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出任大司寇
这次回来，我没有声张。我信奉起老子的话来，我收气敛神，依旧招收弟子讲学，磨砺自己的志向，积蓄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智慧，提高自己的境界。对弟子寓教于乐，度过着美好的时光。
当然我们不仅仅在学堂里学，也常常一起外出游学，听到一个好的去处，或是有点名望的人，我都要带上愿意跟随的弟子前往，或游玩观光，或拜师求艺，或切磋交流。记得那次带弟子们到鲁桓公的庙去参观，看到庙堂之上靠右的地方放着一个器具，弟子们很好奇，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说不准，看这种东西有一人来高，是一个大木架子，上面吊着一个小桶，应该是欹（qí）器吧，我认不准。于是我便问守庙的人，这是什么东西？守庙人说这是放在座位右边，用来警诫自己，如“座右铭”一般的器物。哦，我立刻明白了，这就是欹器，古代君王放在殿堂右边，告诫自己不能自满之物。我便向弟子们介绍这种器具：在它空着的时候是歪向一边的，盛满一半水时，就可以放得端正，而灌满水后就又会倾倒。子路说：“老师啊，有这么神奇，那我们来试试吧。”我当然也想试一试，于是便叫随行的弟子向欹器中灌水，水注入其中，果然是盛满一半时，它就竖直直立，端端正正的，而灌满时，就又倾斜了。
我又看了看，感叹地说道：唉！一切事物哪有灌满了而不翻倒的道理呢？子路疑惑，进一步向我问道：“敢问老师，要保持满而不覆的状态，有什么办法吗？”我回答说：聪明睿智而能自安于愚，功盖天下而能谦让自持，勇力足以震撼世界却能守之以怯懦，拥有四海的财富而能谦逊自守，这是所说的谦卑不自满而不倾覆的方法啊！怀着深深的敬意，我与弟子们共勉。
十几年春秋飞度，十几年与弟子们乐教乐学于曲阜城中，这真的是一段幸福无比的时光。天晴气暖，我和弟子们游学于泗水岸边；天阴冷寒，我们就在学堂切磋。泗水潺潺，留住岁月的清澈；城阙深深，洒下弟子们欢笑声声。杏林郁郁，见证弟子的成长；杏花红红，有我在林中守望岁月。当时光被凝铸成为传奇，当岁月被谱写成为永恒，那河水激荡起千秋的浪花，那杏林永驻千载的教育。杏坛之上，我弦琴而歌，歌声飞扬；杏林之中，弟子们若隐若现，声声回荡。杏坛是我教育辉煌的象征；杏林是我有教无类（15·39）、寓教于乐的体现；杏红是我桃李满天下的荣光。教育的快乐冲淡了乱世的战火，倾心的教学使我赢得了弟子们的爱戴。
总之从齐国归来，37岁到51岁任中都宰期间，我和学生游遍了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访遍了名人贤者。海到尽处天为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我的名声已经走出了国门，许多异国的弟子也来到了我的身边，我用自己的学与教积淀起丰厚的声望。
就在这十四年中，鲁昭公客死郈（hòu）城，他至死也没有回到鲁国，等到灵柩（jiù）回国安葬时，季平子还做了手脚，把他的墓与其他国君的墓用一条大路隔开，其用心非常的险恶。后来我做了司空，说服了季桓子（季平子的儿子），挖了一道人工渠，把鲁昭公的墓圈了进来，与其他的国君的墓群合为一体。鲁昭公对我有赏识之恩，这算是我对他的回报吧。
季平子立了鲁昭公的弟弟公子宋（姬姓，名宋）做了国君，这就是鲁定公。大家可想而知，鲁定公其实也成了季氏的傀儡（kuǐ，lěi），但鲁定公不甘心这样下去，很想有所作为，于是便借着三桓的家臣作乱的时机，提拔了我，我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这十四年中，我经历了自己的不惑之年，然后又迎来了天命之年。
鲁定公三年（公元前505年）季平子死了，儿子季桓子（季孙斯）继位。季孙斯年幼，不能操控家族的事务，家臣阳虎便开始蠢蠢欲动，掌握了季氏家族的实权，后来软禁了季孙斯，还杀了他的堂弟，逼他屈服，最后阳虎成了季氏的代理人。因为孟孙氏和叔孙氏的当家人都年幼，所以阳虎也就成了鲁国的第一权臣，他领着三桓少主执政鲁国。阳虎专权，他认为自己底子不厚，力量不强，便想拉拢社会上的名流为自己助阵，当然他也想到了我。他想用我，但我躲着他，他派人来阙里找我多次，我都以各种理由推脱掉了。我知道他不会有好的结果。
