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走向“列国传”:曹魏史中的四夷传记
《三国志》中的四夷传记全部设在《魏书》,且仅一卷,名为《乌丸鲜卑东夷传》,[1]而“乌丸鲜卑”与“东夷”前各有序,因此实际上可分为两篇。两序结构基本对称,表明了作者如此分篇的用意—它们分别代表了四夷之于中国的两种意义。《乌丸鲜卑传序》开篇即云“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猃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秦汉有匈奴之患,匈奴衰落,继之以乌丸鲜卑,因此《乌丸鲜卑传》代表夷夏关系中夷狄“为中国患”的一面,呼应了前史的《匈奴传》。《东夷传》则具有与汉代之西域相当的意义,代表一个时代中国人对世界认知的极限。[2]其序开篇云:“《书》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五服,末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东夷传序》首引《禹贡》此句,展现了对殊俗遐远的关心。序言接着追溯了汉通西域的历史,点出“然后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详载焉”,所指即《汉书·西域传》。序言又继续讲到曹魏以来与四夷国家的联系,尤其是征讨东夷,使中国人视野中的“天下”向东拓展。要言之,《东夷传序》在追溯自身源流时并没有提及此前史书中关于东夷的记载,而是在勤远略、致殊方的意义上比附了《汉书·西域传》。
《三国志·东夷传》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东征军的报告。同书《毌丘俭传》载:“六年(正始六年,245),复征之(案,指高丽),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诸所诛纳八千余口,论功受赏,侯者百余人。”[3]《东夷传》序言称魏军追奔,东尽大海,“长老说有异面之人,近日之所出”,其事于传内又有详细记载:
王颀别遣追讨宫,[4]尽其东界。问其耆老“海东复有人不”,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人衣,其两袖长三丈。又得一破船,随波出在海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生得之,与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东大海中。
这立刻令人想起《汉书·西域传》中一段类似的话:“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也。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5]西汉使者一路西行,带回西方“近日所入”之处的传闻。东汉时的甘英向西走得更远,因此东汉史书记录下对世界西境的新认识。[6]曹魏则转而向东寻求近日所出之处,据《东夷传序》,东征军“穷追极远”,“东临大海”,“遂周观诸国,采其法俗,小大区别,各有名号,可得详纪”,可知除海东传闻是由东征军询问汇报外,东方夷狄诸国的法俗名号等皆由东征军记录汇报。[7]
这些报告理当被记入曹魏国史和王沈《魏书》,而后被陈寿《三国志》采用。王沈《魏书》的东夷部分已经亡佚,不过乌丸与鲜卑部分见于裴注引录,可以作为了解《三国志·东夷传》与王沈《魏书》关系的参考。陈寿在《乌丸鲜卑传序》之末云:“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其习俗、前事,撰《汉记》者已录而载之矣。故但举汉末魏初以来,以备四夷之变云。”[8]这里说的“《汉记》”应指《东观汉记》,[9]陈寿在此明确表示不重复收录《东观汉记》已有的内容。检视此篇正文,确实如序中所言,只记录乌丸鲜卑在曹魏的历史事件。裴注所引王沈《魏书》的内容是乌丸鲜卑的风俗及它们在汉代的史事,与范晔《后汉书》相校,风俗部分文本极为相似,史事则裴注所引《魏书》较略。由此可知,陈寿特别强调“撰《汉记》者已录而载之”、“但举汉末魏初以来”,背景是王沈《魏书》对乌丸鲜卑的记载有大量重复《东观汉记》的内容,陈寿要将它们刊除。
《东夷传》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如上所云,曹魏征高丽后才“周观诸国,采其法俗,小大区别,各有名号,可得详纪”,陈寿序云“故撰次其国,列其同异,以接前史之所未备焉”,也说明前史亦即两汉正史没有这些内容。如此,陈寿也就没有理由对王沈《魏书》的这一部分做大规模删节。裴注在《东夷传》部分仅据《魏略》补充数条,而完全不曾引用王沈《魏书》。考虑到裴注之于正文有补足的关系,或可认为陈寿《东夷传》对王沈《魏书》没有明显删节,因此裴注也无可补充。
在体例特征上,曹魏史的《东夷传》虽然像《汉书·西域传》一样是列叙诸国,但已经不再有穿插于诸国之间的交通线叙述,国与国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国家可以视为叙述的基本单位。虽然《三国志·东夷传》也关注各国之间的相对位置,但只是在各国开始时描述其四至。这种叙述方式与陈寿序中云“撰次其国”即强调“国”的本位意义也相呼应。魏晋时期的政治观念中,“九服混同、声教无二”已经成为验证皇权正统性、合法性所必需的要求,[10]因而用罗列诸国的形式将穷尽绝远、万国来朝的政治意象呈现于史传。罗列诸国的体例在《汉书·西域传》本为因事制宜,至曹魏以来逐渐成为一种固定体裁。
[1] 《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1—863页。本节引此传一般不再出注。
[2] 关于《三国志》何以不记载西域的讨论很多,可参马晓娟《“略如汉氏故事”—〈三国志〉的西域撰述》,《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3] 《三国志》卷二八《魏书·毌丘俭传》,第762页。
[4] “王颀别遣”似为“别遣王颀”之误,上引《三国志·毌丘俭传》可证,《资治通鉴》魏邵陵厉公正始七年亦同《毌丘俭传》。《资治通鉴》卷七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66页。
[5]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88页。
[6] 如范晔《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在说明《汉书》所记“与今书异矣”后,又解释道:“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第2920页。则“今书”之所以有异,是由于使者达到了前世所未至的条支,而这位使者就是甘英,“今书”自然也应是《东观汉记》。《魏略》则径云“今在”云云,见《三国志》卷三○《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第860页,这很可能是直接据《东观汉记》而来。
[7] 刘范弟《〈三国志〉四夷传偏缺原因试探》一文也据此认为:“陈寿《三国志·东夷传》之材料,当主要来源于王颀的报告。”不过并非直接利用。《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8] 《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58页。
[9] 可参前引刘范弟《〈三国志〉四夷传偏缺原因试探》一文。
[10] 此语出自《晋辟雍碑》对晋武帝功业的描述。图版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页。录文可参[日]福原啓郎《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2年,第121页。魏晋时期的这一现象,参见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第三章第一节《帝国的角落:华夏帝国礼乐制度中夷狄的位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9—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