议程”以及传播媒介“把关人”的作用，认为新闻媒介在决定传播什么内容和强调到何种程度方面，可以将受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些事物上，也可以让受众对一些事物“视而不见”。虽然不能决定受众的观点，但可以确定“议事日程”。^[8]随后的1986年，王怡红在其撰写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的一项新研究“议程安排”理论的探讨》中对“议程安排”进行了评论，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如何通过自身选择或强调的新闻报道，使媒介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使媒介的议程对公众的态度产生影响。新闻媒介的把关人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选择并加以突出报道，从而引起公众对某些问题重视的过程。^[9]就写作时间来看，该文章是最早介绍议程设置的相关论文。进入90年代，国内学者中如郭镇之、陈力丹、殷晓蓉、顾晓方等教授，开始了系统地研究与介绍该理论的内涵与应用、评价与反思，其中包括议程设置理论的译法也渐趋一致起来。遵循舆论引导的中国语境下的媒介强效果观，该理论嵌入中国的实证研究后，迅速地与我国特有的舆论引导和宣传结合起来。在中国，靠宣传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这就要求“正确的舆论导向”。纵观当时研究的理论层次，国内学者多集中在对议题议程设置的理解、运用与实证检验上面，在研究议程设置时更多的是结合舆论引导技巧与原则探究的理解，关于属性议程设置的研究相对较少。为完善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实际效果，复旦大学的张国良、李本乾两位教授和部分研究生，在上海和昆明两地采用抽样调查法和媒介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就规定的时段内，所刊载的全部新闻进行媒介和市民对重要议题的排序进行比较，得出“受众议题”和“媒介议题”在认知和排序方面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见表1-1）^[10]，从受众关注与媒介关注的重要议题来看，有些是完全吻合的，有些是有排序的差异性但并不显著。此项调查首次实现了对我国大众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的定量研究，得出值得认真思考和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假设性结论，议题设置功能宏观来看得到基本证实。之后，两位学者进一步从多维度、多层次开展了对议程设置影响的实证研究，其中有心理变量、行为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议程设置敏感度的影响。

表1-1 受众与媒介对13项议题排序的对比分析

续表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网络信息传播的“核裂变”模式开启，中国语境下网络议程设置的关系逻辑也渐趋呈现，但“显要性转移”的核心概念依然是理论发展的遵循。青年学者蒋忠波、邓若伊（2011）以提升网络舆论引导力为视阈，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网络议程设置环境下网络媒体与网民之间、网络媒体之间都具有议程设置的效果，区别是议程设置能力的不同而已。^[11]吴闻莺博士（2012）提出了微博自下而上的“双漏斗”式传播机制，分析微博议程设置理论假设，指出参与者在微博平台上通过对议题的围观、极化、动员而将议题列入微博议程的过程。^[12]万旋傲博士与谢耘耕教授（2015）以1232起重大公共事件为例，实证分析了网络社群议程对新闻议程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具有高度融合性，网络社群对新闻媒体具有议程引导作用，只是不同社群的引导力有所差异。^[13]应当理解，面对信息洪流，网络媒体议题的设置并不能满足与迎合每一个受众的需求，作为积极能动的受众个体，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偏爱进行“自我议程设置”，即使这样，在以微博、微信、QQ、网络视频、网络直播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数时间、多数事件的发生，受众依旧需要引导和指引，如热门网络议题，一经“点燃”便能抢占头条，成为热门和经典，甚至引导和促进政策议程的设置。

议程设置在传播领域的作用和优势已被国内外学者在理论和实践中加以验证。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师生之间思想传递、理论传输、知识传授的有效传播，将议程设置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对拓展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视野，增强师生之间“教”与“学”的有效传播，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