当时社会现状是周王室渐衰而诸侯渐强，礼崩乐坏，争强斗狠，互相攻伐，民不聊生。诸侯不尊王室，所以他们的臣下大夫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架空了诸侯，而作为士大夫，不守臣道，犯上欺君，其恶习又传给了他们的家臣，家臣渐渐又架空了大夫。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房檐滴水滴滴照啊。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建立武力强大的国家，也不是积累多少财富，更不是拉拢和联合多少民众，说得透彻一些，是因为没有贤人在高位上。我想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幸，是缺少好的当家人，王室衰落是因为王室不任用贤人的结果，诸侯衰落是因为诸侯不用贤人的结果，大夫衰落是因为不用贤人的结果。一切的兴衰归根到底是用人，用好人还是用坏人是不一样的。用贤人、君子能成其美，成其美则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用歹人、恶人只能成其恶，成其恶则天下流恶，民不聊生。
阳虎不死心，于是趁我带弟子出门时，送来了一头小蒸猪。按礼节，即使我不在家，有人送礼也要登门拜谢的，阳虎看来给我耍上了心眼儿，小样儿，我不在家你来送礼，那我也等你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就可以了。我放出几个弟子，有传回消息说阳虎出门了，我便起身赶往他的府上，送上拜谢的礼，被告知他不在家后，我便轻松地离开了。
谁知冤家路窄，在回去的路上没走多远，又碰上了阳虎。他的仪仗队气势不小，阳虎一见我就明白了，我是用了和他一样的方法来还礼了。他便叫我来到他跟前，我讨厌见到这个仗势欺人的人，但是现在还要表现得很谦和顺从。他问：“明明有治国之才，却不肯为国家效力，听任邦国迷乱，能叫有仁德吗？”我随便答他不能。心里却在想，就是你阳虎乱邦迷国的，贼喊捉贼呀。他又说道：“想要做一番事业，却错失良机，这能叫有智慧吗？”我还是答他不能。什么是良机？帮助你阳虎成就的是什么，这绝不是成人之美，而是成人之恶，我怎么能与你等同流合污呢？我心里想着，不露声色地站着，相持了一会儿，他又说：“岁月在流逝啊，时间不会等我呀！”看样子他在感叹，又像是想博得我的同情，我还是顺从地说了一句：是啊，我也应该出来做点事儿了（17·1）。
怕恶人不算无能，敬君子方显有德。看阳虎飞扬跋扈（bá hù）的样子，就知道他的聪明没有用对地方，我说的“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16·2）。”意思是说家臣犯上掌握国家的命运，很少有能传递三代的，阳虎必然会很快失败的，果然阳虎的野心渐渐地膨胀了，他联合了费邑（季孙氏的封邑）的公山不狃（niǔ，季氏的另一个家臣，因为阳虎的信任，所以让他掌管费邑），想灭掉三桓和鲁定公自己当国君，这种狼巴子吃天的行为很快失败了，阳虎出逃到了齐国，把自己的封地（鲁国边境的两个城邑）送给了齐景公。这样的人，到哪里都会拉拢人的，他引起了齐景公的戒备之心，便被驱逐出了齐国，而后阳虎又到了宋国也被驱逐，无奈到晋国，投到了晋国大夫赵简子的门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但正是阳虎的犯上作乱，造成了国家的动乱、国力的衰弱，国君认为鲁国应当选拔能人来掌管国家、扶危救困，当然以我的威望和名声最好、最有感召力。为此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出来从政呢？我回答他说：“《尚书》上说：‘孝啊，只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并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这也就是从事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从政呢（2·21）？”鲁定公让我做了中都（今山东汶上县西约40里，鲁西北部的一个城邑）宰，这年我51岁。以我的声望来治中都这样的小地方，真的很轻松，不到半年，我就把这里治得井井有条。
