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书·西域传》传统与官修史体制的矛盾

到曹魏时，“列国传”模式在叙述结构的层面上已经出现了。但远征拓土不常有，根据出使或远征报告编纂正史“列国传”具有偶然性。这之中蕴含着中古官修史运作的基本矛盾：《史记》体裁的出现本是为了适应丰富多变的史源；^[1]而官修史运作想要稳定持续，只有以日常政务运作为基础，能够获得的史源较为有限，无法满足《史记》《汉书》体裁的全部需求。纪传史中的一些部分难以与政务运作接轨，“列国传”就是其中之一。

上述矛盾被曹魏史的编纂者巧妙回避，到《宋书·夷蛮传》终于凸显出来。^[2]《宋书》没有为西域诸国立传，其《夷蛮传》所记诸国之于东晋南朝的角色与西域诸国之于北方政权类似，传末也追溯汉代开通西域，此传在意义与体例上皆属“列国传”系统。^[3]而且，由于对象国家转换，具体文本全无受前代影响的可能，反而使其编纂上的变化更易显露。

《宋书·夷蛮传》记述诸蛮夷，内容几乎仅限于以下几类：记事可分为与刘宋交战、刘宋策命、夷蛮朝贡三类，引录官方文书可分为上于宋廷或从宋廷发出的两类，少数的例外事项都是记载刘宋对该夷地区的统治，具体情形可参见下表。

表2–1 《宋书·夷蛮传》诸国记事分类

①苏摩黎、斤陁利、婆黎三国奉献事，附于《天竺迦毗黎国传》之后。

这些内容显然都来自刘宋官方资料，史官修撰此传的具体做法，就是将政务部门的日常记录即起居注一类资料中与诸夷蛮相关的事项筛选拣出，分国排列，汇为一编。官方档案中没有关于诸国地理风俗方面的内容，史官就听之任之，由此导致成稿面貌与《汉书·西域传》以来的叙述传统差别颇大，尤其是对诸国风俗文化的漠视，与以往史书迥异，也与此后进一步发展的纪传体官修史不同。《宋书·夷蛮传》仅仅依据文书档案，适应了官修史的环境，却牺牲了“史学传统”上的要求。

《宋书》的极端做法没有就此延续，后来官修史“列国传”的面貌显示，史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拾。从有清晰记载的唐代修史制度中，能够发现解决官修机制与史学传统矛盾的办法。《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记载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十余项，^[4]对应了纪传体史书须有的各种篇章，其中“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掳畜产，并报”两条对应四夷传记，前者尤与“列国传”模式匹配，后者更适合匈奴、鲜卑、突厥一类的传记。由上述规定可见唐代的官修史体制是由政府各职能部门与修史机构分工合作，参照史学传统由各相关部门向史馆上报材料，以备修史。关于四夷列国的材料收集与传记编纂，也包含在这一体制中。

官修史体制与《汉书·西域传》史学传统的矛盾，在刘宋和唐代的官修史“列国传”编纂中导致全然不同的结果，是由于两个时期编纂流程不同。“使图类”文献的出现对编纂流程的改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下文考察“使图类”文献与《梁书》《隋书》四夷传记的编纂，以及唐代修史制度中相应机制的形成。

[1]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2]  《宋书》卷九七《夷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7—2402页。

[3]  不过此卷除列叙西南、南方及东方近二十个邦族外，还对佛教在刘宋盛行的情况作了长篇叙述，两部分内容显然来源不同，应是后来撰述者的拼接。以下分析不考虑此传中叙述佛教发展史的部分。

[4] （宋）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85—1286页。《五代会要》中亦有相关记载，（宋）王溥《五代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3—294页。杜希德对两处记载进行了考辨，［英］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25页。又可参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5页。