一个地方治好了，许多地方的人都来学习，这个小小的中都邑成了各国诸侯观摩学习的地方，这自然给鲁国带来了不小的声誉。不久国君又提升我做了小司空，做小司空却让我有点儿尴尬，鲁国掌管司空事务的是孟氏，而孟氏家族的两个孩子都是我的弟子，老师给学生当助手，这也同样让孟家的继承人孟懿子尴尬。不过孟懿子很懂事，对于我的做法他都赞同，我放开去实施了，兴修了水利，规划了山林，制定了林源畜牧的边界，边界划清了，山林规整了，田地旱涝有了保证，凝聚了人心，一切的事情都办得很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修了条渠，把昭公的墓和其他国君的墓圈在了一起。一年下来，我有了明显的业绩，在鲁定公十一年（前499年），我擢（zhuó）升为鲁国的大司寇，兼代处理丞相的事务，这样我迎来了一生最荣耀的时刻。
作为国相，我可以和国君一起商量大事了，起初鲁定公想试探我一下，便问国君役使臣子，臣子服侍君主，各自应当怎么做好呢？我回答他：君主应该按照礼节来使唤臣子，臣子应该用忠心来服侍君主（3·19）。也许他话中含有让我谄媚的成分，但我告诉他，君王和臣子应该相互以礼相待。接着他又问我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儿吗？我答他说：对语言不能有那么高的期望，有人说做国君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了做国君难，自然就会努力做事，这不近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旺吗？定公又问，有一句话能使一个国家灭亡，有这样的事儿吗？我回答他：对语言的作用不能有那么高的期望，有人说做国君没有让我感到什么快乐，唯一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话没有人敢违抗，如果说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这不是很好吗？如果说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这不就是近乎一句话使国家灭亡吗（13·15）？
大司寇掌管一国诉讼案件，手里握着生杀大权，而且还要行使国相之事，帮助季桓子管理国家，这样我就处在权力的核心了。有了这样的权力，以上势下推行自己的执政思想，不就可以水到渠成了。想到这些，我不自觉地就流露出了高兴的神色，跟随我的子路便问：“老师啊，我听说君子祸患来临不恐惧，幸运降临也不表现出欢喜，现在您得到了高位而流露出欢喜的神色，这是为什么呢？”我心里一惊，知道自己这样做有些失态，便回答道：“仲由啊，你说得很对，确实有这样的说法，但不也有‘显贵了而仍以谦恭待人为乐’的说法吗？”子路钦佩地点了点头。
做了鲁国的上卿，我请原思（姓原，名宪，字子思，亦称原思，宋国商丘人）出任我的家庭总管，后来给他开了900斗小米的俸禄，他推辞不要。我说不要推辞了，如果你觉得有多余，可以送一点儿给你的邻里乡亲们呀（6·5）。原宪清静守节，善于修身，他向我请教什么叫耻辱，我告诉他：国家政治清明，做官领俸禄很好；国家政治黑暗也做官领俸禄，就是耻辱。他又问我，好胜、自夸、怨恨和贪婪，这四种毛病都没有，可以称得上仁吗？我说这是难能可贵的，至于是否是仁，我就不能断定了（14·1）。仁是一种高的修为，是怀有一颗对世界慈悲的心，原宪把仁理解得简单了。
提到原宪，我们这里顺便介绍一点儿他的事迹。他安贫乐道，我死后，遂隐居卫国草泽中，茅屋瓦牖（yǒu），粗茶淡饭，生活极为清苦。子贡做了卫国的上大夫后，穿着轻裘（qiú），衣着华丽，坐着驷马高车，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来看望原宪。因陋巷狭窄高车无法通过，只好下车步行。原宪衣冠不整，就出来和子贡见面。子贡关心地问他：“啊呀！你是不是生病了？”原宪回答：“无财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我没有病，只不过穷而已。”子贡见他这个样子，很惭愧地走了。原宪站在门口，徐步曳杖朗诵着歌颂其祖先的诗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
人的名，树的影。听说我做了大司寇，许多奸邪的人，立刻开始收敛了。城中有一个羊贩子沈犹氏，经常一大早把羊喂饱喝足，往羊肚子里灌满水，增加了重量后，赶到市集上卖，听说我当了司寇，不敢这样做了。有一个叫公慎氏的人，他的妻子不守妇道，经常和一些歹人打情骂俏，做出了伤风败俗的事来，他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管束，听说我当了司寇后，十分紧张，赶忙和这个不守妇道的老婆离了婚。还有一个叫慎溃氏的人，平时胡作非为，违法乱纪，是一个典型的刁民，听说我当了大司寇，便赶紧离开了鲁国，去了别的国家。我当大司寇，对那些目无王法的人、丧失德行的人，以及想行凶作恶的人，是一种震慑。
最值得一提的是诛杀乱政大夫少正卯。我摄政的第七天，便拟定了他的罪行，在宫门外的两座高台之上，杀了他，然后在朝廷上暴尸三日。对于少正卯，我为什么下这么狠的心呢？让我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这个人。少正卯是鲁国的大夫，少正是他的官职，卯是他的名。他巧言善辩，在鲁国也算是有名的人物，他在我去齐国期间也开始办私学，广收门徒，因为他巧舌多变，多次把我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使我的门下“三盈三虚”，有很多次几乎没人听我的课了。不明白的人可能认为我在打击报复，其实少正卯教学并不是以正道来教人的，许多时候他教人投机取巧。我们大家都知道，投机取巧的人聚恶成群，这是一个良性社会最应该警惕的。
在我开始创办私学的时候，在郑国有一个人也在办学，他叫邓析，他教人打官司，教人怎么样钻法律和道德的空子。许多时候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弄得郑国是非不清，没有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得郑国好多人放弃了应该从事的劳动，跟他学习打官司。郑国出现了举国争讼的乱现象，民众都不从事生产了，打起了官司，这样国家还不衰败吗？这种祸国殃民的做法，也把邓析送上了断头台。就在我出任中都宰时，他被国君正法，但郑国从此走向了衰弱，巧言乱德，巧辨乱国，对奸邪的人保持警惕永远是一个良性社会应当具备的原则。
诛杀少正卯后，子贡认为我做得有点过分，于是来找我，说我失策，我便告诉了他原因。这里讲给大家，也便于大家更能认清坏人的实质：天下称得上大恶的有五种，盗窃的行为都是算不上的。第一是通达事理，却又心存险恶；第二是行为邪僻，而又坚定固执；第三是言语虚妄，却又能言善辩；第四是对不义的事情知道得太多；第五是言论错误还要为之润色。这五种大恶，只要有其中的一恶，就免不了受正人君子的诛杀，而少正卯五种罪恶样样都有，他身居一定的权位，足以聚集自己的势力，结党营私；他的言论，足以伪饰自己迷惑众人而得到声望；它积蓄的强大力量，足以叛乱礼制成为逆端，这就是人中奸雄啊，不可不及早的除掉。历史上，商汤杀掉了伊谐，文王杀掉潘正，周公杀掉了管叔、流放蔡叔，太公杀掉了华士，管仲杀掉了付乙，子产杀掉了史何，这七个人生于不同的时代，但都被杀，就是因为都具有一样的恶行，所以不能放过。《诗经》中说：“忧心如焚，被群小所憎恶。”如果小人成群，那就足以令人担忧了。
作为鲁国最高的法官，每一件案子我都非常慎重。我拿以前的法律和条文进行参考，但更加重视犯罪的性质，以及对罪犯用刑的影响，所以在办案时经常与下属商量，把不同意见的人都请进来，听取他们处理的意见。我经常问的一句话是：“你们认为应该怎么判？”这样既充分调动了法官们的积极性，又能从中选择最好的判案方案，真的是一举两得。
我深知身居上位的人没有教育引导好百姓，没有教导人们走正道、行孝悌，结果下面的百姓犯了罪，就把他们处以刑罚，甚至把他们给杀掉，这是不符合情理的。所以对于许多案件酌情判罪，我更知道“以政令来管理，以刑法来约束，百姓虽不敢犯罪，但不以犯罪为耻；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百姓不仅遵纪守法，而且引以为荣”（2·3）的道理。在上位的人都是老百姓的表率，表率是恶的，老百姓就会从恶，表率是善的，百姓就会从善，我酌情判案，就是在引导百姓免于诉讼，意图向善。《论语》里收录了我这时说的一句话：听诉讼审理案子，我也和别人一样，目的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12·13）。因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重视案件双方的当事人，判案不是为了结案，而是为了教化百姓。所以我当大司寇一段时间后，鲁国争讼的事件明显减少了。
这里举一个我办过的案例吧。有一对父子来打官司，父亲告儿子不孝，儿子辩说父亲不亲，我就把他们俩都羁（jī）押了起来，并且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一直等了三个月，也不做判决，最后直到父亲请求撤回诉讼，我便把这对父子都放了。季桓子听到这件事后很不高兴，而且还拿我以前说的话来问罪，他说：“大司寇欺骗我啊，从前，他曾对我说过，治理国家一定要以倡导孝道为先，现在杀掉一个不孝的人来教导百姓遵守孝道不可以吗？大司寇却又赦免了他们，为什么呢？”他当然不理解其中的情理，因为他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他希望别人都能效忠于他，所以不问青红皂白，杀子敬父，就是对自己权利的捍卫。当有人把季桓子的话告诉我时，我说出了缘由：作为统治者教化百姓，自己没有起到表率，罪责不在百姓一方，那个告儿子不孝的人，没有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好自己的儿子，这样儿子叛逆不是很正常的吗？而他却依仗着自己是父亲来告儿子不孝，其实他自己也是有罪责的，所以我把他俩关在一起很长时间，就是让他们父子之间互相认识过错，如果杀了儿子，岂不是把父亲的罪无形中放大了吗？这样不是给国人一个误导，父亲做错了事也不能反对，那么这不是在教化百姓向善，而是在教化百姓向恶。《诗经》中说：“辅佐天子，使百姓不迷惑。”能做到这些就不必用酷刑峻法了，现在社会教化紊乱，刑法繁多，民众迷惑，有随时落入陷阱的可能，官吏又用繁多的刑律来控制约束，所以罪行越繁多，社会越不安定，这个道理不是什么人都能懂的。
鲁国在我的治理下有了起色，周边的小国都来向鲁国讲和，但这也引来了国际上的是非。鲁国不算是小国，可是对于晋国和齐国来说，的确是小国。齐桓公称霸时，鲁国依附齐国，晋文公称霸时又依附晋国，现在齐国在齐景公的治理下，又有所强大。鲁定公九年时挑战晋国，还攻占了晋国的几个城邑，齐国的势力越来越强了，便想要鲁国依附它。鲁国确实左右为难，现在刚刚经历了阳虎之乱，而我治理鲁国还不稳固强大，齐景公又害怕鲁国在我的手里强大起来，所以要先下手为强。
他听了大夫犁弥的谗言，说鲁国用了我孔丘，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国力强盛，危及齐国，于是他们便派使者说要与鲁国友好会盟，想先探探鲁国的虚实，会晤的地点在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市南），夹谷是齐国境内的一个地区，与鲁国的北部边境相距不远。齐灵公时，灭莱国（今山东昌邑东南），迁莱人于此，当时莱人还未开化，被视为蛮夷。收到齐国使者传递的消息，鲁国朝堂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与齐国会盟，这明显是要要挟鲁国，会没有好会，宴也没有好宴，怎么办？
三桓家族一个个闭气装哑，谁都知道陪国君去凶多吉少，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将遭到国人的痛骂，遗臭万年。看到三桓灰色的表现后，我便决定陪国君去会盟了，一是自己正在担任国相之职，这个时候后退，怎么给鲁国人打腰提气呢？二是以前曾去过齐国，对于齐景公我比较了解；三是对于会盟的事宜和礼仪我最熟悉。国难当头，舍我其谁呢！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我选定了参加会盟的文武官员，并且请求鲁定公带上左右两司马，把兵驻扎在北部的边境，距离夹谷不远。
会场设在一处比较空阔的地带，地面上临时搭起了三级阶梯的土台。齐景公和鲁定公相见礼毕，相互揖让，登台就席，双方随行人员依次列于阶下。献礼后，齐国执事者马上提议表演当地的舞乐助兴，于是附近一群莱人手持各异的兵器，鼓噪而至。看着一群凶神般的野蛮人，我就知道不妙，这明摆着是要给鲁定公一个下马威，或是要挟持国君吧。我顾不上登台的阶梯，三步并作两步跨了上去，挡在鲁定公的前面，一边大声呵斥、威慑莱人，一边高喊鲁国的卫队上来保卫国君，卫队在我的呼喊下，上来护住了鲁定公。我要为刚才的冲动讨说法，于是走到齐景公面前，严厉地责问他说：“两国国君友好相会，而外族的俘虏用武力来捣乱，您齐君绝不会用这种手段来对付诸侯吧？”齐景公被我问得语塞，我还是抓住不放，斥责道：“按照周礼，边鄙荒蛮之地，不能谋害中原，四夷野蛮之人，不能扰乱华人，俘虏囚犯，不可冒犯会盟，武力暴行，不可威胁友好。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对神灵是不敬，在德行是失义，对人是无礼，你堂堂大国的国君，不会这样做吧？”一阵连珠炮似的攻击，齐景公无语对答，心愧理亏，连忙摆摆手，让莱人离开，我和卫队也退了下去。
接着齐国又派上了滑稽的侏儒和戏谑（xuè）的艺人，登上台边舞边唱，搔首弄姿，摇臂摆臀，极为不敬。我一不做二不休，又冲上台去，指责齐景公在用不庄重的礼仪戏弄诸侯。而且为他辩护说：“这绝不是您的想法，你不会这样做的，是这些人不懂礼貌，今天来会场作乱，按礼当斩。”于是逼着齐景公下令，当场腰斩了这些戏人，会盟弄成了血腥的屠场，但齐景公自知理亏，开始时的气焰被打得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齐景公拿出了盟约，说是齐国出兵征战，要鲁国也派三百辆兵车跟随。这里显然是把鲁国当作齐国的附属国，但齐国强大，鲁国弱小，也只有这样来保全自己了，不过我也加了一条，就是要齐国归还阳虎送给齐国的汶阳之地。齐景公面露难色，我义正词严：“阳虎是鲁国的乱臣，接收别国的乱臣，还顺便侵吞别国的土地，不给就是不义！”无奈齐景公点头同意，不得不把汶阳之地归还鲁国，夹谷之会后，我们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回国后的齐景公气愤极了，在朝堂上大发雷霆，抱怨左右的人说他们是在用旁门左道辅佐，而我是在用正统的周礼来辅佐鲁君。说实话，这次会盟是他们低估了我的能力，齐国的朝臣以为我只是一个懂点礼数的文官，可他不知道“仁者必有勇（14·4）”的道理。让他们过早地见识了我的能力，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事，这里又滋生出许多事端，为我以后出国埋下了不幸的一笔。
夹谷会盟不久，国内又出现了动荡，叔孙氏的家臣占据着他的封邑郈（今山东汶上县北40里），开始叛乱，郈城防御坚固，易守难攻。本来平安无事，就是因为叔孙家族的叔孙武叔与郈邑宰公若藐有旧怨，他掌管叔孙氏家族后，便派了自己的心腹侯范将公若藐杀了。可杀了公若藐，掌握了郈城后，侯范转而反对叔孙武叔，居郈叛鲁。叔孙武叔亲自率师围攻郈邑，一连两次都没有成功，后来费了很大的劲儿才逼迫侯范出国逃亡，收复了该邑。
再说季氏的采邑费，原来阳虎失败后，公山不狃（niǔ）一直占据费城叛乱，时间长达七八年，费城久攻不下，季孙氏无可奈何，我做中都宰之前，公山不狃还派人让我去帮助他。我准备前往，子路很不高兴地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到公山氏那里去呢？我说那找我去的人岂会让我白去一趟？如果有人用我，我就会使周朝的德政在东方复兴。说归说，由于子路的坚决反对，我便没有去（17·5）。
在春秋时期，各国大夫都有自己的采邑，大夫们自己身居国都，采邑一般委派家臣管理，并在那里发展自己的势力，兴修城堡，加强其统治。经过多年的经营，鲁国三桓家族的三处采邑，已经发展为规模巨大、防御坚固的军事要塞，其实力已经可以和国都抗衡了，所以三家大夫有恃无恐，常常做出向上犯君的举动，国君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在鲁国，因为季孙氏的实力强大，所以季恒子便执掌鲁国朝政，国君也必须听他的，国君要发布些政令，也必须经季恒子同意，所以鲁定公有其名无其实，当然他也常常为此生气，怎奈季氏势力大，又不得不忍气吞声。
自从我任大司寇并摄相事后，就经常接触到鲁定公，也常常看到他尴尬的样子，于是也给了他很多削弱三家大夫的意见，鲁定公总怕惹出麻烦而不敢采用。现在家臣叛乱，大夫们的后院着火了，他们的采邑成了家臣聚积势力造反的据点，不如向他们建议拆除这些城邑的防御设施，表面可以帮助大夫们解决家臣叛乱的问题，实质上对他们自身也是一种削弱。这个建议提出后，鲁定公认为可行，于是在朝会时争取了三家大夫同意后，便开始准备拆除三家大夫采邑那高大坚固的防御设施。季孙氏的采邑是费（今山东鱼台西南）。孟孙氏的采邑是郕（同成，今山东宁阳县东北），是当时鲁国北部的要冲。叔孙氏的采邑是郈（同后，今山东平县彭集镇后亭村一带）。按照周礼，大夫们的城墙都有一定的规格，但现在已经严重超标，所以超标的部分拆除就可以了，历史上称为“堕（huī，同隳，毁坏之意）三都”。
子路现在任季氏家的总管，堕三都的计划由他代表季氏实施最合适。先堕郈邑，进行得比较顺利，接着就准备堕费城。公山不狃开始不安稳了，他抢先派人偷袭国都曲阜城，这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叛军攻进了曲阜城，把鲁定公、季桓子、孟懿子、叔孙武叔等人都围困在季氏家的高台上，公山不狃下令强攻，有的箭都射到了鲁定公的身边，情况十分危急。因为子路率军不在城内，我得到了战报，马上组织士兵反攻，号召城内的百姓也拿起了武器，同叛军作斗争，并且派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子路，让他率兵拦截叛军。这样敌人被打败了，于是费城的高墙也被拆了。
最后要拆的是郈城，郈城是鲁国北部的要冲，城邑宰公敛处父在平定阳虎叛乱时有功，还救过季桓子，所以孟氏对他很器重，而公敛处父没有任何反叛的迹象。因为孟懿子是我的学生，我想从情感上，孟氏家族也不应该反对，可是公敛处父却在暗中告知孟懿子说：“情况与情况不同，城邑与城邑不同，我没有反叛鲁国的想法，毁掉了郕（chéng）城的防御，齐人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直抵鲁国的北门了，况且郕城又是我们孟家的保障，没有郕邑也就没有孟氏家族了。”他的话孟懿子非常欣赏，他告诉孟懿子说：“你就假装不知道，让我来应付吧。”于是孟懿子就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不好意思出来反对，却佯装不知，孟孙氏和叔孙氏也已经渐渐地明白我的意图，也不做干预，站在一边看热闹。
堕郕城的事一直拖到了这年12月，季氏和叔孙氏不愿出兵，最后只好由国君单方面行动了，结果子路带着国君卫队那点可怜的人马，久攻不克，失败而归。
其实郈城未拆这只是个失败的开始，因为堕三都已经引起了三桓的疑虑，抑家臣强大夫他们肯定愿意做，可关键是家臣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也被削弱了，而相比之下，对国君最有利，所以，他们渐渐地明白过来了，从他们最后对待郕城的态度可以看出来。这个办法是我向国君建议的，所以我失去了三桓的信任。子路也在此时，因公伯寮在季氏面前的诋毁，而失去了职位，子服景伯（鲁国的大夫）对我说，如果想治公伯寮罪的话，他可以帮我把公伯寮杀了，我想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也可能是掌握了公伯寮为非作歹的证据。但我叹了口气说：大道如果能实行，这是天命，如果不能实行，这也是天命，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14·36）？公伯寮虽然是我的学生，但是他无心求学，他求学的目的就是想能接近权贵，依附权贵，然后能有所显贵。为了能够得到权贵的赏识，他不惜出卖同学和老师，如果也采用那些不正当的手段来收拾他，这和他没有多大的区别。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何必跟他计较呢？更何况机关算尽的人总被机关所困。
堕三都失败后，鲁国政坛进入了冷战时期。三桓家族了解了我的意图，明白了我执政的观点，要恢复周礼，恢复周礼下规定的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理念显然和他们的政治利益相冲突，于是他们先是冷落我和鲁定公，让我感觉没有他们什么事儿都做不成，然后又暗中拉拢鲁定公，把我一个人分化出来。鲁定公不像鲁昭公那样有志气，很快便与他们同流合污了，我这个大司寇成了一个空空的头衔。
更加不幸的事又来了。齐国已经看到我治理下的鲁国渐渐地变强，他们也知道人心向背的力量，不忍心让邻国强大威胁自己，于是便想尽办法来阻止我从政。那个犁弥又给齐景公出了主意，用美人计的办法来离间我和鲁国君臣的关系，他们抓住了鲁国政客好色不好德的弱点，选派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良马，送到了鲁国，名义上以示友好亲善。季桓子和鲁定公碍于我的面子拒收。但是齐国的使者便在鲁国的南门外搭起了台子，把这些良马和其他的物品摆放好后，让那些美女在舞台上跳艳舞，引得鲁国城内的百姓都来观看。经不住美色的诱惑，季恒子化妆成百姓，偷偷地跑去看了多次，然后又拉上鲁定公，以到城外巡视为名观看了一天，最后他们下定决心接受下来。
子路知道了这件事情，心中特别气愤，找到我说：“老师啊，他们太不像话了，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他们做尽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走吧。你以前不是说过，君子这样的人始终都会得到用武之地的吗？如果鲁国不用咱们，咱们可以到别的国家去。”我是这样说的，但那时话意中有三分是不得志，有七分是激励弟子们上进做君子的。
季桓子和鲁定公收下了齐国的美人，三日不开朝会，子路又来催我了，许多弟子也认为鲁国已经没救了，主张去其他的国家发展，我说再等等吧，等到过了郊祭以后再说吧（18·4）。按照礼节郊祭完了以后祭品要分送给大夫们，如果分给我，说明他们心中有我，如果不分给我，说明他们心中没有我，我们再走也不迟。郊外祭典过后，果然没有分送祭肉给我，我知道了季桓子和鲁定公的心中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伤感之中决定和弟子们出国寻求发展。离开祖国是依依不舍的，途经龟山时，我吟诵了《龟山操》来表达这种依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